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
一、中国儒学传统的民族主义思想
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是建立在以汉民族为中心基础上的一种族类思考，其中包括了族类的自我认同和民族文化的确立。中国的历史文献始终是以中原统治集团的阶级利益为基本观念，并以中原民族为主体对周边各民族进行识别和认定，从而把周边民族称之为“夷、狄、蛮、犬戎、犭严狁”等，用一些鄙夷义的文字形式来命名他们。
就族类认同来说，可以上推到早期神话和上古文献，许多传世的原始记录中都有华夏民族自我认同的文字，在儒学传统的经典著作中更加明显。早期的族类的认同并没有引起相互的排斥，而是在连年不断的战争中实现着相互兼并和融合，如黄帝、炎帝和蚩尤本来不是同一个族群，但是经过战争的兼并和融合，逐渐形成了族群的重新组合。如《左传》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论语》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证明虽然在认知上产生了“诸夏”和“夷狄”族群之间的差别，但并不相互排斥，而是具有一种兼容态度。但是随着中原民族的迅速发展，渐渐出现了中原民族与周边民族的文化差异和语言差异，于是原始族群的相互认同观念发生了变化，由相互认同转化为相互排斥。例如《左传》中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在这一思想影响下，周边民族也形成了与华夏族不认同观念，如春秋时期晋国认为北方戎族虽然帮助自己在殽之战中建立功勋，但毕竟“非我族类”，故反对戎族参与晋国政治，戎族首领姜戎子驹支申辩说：“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不与于会，亦无瞢焉！”可见当时在周边民族心目中也已经有“华族”概念。
随着族外排斥思想的出现，族内的自我认同思想得到不断强化，以致《荀子》说：“礼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礼记》说：“凡生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知。有知之属，莫不知爱其类。”这种自我认同，通过语言、服饰、饮食，以及礼仪制度进一步分化，最后形成不同族群的文化特征。
但是，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华夏民族始终通过制度文化不断加强。至于对待周边民族，大多数情况不是用战争方式来兼并或吸纳，而是用同化的方式进行融合。因此，中央集权的中原王朝从来没有建立过民族本体概念下的国家，国家不是“民族国家”，其含义是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所有百姓不分族类都是国家的子民。百姓只按有教化和无教化来区分，臣属只按官制分等级，一切以帝王维系为中心，“国家”仅仅是一个邦土范畴的概念。所以章太炎曾说：“中国之名，别于四裔而为言。”柳诒征说得更为透彻：“中国乃文明之国之义，非方位、界域、种族所能限。”所以民族的自我意识并不十分强烈，即使到了汉代一般民众已自觉为汉民，但仍无“汉族”的基本认识，只从自己的“国家”身份来进行族类认同。正如《公羊传》所说：“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当时人们对“汉”的认定事实上也是继承了这一思想而形成的，与其说“汉”是民族认同，不如说是对“汉”这个国家以及对这个国家的文化体制的认同。
促使这一观念转变的大概是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五胡乱华”时期，不同文化体制的民族突然打破了中原帝国的社会秩序，粉碎了“汉人”唯我独尊的美梦。汉末在强大的农民运动中走向消亡，遂出现三国鼎立局面，北方两晋在门阀统治下日趋衰落，此时北方出现了五个强大的民族群体——鲜卑、匈奴、羯、氐、羌。东晋覆灭后曾在北方建立了16个国家，它们是前"、后"、南"、西"、北"、前赵、后赵、前秦、后秦、西秦、前燕、后燕、南燕、北燕、夏、成汉；此外还有6个小国，代国、冉魏、西燕、吐谷浑等。中国历史通常称为“五胡乱华”时期，实际是民族大融合时期。这些国家统治时间短暂，相互战乱不休，西北和东北的大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于是出现了北方胡汉杂居的情况；另一方面则是北方汉人大规范逃亡迁徙到南方，南北方言的混合。但是北方民族在中原建立国家后的体制仍然仿照传统模式，胡汉通婚也不忌。三个半世纪中从三国、两晋至南北朝，进入中原的一批少数民族社会发展已基本上与汉族相一致，经济、文化、语言、服饰、姓氏、习俗乃至宗教信仰上的差异逐渐消除，经过杂居与通婚，血统上二者也融为一体了。至北魏后期，匈奴、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已不见于史册，柔然、吐谷浑、敕勒等也与汉族逐渐融合，洎至隋朝统一黄河流域，从北方迁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差不多都被汉族融化了，连鲜卑族也最终完成了汉化。民族融合是一个互相渗透的过程，少数民族的汉化与主体民族的胡化往往同时进行。相类似的情况后来在唐的五代十国，宋时北方的辽夏金，以及入主中原的元朝和清朝，都大致经历了相同的过程，外来民族被“汉化”，汉民族被“胡化”，整个中华大地各民族几乎共同完成了“华化”。在这种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下，民族主义思想已被彻底淡化。
当北方民族刚入主中原时，主体民族还出现过民族主义色彩的强烈反抗，但是时间渐渐磨灭了这种民族差等的心理程序，从共同国家的认同到文化意识上的认同，逐渐演化为多民族共存的认同。就这样，中国的民族主义完全被包容在儒家传统的中国中心思想里了。
二、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萌发和传播
根据前述，中国古代关于民族的观念主要是“华夷之辨”。而“华夷之辨”主要是文化上的区分。华，是华夏，指以汉族为主体，生息繁衍于中原地区的人民。夷则指周边民族。中原地区的文化高于周边民族，随着历史的发展，华的范围逐渐扩大，可以认为它包括陆续接受汉文化或者说儒家文化（比较确切应该说“华文化”）的其他民族。周边民族吸收和接受“华文化”的过程，中国历史上称为“化”，或称“教化”。华人以文化高于周边民族而把周边未开化或未被教化的民族称为“夷”，因而长期存在着只可用夏变夷，不可用夷变夏的民族观念。这是近代以前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
自1840年中西方的接触，以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为基础的中华民族接触到完全异质的人种和异质的文化，而且使华人感受到自己被“化”的危机，于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出现了新的成分，从而构成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之特色。因为到了近代，中国遭遇到众多完全不同于古代周边民族的民族，所谓“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中国人首先认识到，西人之技艺远过中国，进而认识到西人治事、治政皆有优于中国之处。康有为1879年游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敌视之”。张之洞谈到仿西学，亦不限于西艺，包括西政。但直到民国初年，除少数先进分子，绝大多数中国人仍认为儒学礼教、人伦方面，远胜于西方，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起来，才有根本性的转变。
当西方人士早期来到中国时，无论是中国的统治者或是中国的老百姓，都把传统的民族主义观念当作“夷务”来处理。但是，在西方“坚船利炮”攻击下，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之后，中国主权观念开始产生。于是民族主义的内涵不仅仅是文化的概念和国家的概念，还增加主权的概念。本来对儒家熏陶下的中国人来说，似乎什么人做中国的皇帝都无所谓，只要新的皇帝不推翻中国的传统体制就行。即使在宋代岳飞抗金时也没有民族主义的强烈意识，他只是“精忠报国”而已。到鸦片战争时期，一些知识分子开始觉悟到“国家”利益跟民族“主权”的本质联系。
长期从事口岸贸易的郑观应曾提出了关税权，说：“其定税之权操诸本国。虽至大之国不能制小国之重轻，虽至小之国不致受大国之挠阻。盖通行之公法使然也。”黄遵宪提出了收回所谓“治外法权”的主张：“不公不平之事积日愈多，则吾民之怨愤日深。通商以来，三十余年，耦俱相依，猜嫌不泯。而士大夫细民论外事，辄张目裂眦，若争欲剚刃于外人之腹而后快心者。虽由教士之横，烟毒之深，亦未始非治外法权有以招之也。……若待吾国势既强，则仿泰西通行之例，援南京初立之约，悉使商民归地方官管辖，又不待言矣。”之后不少人都对西方的不合理条款有质疑之声，反映了晚清知识分子主权意识的加强。这种主权意识是把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捆绑在一起的。
到1904年陈独秀在《安征俗话报》上发表《说国家》一文，指出：“凡是一国，总要有自己做主的权柄，这就叫做‘主权’……外国不能丝毫干预，才算得是独立的国家。若是有一样被外国干预，听外国的号令，不得独行本国的意见，便是别国的属地。凡是一国失了主权，就是外国不来占据土地，改换政府，也正是鸡犬不惊，山河易主了。”至此，“主权”一词有了更明确的认识。
真正把“国家”、“主权”提到民族主义高度的则是梁启超，他在1901年10月发表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中说：“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同时指出，我们应以自己的民族主义去抵制西方民族帝国主义的侵害，他说：“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数月后，梁启超又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这一概念对中国民族主义传播奠定了学术基础。梁启超于1902年2～4月在《新民丛报》上连载发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更加明确地指出：“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这是第一次把“民族”和“国家”结合成一个整体的民族主义观念。梁启超提出中国需要建立一个“民族主义国家”，这跟他后来也反对站在民族主义立场推翻清王朝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主张把排满的民族主义跟对抗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要分别开来。应该说，当时大多知识分子已经认识到排满为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一种手段。孙中山说：“我们推倒满清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又说：“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以及后来他提出“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传播思想在这里得到比较全面的阐述。
三、学会与近代民族主义传播思想
晚清学会振兴于甲午战争之后，其组织形式大多模仿西方，但活动内容和主旨则纷繁多姿，反映出中国近代思想的活跃。不少学会以民族主义为主旨，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强学会、南学会、知耻学会等。
（一）强学会
强学会创立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会址在北京，成员主要是京中士绅和官僚。强学会宗旨是振弱图强，其“序”说：
西人最严种族，仇视非类，法之得越南也，绝越人科举富贵之路。昔之达官，今作贸丝也。英之得印度百年矣，光绪十五年而始举一印人以充议员。自余土著，畜如牛马，若吾不早图，倏忽分裂，则桀黠之辈，王谢沦为作衽。忠愤之徒，却郤夷为皂隶。伊川之发，骈阗于万方，钟仪之冠，萧条于千里。三州父子，分为异域之奴；杜陵弟妹，各衔乡关之戚。哭秦庭而无路，餐周粟而匪甘。矢成梁之家丁，则螳臂易成沙虫；觅泉明之桃源，则寸埃更无净土。肝脑原野，衣冠涂炭，嗟吾神明之种族，岂可言哉。上海强学会的立会章程中开宗明义说，“专为中国自强而立”，“考鉴万国强盛弱亡之故，以求中国自强之学”。康有为在《上海强学会后序》中说得更明白：
彼马基顿之破波斯，回教突厥之破罗马，及近者泰西之分非洲，虏掠凌暴，异种殊族，皆以愚弱被吞食者。然则天道无知，惟佑强者？易首系乾，以自强不息。洪范六极，弱居极下。盖强弱势也，虽圣人亦有不能不奉天使欤。然则惟有自强而已。
（二）南学会
南学会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成立于长沙，会员大多是湖南地方官绅，学长为皮锡瑞。其立会宗旨虽不十分明确，但也相当重视民族主义的宣传。皮锡瑞在学会演讲中说：
今红种黑种为白人剪灭殆尽。其民，据其地，夺其生理。生理既失，种类遂微。数十年来，红种黑种之人日少一日，惟白种人独盛。所以各种皆微而白种独盛者，由于强弱不同，实由于智愚迥异。
……以此言之，保种必先开智，开智方能自强。老氏愚民之旨，历代用之为长治久安之秘策。而施之今日，为灭种之法。使老子庄子生于今，当不为此说矣。我黄种之人，聪明才力，不在白种之下，凡白种所能之事，黄种无不能者。东洋一切制造，皆能仿效西人，今中国亦有能仿西人制造者。中国人出洋学习，其智慧多为西人推服。然中国虽有此智慧，未能讲求开通，智者自智，愚者自愚，其智者足与白种抗衡，其愚者亦与红种黑种相去不远。若不急开民智，恐不免为红种黑种之续。文中囿于当时认识的局限，虽然有许多狭隘“种族主义”的观点而产生的偏见，但已经看到中华民族落后的原因之一是忽视了民智的开发，皮锡瑞从救种出发，大声疾呼“急开民智”的民族主义意识，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三）圣学会
圣学会创建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由广西桂林的地方官绅发起，自巡抚监司道府至地方豪绅，都有参加。在《圣学会缘起》一文明确提出了学会成立的宗旨：
今欲推广，专以发明圣道，仁吾同类，合官绅士庶而讲求之。以文会友，用广大孔子之教为主。夫欲广传圣道，则必有学，今学校颓废，士无学术，只课利禄之业，间考文史，不周世用。又士皆散处，声气不通，讲习无自，既违敬业乐群之义，又失会友辅仁之旨。宋明儒者，每讲一学，皆合大会。今泰西亦然，会中无书不备，无器不储，既僻居散处，亦得购书阅报，以广观摩。故土有才业而教日以昌，国籍问学而势日以盛。今本堂创设此会，略仿古者学校之规，及各家门之法，以扩见闻而开风气。上以广先圣孔子之教，中以成国家有用之才，下以开愚氓蚩陋之习，庶几不失广仁之义云尔。这篇宣言不仅指出了中国在教育传播上的封闭性，更指出中国学人之间缺乏互动传播的学习风气，同时试图用儒学来与西学抗衡以求生存之道。
（四）关西学会
关西学会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在北京创设，由北京的陕西籍官绅发起成立。其宗旨是复兴儒学以“保种”，提出“以经术言变法，为本原之本原”。在《关西学会缘起》中说：
夫保种之道，曰仁与智。智以开物，仁以乐群，两物相切而热力生，两心相摄而吸力固。爰呼将伯，共事讲求。惟会友以辅仁，先尚通而去塞。通其耳目，通其心知，通其血气，通其财力。
（五）群萌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