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传播思想
康有为，是维新理论的创造者和变法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也是晚清改良派报刊政论家。他亲自创办的报刊在7种以上，受他控制和指导的报刊则有30多种。
一、康有为的变法维新活动
康有为（1858～1927年），广东南海人，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戊戌政变后，易号更生；张勋复辟覆败，又号更生；晚年号天游化人，别署西樵山人，世称康南海或者南海先生，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父达初，江西补用知县；从叔祖国器，护理广西巡抚，参加镇压天国天国运动。少年时即“频阅邸报”，1876～1878年又到广州有名的理学大师朱次琦那里学了三年。朱次琦继承宋、明理学，标榜阐发儒家经典的“义理”，反对清朝的一些学者的所谓“汉学”，康受其影响，“以圣贤为必可期”、“以天下为必可为”，自命为有“救世”的大志的。
1879年，康有为在南海西樵山白云洞读书时遇见来旅游的翰林院编修鼎华，使康接触到当时正在酝酿的改良主义思潮。不久，康“薄游香港”，开始知道了些世界大势。1882年赴顺天乡试，经过香港和上海，“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舟车行路，大购西书以归讲求”。1883年，购《万国公报》，大攻西学书刊及各国史志，创《不裹足会草例》。1888年12月，他鉴于中法战争，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伸入中国西南边境，民族危机严重，趁赴京应试的机会，第一次上皇帝书，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政治主张。这次上书为顽固派所阻，并备受嘲笑，这使他认识到找寻新的思想武器的必要。
1889年回广州，次年春，移居徽州会馆，会晤了今文经学家谬平，受到托古改制的启示。1891年，徇陈千严谨、梁启超之请，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开始讲学，并在弟子的帮助下，先后刊行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鼓吹变法维新。
1893年中举人。1895年5月2日，为阻止甲午战败后的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康有为趁入京应试的机会，联合各省应试举人1300余人联名请愿，发动“公车上书”（即《上清帝第二书》），提出“下诏鼓天下人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法”的救国纲领。“公车上书”以条约已经批准为由拒绝代呈，光绪帝没有看到，但民间流传很广，影响很大。不久榜发，康得中进士，授工部主事。康有为又于同月29日《上清帝第三书》，提出自强雪耻之策有四：即富民、养民、教士、练兵，途径在于“求人才而擢不次”、“慎左右而广其选”、“通下情而合其力”。这次上书由都察院代呈，光绪帝第一次读到它的上书。6月30日又上清帝第四书，正式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但未上达。同年8月，在北京领导成立强学会与创办《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不久，又在上海设立强学分会，创办《强学报》。
1896年8月，康有为派遣梁启超等人在沪创办《时务报》；同年11月康有为到澳门，与何穗田一起创办《知新报》。1897年2月到桂林，设立圣学会，创办《广仁报》。此外，还推动各地设立学会，创办报馆，并积极为报刊撰文，系统阐述变法维新主张。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舰队驶入旅顺湾，强租旅大，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日深。康有为赶回北京，1898年1月，上清帝第五书，提出“采法、俄、日以定国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听任疆臣各自变法”，提出亡国危险的严重警告说：如果现在再不变法强国，“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还提出国事付国会议行，并请颁布宪法。1月24日，光绪帝命王大臣延康有为于总理衙门，询问变法事宜。1月29日，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即《外衅危迫分割洊至急宜及时发愤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革旧图新以存国祚折》，请求光绪帝迅速变法，建议：大誓君臣，以革旧维新，采天下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开制度局于宫中，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设十二局推行新政；招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称旨则隶入制度局。3月12日进呈《俄彼得变政记》，上清帝第七书，即《译纂俄彼得变政记成书可考由弱致强之故折》，以俄国彼得大帝变法强国的历史，说明中国变法莫如模仿彼得。4月17日，康有为在北京南横街粤东会馆发起组织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5月2日御史潘庆澜弹劾康有为组织保国会为“聚众不道”，虽经光绪帝保护，未遭到查究，但保国会活动三次后便无形解散。6月11日，光绪帝下诏“明定国是”，正式宣布变法维新。9月21日戊戌政变后，流亡海外。1898年12月，与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1899年7月，在加拿大创立保皇会，支持各地保皇党人先后创办《文兴日报》（旧金山）、《天南新报》（新加坡）、《益友新报》（菲律宾）、《新中国报》（檀香山）、《日新报》（温哥华）、《大同日报》（旧金山）、《新民丛报》（横滨）、《泗水日报》（爪哇）、《时报》（上海）、《仰光新报》（缅甸）、《苏岛日报》（棉兰）、《墨西哥朝报》等30多种报刊。辛亥革命后，从日本回到国内继续办报撰文。1912年策划成立孔教会于上海，1913年2月，在沪创办《不忍》杂志，发表反对革命、反对共和的言论。此外，还控制上海的《孔教会杂志》、《中国学会报》、《国是报》和广州的《国报》、《华国报》，提倡尊孔读经，制造复辟舆论。1917年7月参与张勋复辟活动，任弼德院副院长。复辟失败后，又将停刊多时的《不忍》杂志恢复出版，仍不改复辟帝制的梦想。1927年3月31日病逝于青岛。著作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戊戌奏稿》、《大同书》、《礼运注》、《中庸注》、《康南海先生诗集》等。历年为报刊所写政论被编辑为《康有为政论集》（上下册），于1981年8月由中华书局出版。
二、康有为的政治传播思想
《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形式上，以“新考据”的面目出现，用历史的考证方法，广引古书，分类编次，再加按语说明每卷“总义”、分节“大义”，对重要引语解释分析；从史料的征引，到语义的解说，处处渗透着作者的观点。全书纲目完备，思路明晰，引文很少删节并注明出处，给人以“言必有据”的感觉，可信性强。内容是托古改制，变法维新；巧妙地借用古人的酒杯，浇现实社会的块垒，它奠定了康有为的变法理论基础，也构成了维新思想的主体。
其主旨用西方的进化论附会儒学的公羊三世说，抨击封建的正统观念，从而在主张维新变法的知识分子与士大夫中引起强烈的共鸣。
《诗》、《书》、《礼》、《乐》、《易》、《春秋》，儒家奉为“六经”，相传都经过孔子编订。历史上的“经今古文”之争开始于西汉。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典籍散佚，西汉初期的儒家经典，多根据老生罕儒记忆口授，用当时通行的隶书记录流传，大都没有先秦的古文旧本，而由战国以来学者师徒父子口耳相传，到西汉才一一写成定本，称为今文经。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立五经博士官14人（均是今文经学派），儒家经典成了官学。后来在孔子故宅壁和民间又发现《逸礼》、《古文尚书》；刘向、刘歆父子在校定宫廷藏书时，也发现《左传》等一些经书。这些经书是用先秦的籀文、蝌蚪文、大篆书写的，主要有《周官》、《左氏春秋传》、《毛诗》、《古文尚书》、《论语》、《教经》等与口授的经书不仅篇章、字句、读音不同，而且内容也有不同，称为古文经。
今文经传都立于学官，古文经传被排斥不得立博士，两派展开激烈的斗争。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建立新朝，刘歆力争古文经学也应该设立博士官，于是古文经一度成为官学。东汉时，马融为古文经全部作了注解。郑玄又网罗各家融合今古文。此后，一般研究儒学者均以古文经为依归。
康有为本是搞古文经的，早年它尊崇周公，酷好《周礼》，想从中找到治乱的根据。后来看到今文学家谬平的著作，受到启发，乃尽弃旧说，并援用谬平著书的路子，1891年出版了《新学伪经考》，发古文经之伪，明今文经之正。经过反复考证，康有为认为古文经是刘歆帮助王莽篡夺汉朝刘家天下，而假借孔子名义伪造出来的。是王莽建立的“新朝”之学，故称古文经为“新学”。东汉以来的经书多出刘歆捏造，不是孔子的真经，因而湮灭了孔子的“微言大义”，应该斥之为“伪经”。康有为认为：
（1）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文皆刘歆伪作。
（2）秦朝焚书，并未厄及“六经”（秦始皇只是烧掉民间的书，而保存了博士官所管理使用的《书》、《诗》以及百家）。汉14博士所传，皆孔门足本，并无残缺。
（3）孔子时所用字，即秦汉间篆书，即以“文”论，亦绝无今古之目。
（4）刘歆欲弥缝其作伪之迹，故校中秘书时，于一切古书多所羼乱。
（5）刘歆以作伪经之故，因欲辅佐王莽篡汉，先谋湮乱孔子之微言大义。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的观点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也不乏强史就我的武断之处。但从总体看，它不仅是一部变法维新的重要理论著作，而且在考辨古籍方面的新颖见解也多有胜过前人的地方。康有为在书中宣称清朝尊信的儒家经典，大部分不是孔子的本经，而是刘歆帮助王莽编造的“伪经”；清儒服膺的汉学，也非孔子真传，而是刘歆替王莽统治辩护的“新学”，这些石破天惊的议论，从根本上动摇了古文经学“述而不作”的传统观念，打击了顽固派“恪守古训”、泥守古法的教条，打破了盲目信古的束缚，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
《孔子改制考》一书从1891年开始撰写，1898年春在上海刊行，前后用了8年时间。全书21卷、34万字。开卷阐明中华虽然号称文明古国，但“六经以前，不复书记，夏殷无征，周籍已去，共和以前，不可年识，秦汉以后，乃得详记”。上古茫昧洪荒，事迹难以稽考。中国历史，秦汉以来，才可资考信。进而说到春秋战国改制立度，诸子百家纷纷起来创立学说，思易天下。当时社会的流俗是“荣古而虐今，贱今而贵远”，一味迷信古代，颂古非今，而对古代社会的历史却不甚了了。他认为孔子以前的历史，是孔子为救世改革的目的而假托的宣传作品。先秦诸子纷纷起来创立教义，企图凭自己的理想来建立自己认为最好的社会制度，并把自己所向往的制度托为古代曾经实施，借以争取人们的信仰，说服他人。孔子为了创立儒教，提出一套它自己创造的尧、舜、文、武的政教礼法，并且亲自作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以为“托古改制”的根据。“六经中之尧、舜、文王，皆孔子民主君主之所寄托。所谓尽君道，尽臣道，事君治民，止孝止慈，以为轨则，不必其为尧舜文王之事实也”。孔子有治理天下的才能而不居帝王之位，是所谓“布衣改制”的“素王”。
古文经学派心目中的孔子是“述而不作”的保守主义者，而康有为塑的孔子则是“托古改制”的维新主义者。故此，那种以为今不如古，汉唐不如三代，三代不如五帝的“历史退化论”就站不住脚了。
孔子为什么要“托古改制”？康有为认为孔子以“布衣改制，事大骇人，帮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在《孔子改制考》中，专辟一章《诸子并立创教改制考》，指出孔子同时代的还有许多“布衣”，也都在“改制立教”，不惟孔子而已。先秦诸子罔不改制，罔不托古，如墨子假托夏禹、老子假托黄帝、许行假托神农等等，说明“布衣改制”，古已有之，从而为维新派进行现实政治制度改革，找到了历史依据。
今文经学主张“变易”的哲学。“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论证政治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康有为用历史进化论的观点附会公羊派的学说，认为“据乱世”，就是西方的君主专制时代，“升平世”就是君主立宪时代，“太平世”就是民主共和时代。人类社会必须沿着“据乱、升平、太平”三世循序渐进，这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住的历史潮流。在《孔子改制考》中，他运用的是今文经学的躯壳，而进化论才是其主宰一切的灵魂。他的书中写道：“凡物积粗而后精生焉，积贱而后贵生焉，积愚而后智生焉，积土石而后草木生，积虫介而后禽兽生，人为万物之灵，其生尤后者也”。由生物进化推及历史进化和社会进化，是康有为学习西方生物进化论的结果。诚然，系统地把西方的进化论介绍给中国人是严复的业绩，但把进化论注入公羊“三世”说，改造传统的历史循环论和倒退论，则是康有为匠心独运的一大贡献。
《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是康有为维新时期的两部代表作，从启蒙角度讲，是成功的。他的惊世骇俗的见解，对封建顽固势力来说，是一次大冲击，对士人学者来说却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影响是深远的。
从变法战略角度来说，康有为这种做法却是一种失误，是一种与良好动机产生适得其反效果的书生式的迂腐。首先，深受列强瓜分威胁的中国知识分子与士大夫，并非从孔子的“近代化”观念中来取得变法必要性的认识，而是从活生生的现实危机的压力下获得这种认识的。救亡压倒启蒙。人们未必先要从康有为的“三世说”中来认可变法的必要性才下变法的决心。其次，康有为发起的这场意识形态的挑战，把人们的注意力在爱国、救亡号召下已取得改革共识方面，转移到在当时根本无法形成共识今古经不同解释的“正邪”之争上来，其结果是，在已经取得共识方面，不能团结广大精英阶层，反而在最容易引起情绪化的意识形态领域，挑起新的争端。洋务派头头张之洞，古文经学家章太炎，无法接受康有为对孔子的新的解释，一贯支持变法的著名经学家皮锡瑞也认为《新学伪经考》从学理上说：“武断太过”。这就使康有为反而因为自己的节外生枝而陷于孤立境地。古今经学之争，由来已久，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北京：中华书局，1958.9页难以共识；事实上对此类问题的冷处理更为合适。
三、康有为的教育传播思想
康有为从1890年开始授徒，1891年春开讲堂于广州长兴里，学生20余人，取名“长兴学舍”，自任总教授、总监督，订立学规，著《长兴学记》。1892年迁址广州卫边街邝氏祠，学生40余人；1893年再迁广州广府学宫仰高祠。学生100余人，从长远打算，凭之十年，桂出“万木草堂”匾额。1898年变法时期，影响达到极盛。草堂学生连同康有为经过桂林讲学以后的两广学生及京、沪来拜师求学者约有千人之多。戊戌政变后于1898年10月7日，万木草堂被封，焚毁藏书300余箱。
康有为的教育传播思想不同于洋务派的教育传播思想。康有为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富强的根本原因，“不在炮械军器，而在穷理劝学”；中国贫困衰弱的根本原因，正在于教育不良，未能培育出堪负天下大任的人才。因此他强调：“欲任天下大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康有为认为西欧强盛是重视教育的结果，而日本后来居上，也是通过“兴学”而“骤强”以教育为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