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尽管“现代化”作为一个学术词汇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流行，但在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人就已经用这个词进行热烈的学术讨论了。尽管中国的现代化讨论的发起者主要是历史学、哲学甚至文学等“人文学科”的学者，但无论是19世纪末的“富强”、20世纪初的“德赛”（科学和民主），还是20世纪后期的“四化”（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和世纪之交的“全球化”，用来表达中国人的现代化观念和现代化纲领的语汇来源，却似乎主要是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大致说来，中国的现代化讨论的自觉程度高而专业含量低，人文学科对现代化讨论的介入时间早但系统梳理少。本书（三卷）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后一个问题，并希望藉此而有助于（与社会科学一起）解决前一个问题。
中国和世界的现代化历史表明，现代化是一个全方位的过程，不仅要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三方面的宏观角度来加以认识，而且要对这三方面本身都作广义的理解。经济现代化不仅涉及生产的技术手段，而且涉及个体的经济行为，尤其是社会经济系统的组织形式运作方式。政治现代化不仅仅意味着现代公共行政系统的建立和完善，而且意味着具有现代特征、因而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政治理念的政治文化的出现，以及公共政治意见和意志的形成具有合法基础和程序。文化现代化不仅仅表现为全社会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公民教育状况的改善，而且表现为各个专业性文化领域的发展，各学科领域的创新和积累，以及公民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现代化文化内容的变化。实际上，在“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这个我国现代化目标的正式表述中，“文明”一词具有极为丰富的含义。进为理解这些含义，文学、史学和哲学领域的学者有义务做更多、更好的工程作。人文学科涵盖的学科甚为丰富，本书主要涉及文学、史学和哲学。
大致说来，文、史、哲等人文学科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系包括三个中国方面。
首先，文、史、哲学科的发展本身就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文学分。这些学科作为专业而分化开来；从事这些学科的人们一方面作为专科业人员从日常生活领域中分离出来；另一方面作为某个特定领域的专业人员同其他专业人员分离开来；在教育、研究和出版等方面出现与这些人文学科相应的专业性社会建制；文学表现形式、史学研究方法和哲学思辨工具等方面的自主性和自觉性的提高等，所有这些，作为文化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都是现代社会的特有现象，是整个现代社会图景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对这些部分作详细描述和诠释，是本书写作的初始理由。
其次，文、史、哲等人文学科作为传递和创造意义、维持和更新认同、提炼和表达理想的文化领域，可以看作是中国现代化过程的自我认识。文学在表现形式上实现“文的自觉”的同时也追求文学内容上的“人的自觉”。历史学在形成一门科学的同时，致力于把握中国社会过去的脉络、当前的性质和未来的走向。哲学在经受现代科学和逻辑洗礼的同时，致力于对时代精神的概念框架的批判和建构。在外部压力之下启动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比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具有更高程度的自觉性和反思性，因而对中国的现代化过程的研究更有必要把对中国现代化过程的自我认识的研究包括在内。“社会意识”固然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但与一般意义上的“意识”和“存在”关系不同的是，“社会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也构成了“社会存在”的一部分，因为社会存在与一般存在的区别在于它是由活生生的、有思想有感情的人们以及他们的活动、他们的各种社会关系所构成的。人们的这种思想、感情以及人们对自己的活动和关系的理解和评价，在文学、史学和哲学等人文学科当中以不同方式得到集中体现。这些学科的发展不仅作为文化现代化的组成部分而属于整个现代化过程，而且序作为现代化过程的自我认识而成为现代化过程这种反思性历史实践的特言别重要的部分。这种自我认识不仅在过去体现和引导了人们评价和调整客观的现代化过程的努力，而且在现在有助于我们认识目前所处的现代化阶段，有助于提高现代化历史实践的自觉性。对现代化进程的自我认识作系统梳理，这是本书写作的核心理由。
最后，文、史、哲与现代化进程的关系不是单个地发生着、孤立地存在着，而是相互密切交织互动的。不论从其历史起源还是从其现代形态来说，文学、史学和哲学之间都具有密切联系。不仅是这些学科所共有的难以分割的传统资源，也不仅是近代学术大师们出入于诸多不同领域的卓越才能，更主要是这些学科的内容本身的相互关联、相互补充，使得我们有必要对文、史、哲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系作一个整体的研究。就哲学、史学和文学的关系来说，可以说离开哲学的史学和文学是盲目的，离开史学和文学的哲学是空洞的。就史学和文学来说，一个是专注于记载事实、反思过去，另一个着重于表达情感、想象未来，两者缺一不可，而且相互补充：记载与表达、事实与情感、反思与想象、过去与未来，这些方面每一个都是一个完整的“时代精神”中不可缺少的环节，而且每一个都需要从它的对立面中得到平衡和滋养。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通过相互切磋、彼此沟通、通力合作，努力用集体智慧共同勾勒中国现代化与人文学科之间的丰富关系，这是本书写作的第三个理由。
如若本书能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与文、史、哲学科的互动关系及文、史、哲诸学科自身现代化的发展轨迹作出有意义的梳理和诠释，有助于国人对中国现代化的文化反思，那将是本书作者的莫大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