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发合一”是解放初期从苏联学来的一种发行模式，简单说，邮发合一就是把报纸发行工作交给邮局来做，报纸的生产（编印）和流通（发行）是截然分开的，把送信与送报捆在一起，把多家报纸捆在一起，把报纸的征订、运发和投递捆在一起，把批发和零售捆在一起，这种“一分开、四捆起”就是“邮发合一”的基本特点。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报社作为党和政府的宣传机构，是按事业单位对待的，办报经费是由国家财政拨款，报社极少考虑经营问题。由于当时报刊种数较少，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在这种条件下，由邮局统一发行，有利于报社集中精力搞好采编工作。因此，“邮发合一”在当时的报纸发展中曾经起过积极作用。
“邮发合一”的特点和优势主要体现在：第一，拓宽了报纸发行的深度和广度。在“邮发合一”之前，报纸发行的范围主要局限在铁路沿线、交通枢纽地区，而很多偏僻的地区和许多县市都很少甚至几乎看不到报纸。通过“邮发合一”，邮电网络遍及全国，点多、线长、面广，只要是邮局公开发行的报刊，凡是邮路通达的地方都能订阅到，这样一来，便大大地拓宽了发行网点和覆盖范围。第二，利用现有资源，减少浪费和混乱。“邮发合一”使报社专门编报印报，邮局则负责订报发报，报刊发行系统职能分明，省去了许多人员开支和事务工作的麻烦，使报社能专心编报，又合乎经济原则，有助于解放初期全国报刊的发展，并增加了邮电业务。
但是，随着计划经济弊端的不断暴露，单纯“邮发合一”的缺陷也越来越明显，邮局与报社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出。主要原因在于：第一，报纸由于广告发展的需要，必须不断改版、扩版，而一旦扩版，邮局发行的费用就要上升；第二，邮发的费用比较高，服务质量也比较差，且改进的难度很大，这点最令报社非常不满。“邮发合一”的这些缺陷直接导致了自办发行的产生。
二、“邮发”和“自办发行”并存
1985年，河南《洛阳日报》跟当地邮局之间因为在发行费用和邮局发行质量的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无法达成一致，于是，《洛阳日报》第一个“吃螃蟹”，宣布脱离邮局发行系统，率先走上“自办发行”的道路。因为在自办发行系统中，报社可以对发行队伍进行直接管理，发行质量比较到位，读者普遍对发行比较满意。再者，自办发行以报纸的份数计价，扩版后发行价格并不提高。起初，《洛阳日报》自办发行时有所下降，但不到半年工夫，发行量很快上升，且发行费率也下降了不少。在看到《洛阳日报》尝到甜头之后，各地报纸纷纷效仿。1986年《太原日报》等6家报社也转入自办发行，1987年又有《武汉晚报》等11家报社转入自办发行的行列。
1992年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在“自办发行”的探索中，又涌现了许多新的发行模式。四川《华西都市报》所倡导的“敲门发行”，天津《今晚报》倡导的“送报上楼”，北京《精品购物指南》实施的“订报送报箱”制度，《广州日报》实行的“报纸销售连锁店”，《北京青年报》“小红帽”投送公司与银行合作征订报的做法，沈阳《辽沈晚报》与保险公司合作实施“捆绑式发行”，南京《服务导报》利用全市980个奶站发行报纸等。在这些自办发行的探索中，不仅极大地扩大了报纸的发行量，而且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以《辽沈晚报》为例，1997年底，该报主要通过邮局发行，发行量仅为18万份，全年广告营业额不过1100万元；1998年，由于采用了“送报上楼”、“征订入户”、“捆绑式发行”、“报婶上街”等多种发行手段，报纸发行量一路猛增，1月至7月每月增长2万多份，到7月份已达33万份。与此同时，广告营业额也跟着一路攀升。1998年上半年的广告收入已超过前一年全年的收入。
从1985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我国报纸发行处于邮发和自办发行并存的阶段，邮发仍然处于优势地位，但它的垄断局面逐渐被打破。参与自办发行的报社越来越多，各地报社依据自身的特点探索出了各具特色的自办发行模式，自办发行的力量越来越强大。这段时期内报纸发行主要经历了如下两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计划经济发行模式的改造与创新。从建国初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报纸发行一直沿着计划经济的轨道进行，报纸发行由邮局独家垄断，没有所谓报纸发行营销概念。但是，商品经济以及市场经济的大潮汹涌而来，报社不得不考虑自己的生计问题。发行成了报纸的生命线，从80年代中期起，报纸发行改革正式提上日程。改革的核心议题是要突破“邮发合一”的单一模式，打开自办发行的缺口。在这场革新运动中，《广州日报》和《扬子晚报》对突破计划经济发行体制做出了突出贡献。
《广州日报》采取邮发与自办发行相结合的模式，《扬子晚报》采取省会与地市渗透相结合的发行模式，巧妙地走上了自办发行的道路，很快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两家报纸的发行营销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是国内报业发行的代表，是我国报业发行历史上的重大进步。但也需指出的是，此期间这两家报纸的发行策略主要还是从突破计划经济发行体制的角度上进行的改革，还不是彻底的市场化的发行模式。例如，《广州日报》始终都有党报的痕迹，权力发行始终是其发行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带有计划发行的影子。因此，我们说，这一阶段的报纸发行营销改革主要是试图对传统计划经济发行体制进行改良，争取获得报纸发行的主动权，但要彻底突破报纸发行的单一模式，就必须在发行中引入市场机制，才能摧毁邮发的垄断权。
第二阶段，市场化发行模式的初步尝试。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内市场经济改革正式拉开帷幕，报纸市场化发行模式的探索也由此拉开。在这场报纸发行的改革运动中，成都两家报纸较早开始了市场化发行模式的尝试。《华西都市报》率先提出的“敲门发行学”，引发了一场报纸发行的革命。同时，《成都商报》创立公司分销发行模式，报社把发行全部包给成都博瑞传媒有限公司，由报社控股，公司全盘负责发行任务，报社就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采编上，实现了采编和发行的相对分离。《成都商报》和《华西都市报》在国内率先尝试按照市场模式来运作发行，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三、多元化报纸发行格局的形成
到了新世纪，报纸发行又有了许多新进展，不少城市的报纸发行网络建设取得了突出成就。据新闻出版总署的统计，2002年全国共出版报纸2137种，总印数367.83亿份。报刊年流转额约300亿元人民币，其中117亿元是发行环节收入，批零发行70亿元，订阅发行47亿。到2002年，全国700多家报社脱离邮局自办发行。有1／3的报社发行部注册了独立的法人公司。已注册企业的自办发行公司中，注册资本1000万元以上的7家，200万-500万元的22家。2002年自办发行报社的员工规模：省级发行渠道平均2000多人，大型发行渠道为4000多人。
在上海，1998年11月28日，由上海市文明办牵头，上海市邮政局、解放日报、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共同筹资建立了上海东方书报刊服务有限公司。2000年元旦，1012个“东方书报亭”在全市同时开业，日常经营实行统一经营、统一进货、统一配送、统一规章、统一标识的连锁经营方式和集约连锁、集中统一、规范规模的经营管理模式，使“买报刊到上海东方书报亭”成为上海人生活的“新习惯”。东方书报刊服务有限公司，一举成为全国最大的报刊零售公司，公司成立当年，东方书报亭销售额为6332万元，实现利润28.4万元；2001年销售额上升到1.2亿元，实现利润565万元；2002年销售额已达到1.4亿元。“东方书报亭”创建几年后，已成为上海报刊市场上最具竞争力的知名发行品牌。
在北京，2000年9月29日，北京市报刊零售公司正式挂牌成立，这是北京在邮政报刊发行体制改革中迈出的重要一步。新成立的北京市报刊零售公司实行了公司化管理，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其业务范围包括报刊、图书、音像制品等各类出版物。经过重组，原来分布在北京市各区的报刊零售公司及报刊门市部、报刊销售中心和邮政报刊亭等全部划归北京市报刊零售公司，成为零售公司的经营网点，全面实施报刊零售业务的纵向专业化管理。2002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北京的报纸发行市场迎来了首批中国报纸的海外资本。2002年8月30日，香港泛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与人民日报社全资拥有的大地发行中心正式签署协议，双方共同投资成立大华媒体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泛华对媒体服务公司的总投资额为2.5亿元人民币，占合资公司49％的股权，并拥有公司的经营权限20年，这是外资首次成功进军中国媒体发行服务市场，进入书报刊发行领域。
此外，在以江苏、湖北、山东、河南、浙江等中东部省会及其经济发达城市为厚实腹地的第二市场发展方阵，其发行网络与市场也具有了非常雄厚的竞争力与发展实力。
由此可见，新世纪以来，我国报纸发行逐步形成了多元化格局。邮发的绝对垄断地位已经不复存在；各地报社自办发行模式越来越完善，力量越来越强大；各地的民营发行公司也很快发展起来，并具有一定的发行实力；外资开始介入国内报刊发行领域，进一步加剧了报纸发行行业的竞争。在这段时间中，我国报纸的发行模式探索经历了如下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整合营销发行模式，以2001年创办的《京华时报》为代表。
《京华时报》导入整合营销策略，综合考虑市场营销的四要素——产品、价格、渠道和促销，用灵活而又独具特色的销售组合，达到报纸发行的最佳营销效果。
第二个阶段，营销与物流相结合的发行模式，以《北京青年报》的“小红帽”发行模式为代表。主要表现是：导入市场营销理念，以品牌为先导，以组合营销为策略，以报纸营销为主业，建立了一个专业而又畅通、密集而又完善的发行网络；导入现代物流理念，利用完善的发行渠道优势，借助现代化、信息化、网络化的经营管理，开展多元化经营，把“小红帽”建成了一个社会化、产业化的现代信息流和物流服务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