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的意思很明白，其实，这正是为人和做学问的根本。一是做学问的态度要诚恳，二是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人无诚信则不立，当腐败现象开始侵蚀学术机体并产生种种令人痛心的教训时，讲求诚信的学术观念和道德，就越来越值得强调。孔子没有什么“学术专著”，一本薄薄的《论语》，还是他的学生们回忆整理的“语录”。然而，仅仅一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就足够世世代代的学问家和教书人领悟一生、实践一生。学术成就的高低，绝不是按字数的多少、著作的厚薄来衡量的；那种一个星期之内可以赶写数篇论文、迅速积累评定职称“资本”的做法，同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实在隔得过于遥远。至于剽窃抄袭，更是值不得费时指驳的恶习。
值得一提的是另外一种貌似学术的畸形现象：从外国人的书里抽出几个概念，胡乱组合、渲染，穿凿附会地编造出貌似新颖的所谓“学术专论”，这种有哗众取宠之心、无实事求是之意的现象，被学术界斥为“伪学术”，这种风气需要学术爱好者倍加警惕。
说到坚韧不拔这个词，人们思维的屏幕上一定闪现出两万五千里长征中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形象。其实，学术思维的特征和卓有成就的学术工作者的形象，同红军长征的情形是非常相像的。古代的读书人要经历“十年寒窗”，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给自己的座右铭是“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鲁迅全集》中数千万字的小说、杂文和学术著作，是在他30多年每一个“风雨如磐”的深更半夜里“挤”出来的......应当说，在繁荣昌盛的社会环境里做学问条件好多了，但好的条件也常会变成不利的因素。因为，爱过舒坦日子的人，很少愿意再下功夫去“苦学问”；再说，在可以花钱买文凭、叫秘书代笔写论文以换取学位和职称的环境中，把功夫下在学术事业上的人，难免也会出现犹豫、动摇的现象。但是，每一个新时代的大学生，每一位学术爱好者和学术工作者都必须深信：未来社会一定是科学、民主与正义主宰的社会，只有以坚韧不拔的精神所换取的货真价实的学术收获，才是促进社会进步的杠杆，才是我们立身处世的“有价凭证”。所以，不管现实生活中遇到何种阻力与困难，都不能削弱我们为学术事业而奋发图强的坚韧意志。
三、学术思维习惯的养成
学术思维习惯的养成是要下苦功夫的，是要遵循科学规律循序渐进的。除了要在谦虚、专注、实在、坚韧四个方面下功夫长期磨炼之外，还应当在以下三个方面注重学术习惯的自我养成：
（一）要自觉养成“干一行爱一行，学一行专一行，研究一行精通一行”的习惯
学用结合，供需对接，立足本职工作成才，这是将理想和现实紧密结合的学问之道。但人们选择专业、职业和学术的方向时，常常有这样那样的顾忌、困惑、短视和盲目。单说高考和考研的专业选择，就有许多贻误前途的盲目行为：听说银行奖金高就一窝蜂地选择金融学，毕业后却要面对银行商业化大幅度裁员的现实；看到法律专业的毕业生一时不好分，就随意放弃自己本来喜欢的这个专业，忽略了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未来社会是法制化社会的必然趋势；明明喜爱哲学，却觉得它无用（没有实利），全然不领悟理论思维对于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意义等等。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事实上，选择什么都避不开“有利亦有弊”的二律背反，关键的问题是要能“趋利避害”，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
其实，确立专业学习和研究方向的根本要求，是应当尽量符合自我爱好和自我发展的要求。从事任何专业的学习和研究，都要以科学思想为指导，“入门既不难，深造也是办得到的，只要有心，只要善于学习罢了。”事实上，社会需求总是客观存在的，关键是你的努力要力求达到这种高标准和高层次的需求。13亿人口的大国，就业竞争肯定会越来越激烈，但只要你的专业知识能够满足社会需求，你就会是竞争中的胜利者。这种竞争的态势和取向，正好证明着学术的重要，因为任何专业人才向高层次、高标准努力和提升的过程中，人人都要借助于学术思维的帮助，人人都必须受益于良好的学术思维习惯。这也是学术思维优秀习惯，在人才学上的客观价值所在。
（二）要自觉养成从“问题”出发的良好习惯
时下有两个很时髦、很热门的词汇，一是“素质”，二是“创新”。可惜，越炒得沸沸扬扬，却越显得枯燥无味。其实，归根到底，“素质”和“创新”就是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看不出问题存在的原因，认不清问题的本质，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能身体力行、实实在在地下功夫解决眼前的问题，而一味妄谈“素质”和“创新”，那是毫无价值的。
研究学问，必须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这正是学术生命的实质所在。培根对自己从事学术工作的目的直言不讳：“我写书不是为了消度空闲时间和供人娱乐消遣”，“我所关心的是人类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和困难。这是我愿意借助正确和健全的理智思考来加以改进的。”毛泽东同志则把做学问的思想方法和行为准则，精辟地概括为“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严格按照这一思想方法和行为准则来反复训练，逐步养成良好的学术思维习惯，对每个学术爱好者来说，都是可以受益终身的。
要养成“从问题出发”的良好学术思维习惯，就要坚持“带着问题学习和研究”的思想方法。问题要选好，要密切结合社会现实改革的实际需求；问题要选准，确保其按照科学方法可以得出预期的目标。还需要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精神，以积极的心态介入有价值的争论和探讨，在学术争鸣中锻炼自己的睿智，学习别人的长处，集中大家的经验，以求得科学的共识，实实在在地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要自觉养成尊重事实的习惯
学术研究是从基本事实开始的认真、细致的工作，要充分尊重事实，要从事实表面形态和复杂关系中去伪存真，抓住事实的本质，这是学术研究者最基本的态度和功夫。
鸭嘴兽是一种靠产卵繁殖后代的动物，但其喂养幼雏却又靠哺乳的方法，这就给动物分类带来了特殊的复杂性。恩格斯青年时代曾经认为卵生的鸭嘴兽不是哺乳动物，但随着自己的深入了解，他觉得自己过去对事实的判断是“愚蠢之见”，并常常以此劝戒朋友要谨慎思索，尊重事实，“不要做我事后不得不请求鸭嘴兽原谅的那种事情”。
对别人学术工作的方法、结论要尊重，一知半解就妄加评论，不弄清含义就盲目引用，都是很容易犯错误的。例如，人们很喜欢引用阿基米德的那句关于“方法和结论”的至理名言：“给我一个可依靠的支点，我就可以撬动地球。”尊重事实的人都明白，科学家这句话的限定是十分严格的：一要有“可依靠的支点”，二是“可以撬动”（那怕只撬动一点点）。在这里，方法和结论（或者“条件和结果”）都有可靠的事实依据。每个认真的人都明白，阿基米德这句话的本质在于强调“可依靠的支点”在力学原理中的重要作用。（须知：这个“可依靠的支点”上哪里去找呀？）但有的人却把这句话望文生义、大而化之地改为“给我一个杠杆，我就能把地球翻转过来！”任何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给你“一个杠杆”，但你真的“能把地球翻转过来”吗？如此一个不在意的小小改动，却完全背离了科学的事实，把真理推进谬误的泥沼。
强调对事实的尊重，还包含对历史事实（抑或“事实的历史真像和历史价值”）的尊重，因为对历史事实哪怕有一丝一毫的忽略和轻视，都可能产生背离学术思维规律的错误。一位历史学家写了一篇《谈读书》的论文，其中除论述“刻苦读书的意义和方法”之外，还强调要注重实践，不要盲目相信书本中的一切内容，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作者引用古人的一句话来为自己佐证，却冷不防将自己推到了自相矛盾的悖论境地。作者引用的那句古语就是孟子的名言：“尽信书不如无书”。学识渊博的作者竟没有仔细地想一想：要是“无书”，你还怎么“谈读书”呢？再说，秦始皇“焚书坑儒”也还要保留下医书和农书，我们怎么可以说“不如无书”呢？这是忙中出错，“大意失荆州”。用哲学中的话讲，就叫做“一种矛盾掩盖了另一种矛盾”。其实，问题就出在引用古文的一个小小的错误上，保留历史风貌的准确引文应当是：“尽信《书》，不如无《书》。”孟子原话中的“《书》”专指的是《尚书》，《尚书》中对“武王伐纣”这场正义战争的记述，有偏离事实的倾向，用“血流漂杵”一词夸大了战争的残酷性。孟子觉得《尚书》中的这句话不可信，因此说“尽信《书》，不如无《书》”。《谈读书》一文的作者，没有仔细想清楚孟子原话的特指事件，因此，在引证时少用了一个小小的书名号，最终造成了对作者立论的无可挽回的损失。平心而论，只要略为细致一点，这样的失误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思考与练习
认真阅读季羡林先生《关于当前学风的一些看法》，联系实际讨论问题：怎样锻炼学术思维品格？怎样养成良好的学术思维习惯？并针对其中的一个问题，分组总结和交流。
对于当前学风的一些看法
季羡林
什么叫“学风”？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学校的、学术界的或一般学习方面的风气。”根据我个人的语感，指学术界的风气的占大多数。
那么，我们当前学术界的风气怎样呢？我们大家都常常听到一些怨声：风气不好。其表现是比较明显的，比如急功近利，急于求成，草率从事，好寻捷径。古人说：“十年磨一剑”，范老（文澜）说：“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些至理名言，现在有一些人不遵守了。其下焉者则抄袭剽窃，明目张胆，不知天下尚有“羞耻”二字。
这些都是令人忧虑的现象，我自己也在忧虑。但是，我认为，更令人忧虑的还不在这里，而在不学。有学才能成学风，学风的好坏且不去论。不学则连“风”都没有。
环观我们当前的大学和学术界，一出大学的门，或者已经出了大学的门而在学术界有了一个席位的人中，下海者有之，出洋者有之，当官者有之，这是平常而合理的现象。下海和当官，都是社会上不可或缺的。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大学毕业生都留在学术界或教育界；如果中国十二亿人都成为学者，我们将无饭可吃，无房可住。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可是，话又说了回来，那些决心或者半决心留在教育界和学术界的学士们、硕士们和博士们，总应该“学”了吧，总应该读书了吧。然而，据我的观察，殊不尽然。我无法计算出一个百分比来，至少有一部分是不学的。在他们身上是不存在学风问题的。风是有的，东、西、南、北风都有，只是没有学风。有些教外语的教员，外语水平是极能令人满意的。但是，除此以外，却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家。这样的人，在德国只能终身是外语教员，与副教授和教授无缘。
在我们国内，有一极小部分“学者”，头顶高级职称，却是述而不作，一篇像样的论文也不写。至于与他有关的专著和论文则视若路人，有关的中外学术杂志则更是陌生。
我所忧虑的正是这种不学的现象。特别是在一个新世纪和一个新千纪就要来到我们眼前的关键时刻——用一句旧话来说，也许可以称之为“危急存亡之秋”——全世界范围内的“知识爆炸”，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日千里地在向前飞奔。稍一疏忽，立即落伍。有一些本来应该学的学者，却把枕头垫得高高地酣睡。“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诸葛亮知道，这些人并不知道。看了这种现象，我有了“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感觉，难说我是杞人忧天吧？
（原载1998年1月15日《文学报》1998年第3期《新华文摘》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