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来看，中国妇女实现阶级解放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妇女解放运动融入中国的革命中，主要是走武装革命的道路完成的。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妇女在较短的时间内，由国家通过行政手段，实现了妇女解放的巨大成功。可以说，国家在妇女的解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政府将男女平等作为政府的工作目标之一，制定了男女平等的立法和政策，并大规模的动员和组织妇女走出家庭，走向建设第一线。正是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中国妇女的解放才取得了较之西方女权运动的成功。李小江认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从来就不是‘边缘’，始终在民族和国家的主流视野范围之内。中国妇女解放是全社会而不是妇女一方努力的结果。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总是伴随着社会改革或社会革命，在今天，则是伴随着社会发展——这与西方女权主义向已经足够发达的男性中心社会要求权利不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妇女进一步解放的道路应该是多方面的，除了法律的保证之外，国家还要继续保持行政干预和政策扶持，要为女性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这是女性发展的前提条件。未来的社会民主与法制逐步健全完善，更需要我们加强对妇女权益相关法律的执法检查和监督，保证法律的实施。国家还要为女性发展创造良好的受教育环境。国家还要为女性发展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要通过新闻媒介以及科研、教育、宣传阵地，广泛传播文明进步的性别观念，从而摒弃封建社会“重男轻女”的思想，克服不利于女性成长的各种偏见和习惯势力，使实现男女平等、维护妇女权益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口号，真正成为社会的共同认识、人们的自觉行动。国家要为女性发展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现在许多单位和部门，在吸纳女性上学、就业和选拔人才上，不同程度地出现对男女不能等同对待的现象，从而使平等的竞争变成不平等的竞争。社会应当创造一种男女平等竞争，以劳动成果、贡献大小、素质高低为客观标准的竞争环境，为女性的发展提供均等的机会。
国家的干预和扶持是作为外力作用于妇女解放，妇女的解放最根本的还要依靠妇女自身的觉醒和能力的提高。全面提高妇女素质，是实现妇女解放的基本条件。女性必须积极主动的参加学习教育，不断提高自身的总体素质。“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这是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毫无疑问，“经济的自立是精神的自立的前提”，日本学者引用前人论述说，“一个身无分文的人，是谈不上宽宏大量的；而一个没有自由的人，也无法做到品德高尚”，书中还引用了西蒙娜·德·波伏瓦的观点：“在经济上完全依赖他人而生存的女性，就等于在心理上和精神上也完全依赖他人——她因此而丢掉了两个东西：一是她自己的独立自主，二是理应扮演社会政治角色的人的自我实现。在当代中国，全面参与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生产劳动仍是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和根本途径。社会公共劳动是社会性成人身份的物质基础，在家务劳动还未社会化时，必须积极争取参加社会公共劳动，与男子一样成为社会发展的主体，在实现自身价值的过程中创造社会价值，使自身解放与社会的发展同步前进。
长期以来，人们都把家务劳动看做是平淡的琐碎的私事，列宁说：“妇女担负的家务劳动多半是非生产性、最原始、最繁重的劳动。
这是极其琐碎而对妇女的进步没有丝毫帮助的劳动”。从历史和现实看，女性始终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而这些花费了大量时间、精力的劳动却得不到分配上应该有的回报，从而抹杀了家务劳动的贡献。一旦社会就业出现某些问题，就有人提出“妇女回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因为“人们还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家务劳动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还没有从思想观念上改变对家务劳动的歧视态度”。其实，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每一个人都离不开家庭，人的一生中约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家庭中度过，家务劳动、家庭生活的质量与每一个人以及整个社会息息相关。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妇女一定程度的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加之计划生育实施以来，妇女用于生育的时间明显减少，更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妇女有了进一步的解放。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家务和生育仍是妇女参与发展的直接和潜在的阻力，她们既要在社会上同男子一样的工作，又要回家做繁重的家务，还承担着生育的职责，双重压力“角色冲突”一直困扰职业妇女。可以说，“现实的妇女解放运动，是让女性背着生育和家务劳动的负担，去争取和男性一样的社会地位，它从一开始就奠定了不平等的基础”。改变对家务劳动的认识任重道远，就目前来看，家务劳动社会化是让女性从繁重家务中解脱出来的一个途径。近年来，保姆、小时工的大量需求就说明了这一点，这也从一个方面体现了承认家务劳动价值的事实。此外，男女共同分担家务应该是最简便和快速的办法，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苏珊·奥金（SusanOkin）在《正义、性与家庭》（1989）中，把罗尔斯的正义论应用到家庭或私人领域之中，她认为：“为公共领域制定的正义原则应该在家庭内部同样其作用。换句话说，像照料、抚养孩子一类的劳动应该有男女共同平等分担”。为了建立“平等主义家庭”，她还强调相应的社会变革，“在这样的家庭中，男女共同分担家务重担”。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妇女发展问题
“妇女发展”这一概念包含着丰富的内涵，1995年7月通过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1995-2000年）规定了到20世纪末中国妇女发展的总目标，“妇女的整体素质有明显提高，在全面参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过程中，使法律赋予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家庭生活中的平等权利进一步得到落实”。1995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中，规定了12个方面的战略目标，即妇女与贫穷、教育、保健、暴力行为、武装冲突、经济、参与权利和决议、机制、人权、媒体、环境及女童等妇女发展的12个重要领域。2001年5月制定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年）根据我国基本国情和妇女现状，兼顾妇女发展的阶段性目标和长远目标，充分考虑第四次世妇会《行动纲领》提出的12个妇女发展领域，并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做法，以《中国妇女发展纲要》（1995-2000年）为基础，把妇女发展的主题贯穿始终，确定了6个优先发展领域，即妇女与经济、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妇女与教育、妇女与健康、妇女与法律、妇女与环境。下面我们主要就妇女与经济、妇女与环境两个方面加以分析和讨论，在妇女发展与经济发展的问题中，我们则重点研究经济全球化与妇女发展这一问题。
1．经济全球化与妇女发展
我国对经济全球化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文学、历史等领域的学者，从各自不同的学科背景出发，围绕全球化的问题展开研究和讨论。“全球化对于各学科来说，实际上扮演着两个角色：一个角色是作为分析和研究的对象；另一个是作为分析和研究的背景。前者是作为问题存在的，是变量；后者是作为环境存在的，是常量。”由于学科逻辑和范式的不同，各学科对全球化的研究也有差别。在经济全球化与性别的研究中，我们所特别关心的问题是，经济全球化对女性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女性对经济全球化的反应等。而对经济全球化与女性发展关系的研究，无疑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的。“在世界劳动者中，妇女总是最易受伤害的，在所谓‘调整’或‘重组’进程中最先受到冲击。在这个意义上，不讲妇女的故事就不要讲全球化的故事”。
第一，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妇女地位的提高。经济发展与妇女发展的关系，是学者们讨论的重要问题。一些人指出，“发展能使妇女融入经济及政治生活中去，因此能导致妇女解放及男女平等”。的确，“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是妇女发展的前提”，“一个国家的妇女只有在本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大环境中，才能求得自身的发展与进步”，经济发展会促进妇女发展。但是“经济发展并不等于妇女发展，更不能代替妇女发展”。有学者指出，“近十年来，我国妇女发展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呈现出一种双向的多层次的相关性发展态势，蕴含着三个层次的相关性。第一个层次表现为妇女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步性，在妇女教育、生育健康、生活方式等方面体现出的一些问题是与经济发展相应的，属于妇女发展中提高层次上的问题。第二个层次包括总体上与经济社会发展同向，但局部逆向发展的方面。例如，在妇女参政地位、婚姻家庭地位、法律地位等方面体现了与经济社会发展同向发展的态势。第三个层次则反映了妇女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方面，具有逆向发展趋势。如在妇女经济地位、社会性别观念等方面呈现出妇女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的复杂性，其中有些方面的逆向发展已经成为阻碍妇女发展的重要问题”。妇女占全球贫困人口的60％，她们是“弱者中的弱者”，其贫困状况仍然在发展。以“效益”为目标的经济行为总是排斥妇女的，所以，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的经济繁荣并不必然带来妇女经济地位的提高，有时也可能恰恰相反。因此，经济发展了，不会必然导致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
第二，经济全球化具有双刃剑特性。如何看待经济全球化，一直以来是众说纷纭，对其所作的价值判断也是大相径庭。无论对经济全球化的看法如何不同，众所周知，经济全球化已经是一个事实，是一股不可阻挡的浪潮，席卷了“地球村”的每一个人。不管愿意与否，已经没有选择。可以肯定地说，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结果，从促进生产力发展和提高生产社会化程度等很多方面来说，经济全球化无疑具有进步意义。但是，也应该看到，经济全球化在给人们带来某些机遇和好处的同时，也必然带来很多问题。经济全球化是由发达国家主导和支配的，因此，西方发达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其实，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反对经济全球化的许多人士主要就是从这方面反对的，他们不是反对全球化本身，而是反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出现的弊病和问题，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反对跨国公司全球化。环保主义者、妇女组织一直是反对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的确，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市场中的消极方面也必然全球化，比如，污染、疾病、生态环境破坏、毒品走私等等也会全球化。
事实上，经济全球化对于不同的人（也包括不同的女性）来说有着不同的意义，“对有些人来说，全球化意味着全球性合作的加强，这种合作所涉及的面非常广，超越了国界和隶属关系的制约。对其他一些人而言，全球化是更大范围的社会和文化整合的象征，导致这种整合的是因特网和大众传播。与此同时，全球化过程也可能意味着污染、细菌、难民以及其他方面力量的国际界限日益模糊”。第三，经济全球化对不同层次的妇女发展有不同影响。“对某些人而言，‘全球化’是幸福的源泉；对另一些人来说，‘全球化’是悲惨的祸根”。
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体现的是“强者经济”，原本就处于不利地位的弱者在全球化的经济浪潮中状况更加不利。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妇女发展带来某些机遇的同时更带来巨大挑战，尤其是对于农村妇女而言，从总体上说，农村妇女在全球化中是处于劣势的。经济全球化加快我国农业的国际化进程，受国外廉价农产品的冲击，我国大宗农产品价格会大幅度降低，而在我国农村，目前妇女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主力军，自然也就成为降价的直接受害者。
如果从自身来说，农村妇女处于不利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则在于她们较低的教育水平。较低的教育水平，使她们难于胜任高科技含量、高品质农产品的生产，也没有能力与外界进行联系，在农业的产业结构调整中，一些农业劳动力要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而农村妇女较低的教育水平及其他原因限制了她们的发展。既然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可避免，农村妇女要想发展就必须提高自身的教育水平。
有学者认为，“对于经济全球化现象，许多支持者称赞它是提高全球生活水平的途径，但它却未能改善世界女性的经济困境。生产的全球化没有为女性创造长期提高地位的重要工作机会。而且，当多边投资协定进一步提高跨国公司的时常份额时，它们却未能保证女性的大多数基本得到贷款、土地、资本和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