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帝国主义的扩张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这一激进主义盛行的年代。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激进主义对战后西方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借助于高技术手段进行大批量征税的文化工业尤其是通过大众媒介广为传播的西方文化的典型做法，就是“不断重复”、“整齐划一”，使闲暇的人不得不接受文化制作人提供给他的东西，这就具有强制性，从而剥夺了个人自由选择的权力。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正是通过不计其数的大批量生产和大众文化的机构，把因袭守旧的行为模式当成自然的、令人尊敬的、合理的模式强加给个人，履行着操纵意识的控制职能。这种对西方文化的激进批判，影响深远。
就国际范围而言，与此相应，在西方大国与不发达国家的文化关系问题上，就产生了“文化帝国主义”的概念。其主要意旨是，当今世界存在着文化霸权和殖民文化问题，存在着思想意识上的帝国主义或者说思想殖民化现象。因此，所谓文化帝国主义的实质，就是西方统治阶级通过对他国人民的文化生活的系统的渗透和控制，以达到重塑压迫人民的价值观、行为方式、社会制度和身份，使它们服从帝国主义阶级利益的目的。
一些文化帝国主义的批评家甚至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是阴险的控制方式，是征服人们的心灵使之惟命是从的途径。他们强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虽然殖民主义受到民族解放运动的强大冲击，但是第三世界国家纷纷独立之后，殖民文化仍然存在，仍然保持大国霸权，第三世界永远处于落后的被支配的地位。
文化帝国主义的批评家还对批评对象的特点作了分析，有学者将这些分析的主要内容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不平等的文化交流
以前的殖民者往往采用官方的形式，利用在当地掌握的行政权力，强行用殖民者的语言替代当地的母语，并培育一个当地的“比照集团”，通过比照集团行为将某一社会集团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作为标准而使人刻意仿效。
其结果一方面摧毁了传统文化，另一方面选择西方道路必然意味着政府开支集中于少数高质量项目。这只能给少数人带来好处，而大多数人却呻吟在人们视而不见的贫困之中。
在当今世界，不平等的文化霸权则主要采取非官方的形式，美国尤其如此，通过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大力推销文化工业产品——品质繁多的文化消费品，并通过经济和技术的交往，尤其是通过各种消费品，将它们所负载的价值密码和生活情趣推向世界，使“美国制造”的所谓世界文化在全球泛滥。
借助于经济和技术的优势，借助于原有的语言和文化优势，由西方大国控制着文化的输出权，把自身的文化作为普遍的价值标准，使第三世界母语流失、文化传统被瓦解。因此，当今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文化交流是不平等的，实质上是一种文化霸权。
（2）大众传播的影响
在不平等的文化霸权表现方式中，大众传播媒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广播、电视、广告、流行音乐、通俗文艺等大众媒介和大众文化，把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文化观渗入到千家万户，使大家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文化帝国主义的一套思想、观点，力图以全球规模培育在同类文化思想影响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
传媒、广告在文化不发达地区树立了一个可以称为“第二比照集团”的榜样，引诱大众去追随仿效，从而放弃民族传媒，使资讯交流空前发达。强大的经济实力和高技术手段所支撑的大众媒介和大批量生产的文化工业产品，使文化成为日常的社会消费品，流传于世，形成空前的文化强势。在这样的文化攻势下，如果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化产品去充实的话，很难抵挡住外来文化的侵入。
（3）传播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思想
在进行文化侵入的过程中，文化帝国主义通过大众传播等手段，把包含文化帝国主义思想的产品进行广泛的传播。这些思想以个人主义为核心，宣扬膨胀的消费主义，攻击社会公德准则，显现非理性和价值相对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文化。
这种思想具有消解民族认同的作用。不发达国家争相进口发达国家的商业电视和过时节目，源源不断地播放西方的恐怖片、侦探故事、牛仔电影和肥皂剧，让人面对一个已经过去的或根本从来也没有存在过的世界。这种镇静剂是一种平庸的精神食粮，它用老一套的模式、陈旧的观点，扼杀了第三世界人民的创造性和参与精神，使他们停留于维持性学习的境地，难以作出自己的创造，从而永远处于落后的状态。
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是依据现存国际体系中第一世界-第三世界，以及中心-边缘或支配-被支配关系，来分析文化全球化过程的。
英国学者汤林森在总结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时评述道：“这种理论的广泛含义以及批判性关注的原因，最好依照以下四个方面加以理解。第一，这个过程被视为一种同质化；它导致了一种标准化的商品化的文化出现，并威胁到消除世界文化的丰富多样性。第二，把西方的各种文化疾病——热衷于消费实践，文化身份的碎片状态，中心的丧失，稳定的共同文化价值——强加于其他文化之上。第三，以上两种趋势被认为是一种特别的威胁，即威胁到脆弱而容易受到伤害的边缘的‘第三世界’民族国家‘传统’文化。第四，这个过程被认为是支配的广泛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诸如涉及到跨国资本主义越来越广泛的控制，（经济上和文化上）依赖的后殖民关系的维护等。”汤林森进一步指出，“这种观点可以看出是属于某种常见的批判传统，这种传统早在全球化现行话语出现之前就存在了：这是一种对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事实上，文化帝国主义的话语倾向于在文化领域里，为全球化的最初批判性接受预设一个景观，把这个过程当作帝国主义划分体系本性的一个方面，即某种特别中心化的文化霸权的不断扩张，亦即美国式的价值、消费商品和生活方式的传播。”
文化帝国主义的扩张是全方位的，不仅在思想价值观、伦理道德观进行渗透，在文化产品的输出上极尽所能，而且在亚文化产品上，也不惜余力，极力向外推销体现文化精神，包括像游戏软件之类的产品。
游戏不只是游戏，其文化传播作用已是所有明眼人的共识。
日本HORIPRO公司设计包装的数字化偶像DiKi（DigitalKids），意为数字儿童，一段时期风靡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地区。几年前，美国的数字化人物劳拉风靡一时。而DiKi可以说是劳拉的东方版本。看看DiKi的个人情况，身高5英尺4英寸，棕色短发，1979年10月26日出生。日本人给DiKi起了一个日本名字伊达恭子，其开发公司还为其录制唱片，主推韩国市场。
由于文化以及二战的原因，韩国政府本来对日本文化采取禁止态度，但是DiKi乃一数字偶像，而且是针对韩国消费者，很快就被韩国年轻人奉为偶像。此后，韩国政府解除了50余年的文化禁令。这是数字时代文化传播的一个典型实例。
DiKi不仅给开发者带来了唱片、相关游戏软件和相关服饰产品收入，而且打开了韩国年轻人的心。由于网络以及周边产品的介入，伊达恭子先迷倒高丽人，而后热销日本。数字化在中国刚刚起步，由于版权、法规等问题，DiKi没有登陆中国，但类似DiKi的数字文化却开始影响着中国年轻人。
国内目前最有影响力的是电脑游戏，也许大家还记得几年前的《红色警戒》以及新近的《帝国时代》，这些被禁止出版发行的游戏软件的受欢迎程度不亚于DiKi的影响力。某些游戏中所包含的文化侵略，远远超出游戏的领域。如果说DiKi打开了日本文化产品通向韩国市场的大门的话，DiKi更是打开了日本文化对于韩国侵略的大门。
在当今这个以经济建设为主的世界，武装战争只是局部地区的斗争，而无形的文化战争却在不断交火。又有几个人敢说在游戏过程中没有受到游戏文化的感染？《三角洲特种部队》中的中国武装直升机、《帝国时代》中的唐朝出兵朝鲜、《F22猛禽》中的空袭中南海、《红色警戒》中对于社会主义的敌视、《BLOOD》中的过度血腥，不再是偶然现象了。
除了这些在制作设计中加入的因素外，文化侵蚀更加可怕，在游戏中最明显的就是对于欧洲中世纪文化的渲染，不仅有《魔法门》系列的勇者斗恶龙韵味、《DIABLO》中的剑与魔法划分，还有在游戏中对于西方世界所谓的文明的过度表现。但你可曾想过，在娱乐的同时，受到了以游戏为载体的文化宣传。这与DiKi冲破韩国封闭的文化市场是一样的道理，只不过在手法上有些差别罢了。
目前我们的游戏领域可以说是百分之百的拿来主义，其中文化因素自然会保持原来的作用。不仅是对于游戏者的文化侵略，更是对于国产游戏软件开发者在文化上的染指。号称国产游戏的作品，除了金庸的武侠内容，就只有模仿化的钢铁大战。游戏设计思想完全被泊来的游戏文化所同化了。这其中有开发者在文化底蕴上的不足，也有一些中国文化被西化的原因。至少在游戏领域存在。
对于游戏文化的侵略，单从出版上进行堵截并非良策。对于游戏中的文化侵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反侵略，不仅在游戏中对文化侵略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更重要的是在国产游戏开发中弘扬中华文化，引导消费者了解游戏文化，同时达到反文化侵略的目的。
在游戏节目中都包含着文化侵略的成分，更不用说其他文化产品。面临全方位的文化帝国主义扩张，各国应该全方位地进行积极的回应。任何市场的空白，都有可能被其他文化侵占。
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描述了全球化语境中不平等文化权力关系的现实状况。
在原子化的社会关系下，大众媒介使人们油然想到是一个社会整体的主要管道，媒介其实已经扮演了一个管理者的角色。所以，媒介的霸权地位就意味着一种文化支配。
2.信息流向的严重失衡
国外的学者看到了传媒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对此有过深入的研究。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的约翰·汤林森博士在《文化帝国主义》中还提出了“媒介帝国主义”这一概念，并认为媒介是文化的核心，对其他国家具有极大的影响。他在《文化帝国主义》一书中分析道，“所谓文化帝国主义，其定义之一是西方经过媒体中介的文化，强加于他国之上。一般说来，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媒介被当作其文化的核心，其原因是多重的，从实用的理由直到出于较为理论性的原则应有尽有。因此，如果想要了解文化帝国主义这个概念，我们必须思索当代西方文化已经是透过媒体‘中介’的本质，然后我们也须再问，‘强加于’其他异域文化的东西又是什么？这些东西只是一整套的‘媒介影像’而已，或者它们是更为复杂而经过‘中介’的文化经验。”
他还分析“径将媒介作为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核心文化参照标准，确有可取之处。实情果真如此，则不妨说文化帝国主义的现象，其中心关键在于媒介，而这么说的意义有二：一、某种文化之媒介（文化及媒介之运作过程与行为），支配了另一种文化的媒介表现；二、经由大众媒介所中介的文化已然扩散全球。以上提及的两种解读方式，各自代表了相当不同的涵义，而又以第二种涵义远较为宽广。至于两种意义的共通之处，在于它们都认为媒介是现代文化的枢纽。”（同上书，第45页）可见，西方发达国家早就认识到传媒的力量，不仅用经济向世界扩张，而且通过传媒推销他们的价值观和文化产品，从而形成以西方为中心的“大同世界”。事实上，当今世界，50多亿各国人民主要是通过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传媒来认识其他国家的。而这些西方发达国家的传媒以他们的价值观向世界传播一个“传媒世界”，是很多人头脑里对其他国家的全部印象，把它视为真实的世界。
西方发达国家新闻传媒长期能占据国际新闻报道和国际舆论领域，是有历史和现实原因的。
首先，一些老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对世界统治进行瓜分，在不同的势力范围占据了有利的传媒霸主地位。这一点非常鲜明地反映在西方主要通讯社的各自报道范围上。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重点报道北美和南美；路透社则着重报道欧洲和英语非洲国家；法新社则着重在对法语非洲国家的报道。这些多是它们传统的势力范围。
其次，西方发达国家强大的经济实力，使得他们的新闻传媒同样拥有雄厚的经济后盾，可以纵横国际传媒界，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不断更新和采用最新的新闻传播技术，雇用众多优秀的从业人员，把自己的记者派向全世界，哪里有热点新闻，哪里就会出现西方传媒记者的身影，并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大容量进行报道，在国际新闻报道占有明显的优势。
而许多发展中国家没有经济实力，不仅根本不可能向国外派驻记者，就连维持国内新闻媒介的正常运转都有困难。有的发展中国家甚至至今没有自己的通讯社、电视台，哪里谈得上去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新闻传媒进行平等竞争。
明显的传播不平等现象，引起了国际有识之士的重视。早在20世纪7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知名人士和一些发达国家的有识之士就考察过这个问题，并在联合国教科文大会上提出过这个问题。为此，在国际上一度形成了长达10多年热烈的探讨、激烈的争论和相应的国际行动。于是也就有著名的关于“建立国际新闻与传播新秩序”的斗争。
据70年代初的统计，全世界每天传播的国际新闻中，约有80％是由西方四大通讯社（美联社、合众国际社、路透社和法新社）发出的；而其中仅有10％-30％的国际新闻来自发展中国家。
另据统计，在世界电视节目流通量中，美国占了75％左右，如果加上欧洲的国际电视传播网，则占全世界电视新闻节目流通量的90％。因此，事实上，是西方新闻传媒特别是美国主要新闻传媒在国际新闻流通中唱主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