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重点
系统分析的重要性
基础/上层结构模型
符应原理
文化复制模型
文化回路
系统分析的知识论议题
系统整合
文化、政治以及经济的权力
本书从阶段一到阶段三谈论的焦点，大多是放在某个社会场地，或某个文化团体之中。而阶段四与阶段五则是关于研究焦点的社会场地（或团体）与其他诸多场地（或其他团体）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些关系与系统因素有关。因此，阶段四的构想就是去发掘各种特定的系统关系。例如：某学校与周围社区的关系，或者青少年文化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关系。而阶段五的构想则是检视研究发现与社会理论之间的关系，这一来有助于解释阶段一到阶段四的研究发现，再来还可进一步修正、挑战及细部充实巨观的社会学理论。
因此，阶段四与阶段五需要一个概念架构，以赋予“社会系统”这个术语有用的意涵。在本章中，我将介绍社会系统的概念架构，主要取材自先前各章介绍过的行动与意义的模型，理论概念前后相当连贯，理解上应该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其中的系统分析（有时候也称为“结构分析”）由于伴随着一些特殊的知识论议题，对于某些读者而言，一开始接触可能会觉得比较艰涩难懂。
在早期（20世纪70至80年代中期）的批判质性研究中，社会结构的模型乃是从实证研究发展与提炼而来。知识论的论题普遍受到忽略。这个时期对于社会结构本质的见解，可以从Willis（1975，1976，1977）、McRobbie（1978）及Everhart（1983）等人的实证研究当中略窥一二。他们的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后来其他的社会学家，如APPle（1979，1983，1986，1993）等。APPle从这些前人的研究成果出发，构思有关社会整体的理论，以论述整体社会问题的根源所在，并且思索如何促进改变。社会结构已经是广受争论的论题，但社会结构分析所隐含的知识论却还尚未成为显要的论题。
到了20世纪80年代晚期乃至90年代初期，批判研究论者对于社会结构的问题，处理的态度更趋审慎。这是因为在后现代与新实用主义的学术潮流下，认识论的论题已经被带上了台面。是否还有可能发展社会学的理论，已经成为备受挑战的论题。来自多方面的检讨与批判，使得发展巨观理论模型的可行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信心更是摇摇欲坠。
结果，当今有些批判学者干脆就忽略不论社会结构的论题；而其他人则在著作中三言两语随性套用时下的流行说法，声称任何构思社会理论的努力都是无效的。可是，这些人却又常常提出各种隐含社会结构的论述，而且从不费心说明如何化解其中自相矛盾的主张。
其实，问题并不在于后现代或新实用主义本身，而是在很多方法论的研究中，其采取的乃是搀了水的后现代与新实用主义（CarsPecken1993d）。JacquesDerrida、MichelFoucault及RichardRorty等人的原著中，蕴藏极为精辟而重要的见解，应该审慎待之。但很不幸地，有一些二手的后现代论述仅仅只是在一些“行话”与风格上做文章。今天，我们有各式各样这种知识论上的负面宣言，足以让读者闻之瞠目结舌。比方说，“实在（reality）是隐晦不明而且自相矛盾”、“所有呈现实在的努力都使其他可能的观点失去声音”、“所有的分析都是研究者个人旨趣的产物，并且受限于其生存的时代”。仿佛研究者要能够说上几句诸如此类的调调儿，才算是赶得上潮流。一旦研究者有了这样的本事，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从事各种抗拒性别、种族压迫的论述。而这些论述其实预设了某些社会实在，自相矛盾也无所谓，因为只需要闪烁其词就没事了。事实上，采取反对压迫的立场，就已经隐含着压迫的理论，这当然是一种系统理论。不过，由于实在本身被设想为什么都不是，只是流动不居的意义的游戏，因此在今天这种学术风潮下，也许自相矛盾能够让你看起来更有深度。
对我来说，其实我非常乐于见到各种“后现代”以及“新实用主义”的挑战与影响。不过，在应用上应该能够和开宗大师（例如：Derrida与Rorty）一样的严谨。我很难容忍那些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说法，以及滑头的否定宣称。我的想法是，系统分析应该与高品质的研究相辅相成，而且这样的分析也可以照应到后现代的主张。在本章，我会简要地检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批判学者如何看待社会结构，然后呈现出一个概念架构来支持今日的结构分析。我在讨论中也会论及先前假定为真的知识论论题。至于阶段四与阶段五所涉及的研究程序乃是奠基于本章介绍的概念架构，这些程序与相关建议将留待第十三章再行讨论。
批判研究及社会结构的概念
讨论批判质性研究的发展史的一个可行的方式，就是通过社会结构的概念在其中是如何被框架以及处理，从而将这段不算长的历史划分成几个阶段。基本上，批判质性研究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教育研究。由于教育机构在系统整合中扮演着一个跨时代、跨生活圈的主要角色，因而成为系统分析最基本的场域。对于入门的读者来说，可以先从了解70年代功能论马克思主义者、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及结构论马克思主义者间的争论开始。这些不同的理论阵营各有其了解社会的模型。
本书乃是针对广大的读者，为了帮助不熟悉社会学理论中批判理论如何崛起的读者，我决定在此简要地回顾70年代不同理论模型之间的争论。我所提倡研究社会系统的概念架构很多即是根据这些早期的模型，因此，在此先行了解“基础/上层结构模型”、“文化复制模型”及“文化回路模型”等社会系统的理论模式，将有助于读者更容易掌握本书稍后即将介绍的阶段四与阶段五的理念与实施程序。
“基础/上层结构模型”的隐喻
为很多共产党秉持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结构的看法在根本上乃是属于机械论的观点。在AContributiontotheCritiqueofPoliticalEconomy（Marx1970：20—21）中的若干段落里，可以看到这种观点的渊源。此一观点认为整个社会的文化、社会以及法律/政治等形式都是取决于经济的“结构”（structures）。
Marx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强调用来生产有用的产品的社会组织。因为任何一个社会系统最根本的就是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若不能满足人类基本需求，那么社会就不可能存在），所以Marx主张经济的安排是社会所有其他特质的关键。文化的产物、信念、政治组织、家庭结构、宗教、法律、教育组织等，全部都必须支持社会的经济结构，不然社会没有办法生存。人们首先要满足吃、住，以及其他文化意义的物质需求，然后才可能去享有文化与政治的生活。而文化与政治的生活也一定不可以威胁到经济互助的体系，否则基本需求无法满足，整个社会就会立刻崩解。
在AContributiontotheCritiqueofPoliticalEconomy中，Marx把社会的经济结构视为“基础”（base），基础之外则差不多都算是“上层结构”（suPerstructure），“基础”被设想为决定“上层结构”，二者紧密结合。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里，“基础/上层结构”的社会模型十分盛行。
Marx所指的经济“基础”，包括以下两件事情：一为社会赖以驾驭能源及生产的技术，另一个则是生产物品的社会组织。经济的社会组织被称做“生产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人们赖以生产日常生活必需品的合作方式。
系统的经济剥削
剥削是资本主义制度生产社会关系的本质。众多的无产阶级者贩卖劳力来生产物品，而另外的一群为数甚少的资本家阶级，则把持生产的物质工具（工厂、能源及原料）。他们雇用工人制造产品，然后贩售图利。根据Marx的说法，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社会关系涉及两个主要的团体：雇主与受雇者，这两个团体之间的关系驱动着经济发展，并形成支持此一生产社会关系的上层结构。
资本家靠利润过活，劳工靠薪水过活。根据Marx的理论，利润的基础是什么呢？Marx认为无产阶级带进生产过程的劳力就是利润的基础。人们既需要空气，也耗用空气，但是空气并不需要劳力生产，也不需要有人来分配，所以空气本身是“免费的”。人们同样也需要居所，但这就要花钱了，因为盖房子需要有许多不同人的劳动。钱或价值与制成产品所需要投入的劳力有（很复杂的）关系。资本家借由贩卖人们的劳力所制成的产品而获取利润。他们自己并不工作，而是雇用其他人去生产。因此，资本家只有支付劳工少于他们实际生产价值之薪资，才能获取利润。利润，说穿了，其实就是一种系统化的掠夺。也就是说，利润乃是付给工人的酬劳少于劳动对社会生产贡献的一种结果。
如果你对Marx的理论并不熟悉，直觉上你可能会有所怀疑。毕竟，当公司中的主管与经理有组织地在规划生产计划，并控管过程中的生产、宣传以及销售时，他们不算在劳动吗？难道这样的活动不算是工作吗？不错，根据Marx的理论来说，主管与经理们确实也有在劳动，因此他们并不算真正的资本家，而只算是阶级较高的雇工。
在当代社会中，纯粹的资本家是指在公司中拥有足够的股份，可以坐享优渥的生活，而根本不需要工作的那一种人。这种人可能就在你我周边。他们住的是别人盖的房子，穿的是别人做的衣服，开的车，享受的电视、游泳池、电脑等，都是别人辛苦制造出来的。然而，他们享用这些成果却没有回报，他们不用劳力来“回报这些恩赐”。更有甚者，他们比那些为了工资付出劳力的人们更充分享受这些社会产品。
现在，你们应该更明白这种资本主义的社会系统的剥削特质了。马克思理论的一项基本看法是，经济产物乃是人们互助合作的成果；而所有人都应该有权享用这些产物的福利，但也必须尽自己的本分，从事劳动生产或提供服务，以造福其他人。生产的互助本质应该很明确清楚，也就是说，其中若有任何的不公平，大家都可以看到，并进而消弭之。
虽然，就作为一种经济理论而言，马克思理论在某些环节上是有些问题的（比方说，管理阶层与工厂劳工这两种劳力之间，如何决定其价值差别到底在哪里呢？）。但是，其理论所持的价值观点却很容易可以理解，而且这些价值观点也跟资本主义社会所提倡的自由民主相互协调。照理来说，资本主义中生产关系的不公平弊病，不应该这么难被看出来才对，再说这种不公平也应该引起西方社会大多数人们的抗议才对。
但是，在资本主义的系统中，生产的互助本质实际上却不明确，反而是被一些容许私有财产的法律以及金钱的使用等所遮蔽了。例如APPle（1993）就指出，财产权隐蔽了人权。在各种使得经济活动的合作本质隐晦而不显的因素中，金钱扮演了一个很大的角色。
那么，金钱是什么呢？基本上，金钱乃是一种劳动的象征物，也就是象征产物与服务的价值。理想上，金钱交易的作用等于是以一种简化的象征形式，替代了人们之间的劳动交易。但是，在一般大众文化中，金钱显然具有其自身的经济价值。于是，金钱原本的象征价值就变得具体而物化了，其结果就是金钱取代了工作，而等同于经济价值。
在资本主义系统中，愈容易取用社会产物的人，其实对社会贡献的也最少，这的确是绝对的剥削。主管与经理们是介于纯粹资本家与纯粹工人之间的一个阶级。尽管他们也的确做了社会上需要的工作，但是他们在生产过程中的权力运作，其实大可以比实际情形更为民主。他们的工作报酬实在高过了他们对生产的贡献。因此，他们也分赃这个体系中经由剥削得来的好处。此外，很多高阶层工作者都有可观的投资，这使得他们无须付出任何的劳力，就得以拥有生产的所有权，以及丰厚的回收利润。
Marx与Engels认为，资本主义的剥削式生产社会关系，一直通过社会上的其他事物，也就是“上层结构”，而不断地复制。在文化上，对金钱的认知就是一个例子。金钱，在某种程度上简化为劳动，隐藏在此认知背后的文化意义，则是“金钱本身就具有经济价值”。
其他许多文化信念也扮演类似的角色，隐藏了这种剥削的本质。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美国人始终相信他们生而自由，且在一个平等的国度里，这种情形很普遍地散布在文化环境中。更甚者，在很多方面也确实不无真实之处。政治权力虽然不如人们所相信那样地平等，不过与其他国家相较，在这个国家的确是平等多了；再者，就技术层面而言，人们确实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所要的工作，而对不喜欢的工作，也可以说不要，在这种情况下，薪水似乎就比较公平（因为工人同意工作的薪资，才会签下工作的契约）。
但正是由于文化信念中存在着部分事实，因此得以更有效地隐藏那些似是而非的不平等。APPle就曾经说过，要了解意识形态如何运作，最好的方法就是先去检视其中被认定为“正确的事物”究竟是什么；然后，再看看这些“正确的事物”如何在握有权柄的团体所欲之下扭曲真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相较于那些生于较高社经阶级的人们，那些较低社经地位的人们极少有机会，能够获取财富以及享受随社经阶级而来的政治影响力。而教育体系和其他复杂的文化系统往往就是为这种不平等的状况护航。可以说，我们的社会拥有政治上的民主（虽然不算完美），但并没有经济上的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