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研究之客观宣称的程序
检查客观宣称中的权力扭曲作用
质性研究中的客观推论
上一章讨论的存有学范畴，可以提供我们建构满足研究“有效性”的条件。质性研究者所记录的内容是否可靠可信，取决于其能否达到这些有效性的条件。本章将列举各项有效性条件，并说明其内涵与运用程序，以便第一阶段建立基础记录有所依循。一开始，我们会先列出一系列的程序，研究者使用这些程序来支持他们在基础记录中的有效性宣称。接着进一步讨论权力及其在客观有效性宣称中的意义。最后，简单地讨论客观性及推论作为结束。
客观性：基础记录中的首要宣称
客观的有效性宣称是建立基础记录时的第一优先。客观的宣称存在多元进路（multiPleaccess）的可能。基础记录可说是一种扎实的宣称（massiveclaim），呈现的是任何观察者或参与者在理想条件下，对于场地中所发生的事情观察所见与所闻的内容。由于多元进路是客观范畴（objectivecategory）的真理宣称的主要原则，有效性的条件就全部被导向在场的每个人对于记录的有限个案（limitcase），是否能够达成共识。“有限个案”是一种想像或近似的情境，然而并非常可达至。研究者可能用来支持其基础记录的程序，完全是为了在具有多元进路的诸多事件报告上，致力对于有限个案的看法追求趋近普遍性的共识（generalconsensus）。
如同我在第三章清楚地提到，可用来达到这些有效性条件的重要程序包括：（1）消极观察自然而然的社会互动；（2）将这些互动记录于笔记本、录音带，以及录像带（有些时候）。
支持研究者客观有效性宣称的技巧
就我所知，关于质性研究“有效性”条件之相关程序最完整的陈述，要属Lincoln和Guba的NaturalisticInquiry一书的第十一章（1985：ch.11）。笔者在我的方法论架构下，从第一阶段到第三阶段，参考使用了很多他们的术语及技术，但是我在概念上重新定位这些术语及技术，并赋予其些微不同的理路。以下我引用了他们及其他人所使用的一些名词来说明支持客观宣称的方法。这些对于基础记录的本质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1.利用多种记录的设施及多位观察者
这方法通常被称为“三角检证”（triangulation）。虽然在通俗的用法中，三角检证字面上的涵义“三个角度的观点”（threePointofview）早已不复存在了。重点在于汇整记录时，不要只使用你自己的观点。你记录的是具有多元进路的客观事件，除了使用多种记录设施来支持你有效记录实际发生的事情，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呢？我通常一边录音，一边记笔记，如果可以，另外一位观察员和我一起作笔记，这样事后我们的记录可以作比较。
2.使用弹性的观察时程表
这种方法可阻止意料之外或无意识的注意力偏向（biases），在第三章中我曾经描述了一种好方法，就是优先观察法（Priorityobservation）。
3.运用长期的投入以减少霍桑效应
“长期的投入”是Lincoln和Guba所使用的名词之一，意指经常回到研究场地，多花时间在那里。这有助于客观宣称，因为研究对象习于研究者的存在，而比较能够适应并表现得自然些。也就是说，如果研究者变成是场景中某个熟悉的部分的话，他们会表现得比较自然，仿佛研究者不在场似的。记住，“霍桑效应”就是一种研究者在场对于研究对象产生的一种影响，而如同我曾在第三章中所说，在质性研究中，霍桑效应并非罪过。这是因为被观察者虽然会因观察者在场而改变活动表现，但是他们会以日常生活所持的同一套文化结构，来改变活动行为。而质性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从观察所得资料重建出这些文化结构。但是，在第一阶段最好还是减少一些霍桑效应，因为霍桑效应将使资料分析变得更复杂。
4.撰写记录时使用低度推论的词汇
如果我在田野札记或厚记录中写道：“Samuel对Alfred粗鲁地讲话，然后傲慢地缓晃到门边。”我已经在这句记录中包含了许多规范/评价及主观推论的意涵，而这些都不是客观的多元进路所可能接触到的。对于这样的记录描述，可能会有许多读者不同意，因为其中夹带太多客观领域以外的推论。如果我是逐字记载Samuel所讲的每句话的内容，并且描写他的声调和肢体动作，那么我的宣称就比较有可能获得更多其他观察者之同意。我们常常很难找出一个名词不具有明显的主观意识或是带有规范/评价的推论。遇上这种情况时，可以加上“仿佛”、“好像”这些表态词来标记出田野札记资料中比较高度推论的部分，例如：“Samuel讲话仿佛在生气。”另外还有第三章中介绍过的一项策略，就是使用括弧及观察者评论（OC），例如［OC：Samuel讲话的方式似乎很粗鲁］。
5.同侪检核法———检查在注意力与遣词用字上可能发生的偏向
开始基础记录不久之后，就可邀请一位研究同伴或同侪阅读你的记录资料，检视你是否忽略了某些特定的人，或是对某些人投注太多的关注，或者记录中可能使用了高度推论而不恰当的字眼。
6.研究对象检核法———检视研究对象是否同意记录的详实度
研究对象检核的意思是指将记录给你正在研究的对象检视，看看他们是否同意你的记录。这方法尽量要能弹性使用，在某些研究的第一阶段有时并不适合使用这种方法，因为可能引起非预期的霍桑效应。你可以在这样的研究中将研究对象检核保留在第三或第四阶段，或是在完成一些厚记录之后再进行。尤其是，第三阶段本身就是一种精致的“研究对象检核”。
然而，在其他的例子中，可能会发生极具争议性的事件，对你的记录或分析而言相当重要。事件如果具争议性，就可能会有人对实际发生的事件有不同的看法，而且因为只发生一次，你可能甚至没有足够的客观特征（objectivefeatures）证据，来肯定这件事件确实是如此地发生过。那么，趁记忆犹新时，将你的记录和不同的人分享是很重要的。如果，这些人不同意你对于事情的知觉，就记下他们所说的意见，你的分析将会把对此事件多元的观点都纳入考量。这样的争议事件通常可以带来很可观的不同见解，特别有助于揭露事情不同层面的理解。这情形就发生在我对Croxteth的研究中（CarsPecken1991），由于事件的争议性，使得我更能解释不同团体的人们如何以分歧而多样的方式感知一个特定的事件。能够明确地描述实际发生了什么，在这种时候，对于我的分析反而就不是那么重要了。
权力关系对于客观推论宣称的影响
现在让我们来回顾一下第一章中的一些陈述：批判研究者采用的实用主义的真理说预设“平等的权力关系”。这种民主社会关系乃是真理宣称者以及被其影响者之间所应该有的权力关系。
假设我要在基础记录中写道：“Alfred甩了Samuel三巴掌，然后把他扔到座位上。”现在假设Alfred和Samuel两人都不同意我的说法，宣称这件事情从未发生过，我坚持这确实发生过，而且他们如果再说谎，我会看到Alfred被炒鱿鱼，而Samuel被安置在青少年管束中心。于是他们很快地同意了我的说法，并给我一个我想要的有效性的被研究者检视。
很可笑的一个例子，但却清晰地点出重点。如果在观察者及受到其真理宣称影响的对象或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不平等，那么所做的宣称就无法通过有效性的检验。相较于前述用来惩罚不同意研究者宣称的人之权力，权力关系中的扭曲作用可能更为细微而难察。假设我在我的笔记本中写道：“Alfred站在离Samuel一步远的地方，在为测验而争论。”这是第一阶段中属于客观范畴的有效性宣称。稍后在我的规范/评价与主观宣称（第二阶段）的分析中，我利用这记录来论证“Alfred侵犯了Samuel的个人空间”，这里我使用该客观宣称的原始资料，重建出这个规范性的宣称，来分析Alfred靠近Samuel的意义。现在假设Alfred和Samuel其实都相信Alfred站的地方好像离Samuel有四步之远，但是他们却傻到依循我这教授，以及诸如“专家观察者”的地位，反而怀疑起自己的信念，并在阅读我的报告时保持沉默。如此一来，他们甚至无从得知彼此其实看法是一致的，而且也其实都不同意我的看法。这是另外一种权力关系，且同样地破坏了有效性宣称。在这个例子中，没有任何施压，而是社会地位的不同扭曲了情境。
相对于权力在主观和规范/评价宣称上的影响（见第八、十一章），权力对于研究者所做的客观宣称的影响，比较没有那么细微，也并不是难以控制。在以下的程序中将帮助减少在客观宣称中的权力扭曲。
（1）尽可能依循参与者的知觉来建构基础记录。
（2）事件的描述有冲突的时候，将所有描述都纳入基础记录中。如果相冲突的描述对你的分析而言变得很重要，最后的撰写报告就要纳入所有不同的说法。
（3）与被研究者建立支持而非权威的关系。积极鼓励他们对你自身的观点提出质疑，确定这些参与者受到保护，免于因你的研究而可能会产生任何伤害，并确知他们已经知道自己受到保护。
客观有效性宣称与推论
量化研究的客观推论
由统计科学发展出来作为客观推论的专业化方法，在量化研究上乃是标准的用法，却不常用于质性研究。量化研究推论的基本观念就是发掘多元进路可触及的事件之间的关系。多元进路可触及的事件乃是指可以借由多种不同的进路、途径或设施，而加以客观观察与检视的事件。相反地，质性研究一般的兴趣则在于：（1）多元进路可触及的事件；（2）非多元进路所及的规范/评价之条件；（3）个人独有进路（Privilegedaccess）的主观状态等，这三个范畴诸多项目之间的关系。统计推论如果能够有效证成其所建构的客观范畴（操作型定义）的抽象概念或变数，那么原则上，也就等同于质性研究的客观推论。但是，对于彻底探索质性研究所感兴趣的三个范畴之间的整体关系，并没有帮助。使用操作型定义，并不会侵犯到质性研究的任何原则，但是却大大限制了我们在研究中可能的发现。操作型定义的使用往往会不正确地将存有学的多个范畴整个化约成客观范畴，这是非常严重的致命伤。
至于量化研究中的相关研究，如果指涉的是“变项”之间的相关，或更糟地以为是“因果”（causes）的关系，那么这种相关研究在理论上的意义就极为有限。唯有把相关研究视为社会行动与其条件之间关系的探讨，那么在理论上的意义才会比较丰富。更进一步，这些在统计中发现的关系之意义，普遍地植根于规范/评价与主观因素，而这些只是建构变项的假设罢了。
质性研究中的抽样论题
量化研究者必须小心辩护所选择的样本及其与母群体之间的关系，以期样本能够代表母群体而作出有效的推论。而相似情况同样发生于质性研究，质性研究企图寻找日常活动中所发生的“规律性”，这意味着必须慎选“日常生活中的样本”以作为观察的对象。质性研究分析中最重要的推论涉及主观和规范/评价范畴事项或关系的重建，而不是客观范畴项目间的相关。需要重建的主要焦点应该放在研究主要场地经常发生的互动样态，或是罕见但相对于常见的互动却有着特殊对比意义的互动。这意味着研究者必须考量要观察什么、观察的频率如何，以及何时观察等问题，如此也就有必要采取某种形式的取样方法，以达成研究者所决定的观察方式。如同在第三章中所讨论的，建立观察时程表是非常重要的。适当的观察时程表有助于能够涵括充足、具有代表性而不至于偏颇的观察，如此质性研究者才有立场宣称不同类别的事件发生的频率比较高或低。
客观宣称及客观化
基础记录应该包括适当比率的主观及规范/评价范畴事项之重建，因此质性研究者必须决定特定事件或日常例行事项发生频繁与否。这需要类似客观范畴的宣称，而这种宣称必须从田野札记中的记录整理出来。“事件”、“互动的类型”不纯粹是客观范畴，而是客观化（objectifications），是研究者综合客观与规范/评价参照等宣称而建构成的抽象构念。例如：人们可能有兴趣研究互动的冲突（一种类型的“事件”），而建构一系列以冲突的结局定义的范畴。某些冲突只有在当事人之中有人施压或威胁的情况下才会平息，有些则可能在妥协之下结束，还有一些冲突则是彼此对于权威关系达成共识的情况下而得以化解（CarsPecken1991：第五章）。
这里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客观范畴，精确地说，不同的冲突之间可能会有极大的差异，例如：冲突发生的地点、说过什么话、谁被牵涉其中、当事者对哪些论题有歧见，以及其他的客观特质。但尽管有如此的分歧，研究者还是会希望依据当事者最后同意的规范来对这些冲突加以分类（例如：相互容忍、妥协，或达成共识接受特定的权威关系等）。研究者必须判断哪些冲突适于归入哪些类别，而这所必须使用的判准就不只是超越客观性的判准而已。
第九章会进一步讨论编码（coding）的问题。研究者必须了解意义重建的原则，以了解特定的范畴（像上述冲突平息的例子）是如何建构而成的。这些特定的范畴像编码一样以意义重建为部分基础而发展。这样的编码还需要经由研究对象检视法以及同侪检核法来检核其有效性，同时也会运用到往后几章讨论的严谨的重构原则。
要记住的一点是：质性研究者必须能够宣称特定事件发生的频率高低，这意指必须建构事件的范畴。这样的范畴不是纯粹客观的宣称，而是一种需要综合客观特征与其文化意义而发展出的客观化构念。这种客观化的建构，需要对于重建分析有所掌握，而重建分析将是接下来几章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