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宋史·王安石传》记载：“王安石与吕惠卿互相排挤，皇上非常厌恶王安石的所作所为。到了他的儿子王雱死的时候，他特别的悲伤，坚决要求辞去他的职务，皇上更加讨厌他，罢免了他的职务，让他到江宁府去，一直到神宗去世都没有再召见他。”国家的史官说：“嘿，《宋史》竟敢这样诬蔑王安石，甚至诬蔑宋神宗，也太过分了！”王安石辞谢职务的本意，在前面抄录的几篇文章中都有表达，就是小心翼翼地提醒自己不要自满自足，担心工作受到影响，恐怕连累了皇上，给人留下不能知人善任的话柄，他在处理一个大臣的进退方面，可以说是没有遗憾的。王安石已经离去，皇上还以宰相的身份尊崇他，封他为荆公、为舒国公、为左仆射、为特进，没有一年不派人慰问，并赏赐汤药，他的谢表收录在文集中的就有数十篇。神宗对于这个辞职引退的臣子，也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了。况且，当他第二次辞职的时候，从春天到冬天，上了好几次表章，都没有同意他的请求，直到不许他再上表章，陈说此事，不得已他才拜托同僚为他求情。
试想王安石去志已决，已经到了这种程度，想要再起用他，这怎么可能呢？曾公亮曾经说过：“皇上与王安石就像一个人。”神宗自己也说过：“自古以来的君臣，像我与王安石这样相互了解的极少。”正因为他们君臣之间相互了解得很深，所以才能不仅了解他的才干，了解他的德行，而且了解他的志向。王安石第一次辞去官职的时候曾说，以后再有需要我的时候，我不敢推辞，所以，一听到神宗召唤他，马上应召前往，履行他的诺言。等到第二次辞去职务以后，能够报答君主的事已经做完了，也就不能再挽留了，神宗非常了解这一点。因此，只有用恩赐和慰问来酬谢他的功劳，不再强迫他担负任何责任，这就是十年没有召见他的原因。如果按照《宋史》的说法，一会儿说皇上讨厌他，一会儿说皇上更讨厌他了，一会儿又说皇太后曾在宫中流泪。
我试着问一句，假如王安石做宰相而皇帝讨厌他，直接罢免了他，把他赶走，不就完了吗？难道王安石拥兵自重，皇帝担心投鼠忌器吗？如果不是这样，而是说皇上以礼优待大臣，给他留有面子，那么在他提出辞职的时候答应他也是可以的呀，为什么每次辞职都要再三恳求，仍然得不到允许，甚至不许他再提辞职的请求呢？而且，皇上既然讨厌他，那么，王安石已经走了，新法应该很快得到纠正啊，对上可以安慰太后的心并保全他孝顺的名声，自己也可以稍微宽解一下厌恶他的心情，为什么新法在元丰（宋神宗年号，公元1078—1085年）年间实行，十年如一日，没有改变呢？吕惠卿开创的手实法、鬻祠法，他一离开就罢而不用了，而王安石的新法，整个神宗朝没有废除一项。由此可见，曾公亮说“皇上与王安石如同一人”，并没有错。我曾私下里谈论自古以来的君臣关系，真的是很难说啊。
萧何与汉高祖一起做过小吏，后来萧何辅佐汉高祖夺取天下，功臣里位居第一。其后也有许多封赏，买了田地房屋，但君对臣子不信任，臣子对君也有所怀疑，结果最终还是把萧何抓起来杀了。唐太宗说到魏征，甚至有“箴规过失，不可一日离左右”的说法。魏征死后，唐太宗还亲自撰写碑文，又答应公主嫁给魏征的儿子。但没过几个月，就推倒了石碑，撕毁了婚约。但是像宋神宗和王安石，都有始终如一的品德，二十年如一日，自古以来不曾有过。大概是君与臣心里都只有国家，只有百姓，而没有个人的私心杂念，而他们在谋划事情时的见识，做事时的勇气，都足以相辅相成，所以才能沆瀣一气，始终亲密无间啊。宋代儒生中的小人，对王安石恨之入骨，所以，他们诋毁王安石的时候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对待宋神宗，大概也是如此。
但他们毕竟不敢直接诋毁宋神宗，而实际上，诋毁王安石就等于诋毁宋神宗啊，于是不得不造谣说，皇上厌恶王安石，皇上更厌恶王安石了，殊不知，皇上对待王安石的态度，人们都是历历在目，看得很清楚的；皇上在王安石之后仍然想着完成王安石开创的事业，人们也都历历在目，看得很清楚的。欺骗谁呢？欺骗上天吗？神宗如果有知，我相信他一定不能瞑目于九泉的。假使王安石真如苏洵所说，是王衍、卢杞二人的合二为一，那么，神宗一定也如杨用修所说，是把周赧王、秦二世、汉桓帝、汉灵帝合为一体的人物，大概他们君臣二人，已经融为一体，有功则都有功，有罪则都有罪，贤明就都贤明，不肖就都不肖。如今既想把王安石说成是共工或鲧，又不得不把神宗说成是尧舜，进退失去依据，才制造出这样相互矛盾的言论，不是太可悲了吗？而且还把它写进正史，以一手而遮掩天下的耳目，竟然瞒了一千年。可见，肮脏的历史毒害天下，比洪水猛兽还要厉害啊！
魏泰的《隐居诗话》中有一段记载：
熙宁庚戌年（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的冬天，王安石自参知政事拜为宰相，登门祝贺的人接连不断。王安石因为还没有谢恩，就谁都不见，只和我坐在西廊下的小阁中，交谈之间，忽然提笔在窗户上写道：“霜筠雪竹钟山寺，投老归欤寄此生。”放下笔，给我鞠了个躬，就回屋去了。
大概王安石平生进退的大关节，他都能自己安排，其原因就在于，他在很早的时候就想清楚了。他品德高尚，神态像云间的仙鹤一样，人世间的富贵，在他看来，就像身边的浮云，从来都不把它放在心上，而他又始终秉持知命不忧的大义，即使是道的兴废，他也相信是不能强求的，所以，他在当政之初，就已怀有归隐田园的志向，以后只是一一验证他说过的那些话，难道这不就是所谓出淤泥而不染吗？黄山谷题王安石画像说：“我曾经仔细观察他的风度，真的是视富贵如浮云，不沉溺在财利酒色之中，就是一代伟人啊。
”陆象山则形容他：“英俊豪迈，超逸非凡，对于社会上流行的纵情淫乐的生活，追名逐利的习气，都绝不认可和接受，一副耿介有骨气的样子，庸俗的东西一丝一毫都不能浸染他的内心世界，洁白的操守像冰霜一样凛然，这就是他的品质。”又说：“王安石是盖世的英才，具有超绝世俗的操守，犹如山川的神灵一样精神焕发，不是哪个时代都能产生的。”我辈生在千年之后，读了他的书，想到他的为人，仍然有一种肃穆之感，就像《诗经》里说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意思就是说，像高山一样令人仰慕，像行动的准则一样给我们做出了榜样，虽然不能达到这种程度，可我们心里却一直向往着。然而，按照污秽的历史所记述的，王安石就是一个热衷于利禄的人，他的升官是因为诡诈，他的辞职，是因为皇上疏远他，而且还想着千方百计向皇上献媚以图再起。如果是这样，黄山谷、陆象山的话，不就都成了梦话吗？我对于诋毁新法的人，顶多可怜他们没有见识，还是可以饶恕的，可是，对于诋毁王安石人格的那些人，我每次一读到这里，都怒发冲冠！
（考异十一）
各种杂史笔记类似《邵氏闻见录》这样的，往往都记录了王安石罢官后谋求再做宰相这样的事，如今已不屑于和他们辩驳，也不屑于在这里讲述了。
王安石从很小的时候就寓居江宁，所以，他很喜欢这里，他的《忆昨》诗写道：“想见江南多翠微，归心动荡不可抑。”看来，少年时代就有这种想法了。神宗了解他的意愿，所以让他以使相的身份判江宁，于是他就终老在这里了。辞职后他每天在这里徜徉，借山水名胜自娱自乐，无拘无束就像个山间野人。读他的诗词，几乎看不出来，他曾经是个开创了千古以来不曾有过的惊天动地伟大事业的人。啊！欧阳修所说的用在哪里都很得当，至此是更加坚信了。王安石晚年著《字说》一书，精心创作，而且很醉心于佛家和道家，对道的理解也更加深刻了。
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四月，王安石在江宁去世。司马光在《致吕晦叔书》中说：
王安石的文章和节操，过人之处很多，但他的性格，不大明白事理，又喜欢掩饰错误，结果导致了老实正直的人疏远他，谗邪奸佞的人却靠近他，败坏了许多规矩、法度，以至于弄到这个地步。如今正要开始纠正他的过失，革除他的弊端了，不幸他却去世了，那些投机的小人，一定会百般地诋毁他。我认为，朝廷应该特别用优厚的礼仪来对待他，来振作这种轻薄浮躁的风气，先想到了这些，马上就告诉您，不知晦叔以为如何？您也不必回信，朝廷上的努力申说，就全靠您了。
于是，皇帝发表敕令，赠他太傅的称号，敕文是这么写的：
我仔细观察古代的文物，清楚地看到上天的意图，就在一个不寻常的大事件将要发生的时候，上天一定会造就稀世的人才出来，要让他的名声超过当时所有的人，他的学问贯通古今，才智足以使他抵达理想，言谈足以将他的思想传达给别人，瑰丽雄奇的文辞足以描述各种事物，卓越超绝的品行足以鼓动四面八方的人，如果用他来治理国家，在短短的一年之间，就能风靡天下，使天下的习俗得到改变。由此来看观文殿大学士守司空集禧观使王安石，年轻时读孔子、孟子的书，晚年以瞿昙、老聃为师，汇集了“六艺”的古代遗文，用自己的思想去评判；把历代各家对经典的解释视为糟粕，自己对经典自有新的解释。恰逢神宗想有一番作为，第一个就任用了他这个群贤中最突出的人。
神宗对他深信不疑，这种君臣之间的感情，古今都没有过。正需要他建功立业的时候，却突然想要归隐山林了。哪里有什么富贵如浮云啊，而辞官却像丢掉鞋子一样，一点也不可惜。常和渔夫樵夫争座位，却不使麋鹿惊慌失措。做官和退隐，都能从容不迫，儒雅可观。我刚刚开始掌管这个国家，先皇的去世仍让我哀痛悲伤。怀念您这样的三朝元老，却远在长江以南。认真观察揣摩您的治国方略，仿佛看到您当年的风采。哪知道您去世的消息，竟出现在我居丧期间。为什么没有长命百岁呢？我不禁为您落泪。啊，生与死，用与舍，谁能违背天意？赠您谥号，发布哀悼褒奖的文告，难道不应该由我承担吗？把师臣的爵位赐给您，来表示我对您的宠信，也给儒者增光。也许您在天有灵，希望能接受我的诏命，特别将太傅赠与您。
这篇敕文见于《东坡集》，大概是苏东坡起草的。这确实是苏东坡的心里话，也是王安石最后的光荣。盖棺定论能有这样的文章，说明公论也许还没有完全泯灭。当时，熙宁（宋神宗年号，公元1068—1077年）时期的新政，已经更改的差不多了，司马光、苏东坡又都是当时排挤王安石最卖力的人，但司马光称赞他节义过人，极力请求给他应有的优待和抚恤。苏东坡撰写敕文，对于他的政绩，虽然不置可否，但称颂他的德行，赞不绝口。虽然王安石平时的操行，在朋友中是没有人怀疑的，但司马光、苏东坡都给予王安石公正的评价，他们的贤明，也有常人不可及之处。
从此这位绝世伟人，告别了这个世界，只留下他的事业和言论，让后世史家来评说。
（考异十二）
与王安石同时的这些贤人，除了吕诲一个人之外（吕诲不是个正直的人，下一章再讨论他），从未有人诋毁王安石的个人品德，所争论的只是对新法的不同看法。大约王安石的操行，有许多是与人共同信奉的。但自从杨时、邵伯温、范冲、魏泰这些人出来以后，才开始有了对王安石的诬蔑，几乎无所不至，而且还把他们说的这些话都假托前人，目的是使人相信。于是就有了苏洵的《辨奸论》，就有了苏东坡《谢张方平作老泉墓表》一文，又有了司马光的《日录》和《涑水纪闻》等书，这些书都描写王安石的丑态，读了这些书，会觉得数千年穷凶极恶的小人，没有谁能像王安石这样。假使这样的文字果然出自苏洵、苏东坡、司马光之手，那么，王安石的晚年，苏东坡屡次和他交游，向往备至，这些都在《东坡集》中可以见到。
难道苏东坡甘愿和这样一个人在一起吗？这个人，被他父亲诋毁为阴险狠毒、和别人的兴趣不一样，不近人情的大奸大恶之人，他则认为是稀世的人才，学问贯通古今，卓越超绝的品行足以鼓动四面八方的人，这样明目张胆地和他父亲为难，苏东坡不懂做人子的规矩吗？至于司马光的《致吕晦叔书》，已经谈到王安石的节义超过常人之处很多，而且还担心那些投机的小人，一定会百般诋毁他。那么，后来的这些事，司马光是预见到了。如果真像《日录》、《涑水纪闻》中记载的那样，那么王安石的为人，就连猪狗都不如了，还有什么节义可说呢？那么他所说的投机的小人，百般诋毁王安石的人，不就是他自己这样的人吗？蔡上翔力辩这些文章和著作，都是南宋以后儒生中投机的不肖之徒所伪造，可以说是独特见解。不仅为王安石昭雪了冤案，也为司马光、苏东坡等人昭雪了冤案。只恨这些谬误的说法到处流传，人们习惯了错误的说法，却忽略了正确的说法，元代那些粗陋的儒生，把这些谬误采入正史，于是就成了铁案，没有人敢怀疑它，以至于把稷、契这样的人视为同类而共欢，却将伯夷、叔齐说成是盗跖，公论消亡了，人道也几乎没有了。我难道好辩论吗？我只是不得已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