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家之后，金山银山不说，阿合马家里有小妻五十人，侍妾四百多人。四五百美女，日御一人，这位西域回回一年也轮不过来。生于花剌子模的阿合马吃羊肉长大，荷尔蒙水平高，性欲浓，加之印度、波斯等地的动植物春药，使得他权力欲以外又添勃勃的性欲。其实，权臣家中的金银美女不会招致忽必烈恼恨，阿合马最主要的罪状如下：
其一，阿合马爱妾有一人名叫引住，家里私藏两张鞣制过的人皮，全须全尾，“两耳俱存”，审问半天，也不知受害者是谁，引住招供说：“诅咒时，置神座其上，应验甚速。”其二，一位陈姓画师为阿合马画两幅帛画，“画甲骑数重，围守一幄殿，兵皆张弦挺刃内向，如击剌之为者。”其三，有位名叫曹震圭的人为阿合马“推算”过生辰，妄言休咎。其四，算卦人王台判为巴结阿合马，妄引图谶，称其有九五吉相。
忽必烈作为笃信密宗和萨满教的蒙古人，最相信“怪力乱神”，认定阿合马有诅咒自己早死之事。于是，在下令把四个人剥皮以外，又下诏捕诛阿合马在朝中位列大官的子侄，没收全部财产。这还不解恨，忽必烈命人把阿合马尸体从坟墓中挖出，在通玄门外戮尸，然后纵放皇家猎狗群扑而上，把阿合马尸身吃得一块不剩。“百官士庶，聚观称快。”
此次交手，真金太子派获得胜利，“沙汰省部官阿合马党七百十四人，已革者百三十三人，余五百八十一人，并黜之”，“置黑薄以籍阿合马党人之名”。由此，阿合马家族不仅灰飞烟灭，其党羽也皆上了“黑名单”，大有永世不得翻身之势。
飘飘然之余，真金太子及其幕僚忽视了一个事实：阿合马擅取敛财近二十年，没有忽必烈背后撑腰，他可能这样为所欲为吗？行事太过，老皇帝能不产生想法吗？
肆无忌惮的短命鬼——卢世荣
卢世荣是出生于大名府的汉人。阿合马掌权时，卢世荣行贿得官，为江西榷茶运使。贪污了几年，被人告发丢官。
阿合马被杀后，元朝大臣“讳言财利事”，朝廷收入大减，使得忽必烈日感不悦。畏兀儿人桑哥时任总制院使，就向忽必烈推荐卢世荣，说此人“能救钞法，增课额，上可裕国，下不损民”。
忽必烈亲自招见卢世荣，“奏对称旨”。老皇帝不放心，让卢世荣与右丞相和礼霍孙当朝廷辩，“论所为之事”。卢世荣乃阿合马爪牙，巧言能辩，又精熟蒙古语，在辩论中滔滔不绝，说得和礼霍孙及右丞麦术丁等人理亏辞穷。老皇帝看在眼中，喜在心里，立命他为尚书右丞，并罢去和礼霍孙的右丞相职位，起用先前被阿合马排挤出朝的安童为右丞相。安童平定西北诸王之乱时，因蒙古贵族内讧被当作俘囚送往叛王海都处，此时被放还不久。
安童回朝后，虽然他属于真金太子的儒臣派，也感受到老皇帝对钱财的渴恋，于是他“配合”卢世荣一起进行经济改革，整治钞法，禁止私下贸易，并对金银重新定价。
说句实话，卢世荣所采取的措施，起初非常有利于民，诸如减免江南农民的租课，给内外官吏适当加俸，收赎江南失业贫困人民因贫困而卖出的妻儿，免除民间包银三年，等等。不久，针对钞法虚弊，卢世荣又提出要仿习汉唐两朝，在天下括铜铸至元铜钱，并在国内推行新的绫券，与纸钞同步使用。看到卢世荣献上的崭新绫券样币，忽必烈大喜，马上说：“便益之事，当速行之。”
见忽必烈如此支持自己的“改革”，卢世荣胆量倍增，脑子天天转得飞快，不久又上奏新的经济改革方案：
于泉、杭二州立市舶都转运司，造船给本，令人商贩，官有其利七，商有其三。禁私泛海者，拘其先所蓄宝货，官买之；匿者，许告，没其财，半给告者。今国家虽有常平仓，实无所畜。臣将不费一钱，但尽禁权势所擅产铁之所，官立炉鼓铸为器鬻之，以所得利合常平盐课，籴粟积于仓，待贵时粜之，必能使物价恒贱，而获厚利。国家虽立平准，然无晓规运者，以致钞法虚弊，诸物踊贵。宜令各路立平准周急库，轻其月息，以贷贫民，如此，则贷者众，而本且不失。又，随朝官吏增俸，州郡未及，可于各都立市易司，领诸牙侩人，计商人物货，四十分取一，以十为率，四给牙侩（经纪人），六为官吏俸。国家以兵得天下，不藉粮馈，惟资羊马，宜于上都、隆兴等路，以官钱买币帛易羊马于北方，选蒙古人牧之，收其皮毛筋骨酥酪等物，十分为率，官取其八，二与牧者。马以备军兴，羊以充赐予。
忽必烈闻奏，连连点头称善，尤其卢世荣所奏出官钱买马让蒙古人蓄养而后政府收利一事更是赞赏有加，“此事亦善，太祖时欲行之而不果，朕当思之。”
听皇帝如此说，卢世荣喜出望外，忙叩头言道：“为臣行事，多遭人嫉恨，日后必有上言说臣坏话的人，为臣十分害怕，请陛下做主。”
忽必烈闻言，忙为卢世荣打气：“你别害怕朕对你有什么不利，还是小心爱卿你自己的饮食起居吧。善跑猎犬，狐狸肯定不喜欢，主人又怎能不喜欢！爱卿所行之事，皆出自朕意。现朕为你增加从人侍卫，爱卿可小心自卫门户。”不仅言语上支持，忽必烈还亲自下旨安童给卢世荣增派侍从，可见这位财臣当时在忽必烈心目中的地位。
卢世荣为了增加自己在朝廷中的力量，奏升六部为二品官衔。而后，忽必烈又依从卢世荣所奏，罢停行台，并改按察司为提刑转运司，兼任钱谷财赋之事。不久，卢世荣又设立“规措所”新机构，选取的官吏皆是些“善贾”的买卖人。忽必烈阅奏，不清楚“规措所”这个新增的秩五品机构是干什么的，卢世荣忙解释说此所用以“规画钱谷”。老皇帝立刻批准成立。
得寸进尺之余，卢世荣又上奏：“天下能理财者，从前皆奔走于阿合马门下，现在他们都被划入黑簿中，怎能因一人之故而尽废其才。为臣我想从中择选一些有用之人，又怕有人说我是任用罪人。”
忽必烈觉得卢世荣言之有理，表示“可用者用之”。
于是，昔日与卢世荣同甘共肥的一帮阿合马死党，纷纷得到重新的擢用。
卢世荣的理财改革，真正实施之后，好多事情根本行不通。皇太子真金就明白表示反对，“财非天降，安得岁取赢乎！恐生民膏血，竭于此也。岂惟害民，（卢世荣）实国之大蠹”。
从前推荐卢世荣的桑哥，听闻真金太子如此说，也急忙中止了与老卢的密切联系。
元上都平面图
忽必烈对卢世荣百依百从，“你办事，我放心”，于是老皇帝又去上都巡游。元朝在忽必烈时代实行两都体制，一般来讲，每年三月份至九月份，忽必烈住在上都（开平），其余时间，则居于大都处理公务。这种体制，取源于辽朝皇帝的五都“纳钵”（捺钵）。由于同为游牧民族，蒙古人把契丹人的这种四季纳钵制加以引用，只不过是由“五都”改为“两都”。满清帝王在承德修建避暑山庄，也类似这种“两都制”。
元大都平面复原图“（卢）世荣居中书（省）才数日，恃委任之专，肆无忌惮，视丞相犹虚位也。”大臣有人与卢世荣意见稍不合，即被诬“废格诏旨”，旋即被杀。如此一来，“朝中凛凛”，丞相安童等人见卢世荣作为一个汉人，如此擅权越职，非常不满。而且，“经济改革”实施数月，安童等人发现根本不起效应，怕日后对自己有所拖累，就派御史上章弹劾卢世荣，罪状大抵如下：
“（卢世荣）苛刻诛求，为国敛怨，将见民间凋耗，天下空虚。考其所行与所言者，已不相副：始言能令钞法如旧，弊今愈甚；始言能令百物自贱，今百物愈贵；始言课程增至三百万锭，不取于民，今迫胁诸路，勒令如数虚认而已；始言令民快乐，今所为无非扰民之事。若不早为更张，待其自败，正犹蠹虽除而木已病矣。”
忽必烈在上都接到御史大夫转呈的奏状，自然非常恼怒，即日派人带诏旨命右丞相安童召集官员大臣，研究对卢世荣的弹章。而后，又命人把卢世荣押上都审讯。
经过审讯，卢世荣主要罪状如下：第一，不经丞相安童同意，私自支钞二十万锭；第二，擅升六部为二品；第三，未与枢密院商议，擅自征调行省一万二千人置济州；第四，擢用阿合马党人，害公扰民。
不久，皇帝和众臣廷对时，已为犯人的卢世荣在忽必烈面前“一一款服”，其实，他这招儿装可怜也是想自揽责任为老皇帝“遮丑”，因为他罪名中的第二项和第四项都是忽必烈照准的。别说，这招儿起先还管用，忽必烈没有立即杀掉卢世荣，只是下命：把他收押下狱。
由于得知真金太子深恨卢世荣，推荐老卢上台的桑哥也“钳口不敢言”，没有“挺身”而出搭救老卢。
延至年底，忽必烈见敛财无方，愈想愈气，就问身边蒙古大臣对卢世荣的看法。大臣自然厌憎这位敛财损人的汉人，忙回禀说：“近日听新入中书省的汉官议论，他们说卢世荣已经认罪，件件罪名属实，却仍旧被养在监狱里，白白浪费粮食。”
又老又胖的皇帝闻言很是上火，立刻下令把卢世荣押到闹市开斩，并派人把老卢一身上下百多斤肥肉割下，带到御苑去喂驯养的飞禽和水獭。
阿合马便宜了狗肚子，卢世荣养肥了禽獭，二位“财神爷”的下场真可谓殊途同归。但阿合马荣华富贵十九年，卢世荣从上台到被处死才一年的时间。
卢世荣被逮治，也触发了元廷中儒臣和财臣之间的更加尖锐的矛盾。相互斗争之下，真金皇太子反倒成为牺牲品。真金太子生母察必在1281年病死，忽必烈便于两年后立弘吉剌氏南必为皇后。由于年岁已高，忽必烈非重大事不见群臣，南必皇后频频现身。为此，江南行台监察御史曾经有人封章上奏：“帝（忽必烈）春秋高，宜禅位于皇太子，皇后（南必）不宜外预。”此种腐儒之见，在从前的汉族朝代尚可容忍，但对于蒙古帝王来讲，却是令人大恼火不可恕之事。
阿合马党羽塔即古等人得悉此事后，认为有私可乘，便借理算为名突然封存御史台奏章，把此事上报给忽必烈。
老皇帝一直担心自己被架空，听说有人要自己禅位于太子真金之事后，怒火攻心，立刻派人前往御史台查阅奏章。眼见纸包不住火，御史大夫月律鲁只得急忙向丞相安童求救，于是二人入宫面见忽必烈请罪，把事情原委一一奏明，并指出塔即古本来就是阿合马的奸党，想搞出事端来陷害皇太子。经心腹大臣一番解劝，忽必烈怒火稍息。但是，皇太子真金因数日忧惧，身体抵抗力奇差，不久即染病而亡，年仅四十三岁。元成宗继位后，追谥真金太子（自己父亲）为文惠明孝皇帝，庙号裕宗。所以，元朝朝廷内儒臣派虽然取得暂时胜利，却丧失了他们的领军人物皇太子，损失不可谓不大。
自树“功德碑”的吐蕃人——桑哥
桑哥，吐蕃人，其发迹之始，“能通诸国言语，故尝为西蕃译史”，是个有语言天赋的“高级翻译”。当然，在元朝仅仅是个“舌人”翻译是混不出名堂的，即使是会造抛石机的“高工”，攻城缺材料时也会被蒙古人扔入濠沟充当填充物。桑哥之所以能接近帝室，最主要原因在于他是蒙古国师胆巴的弟子。
胆巴之名，现在几乎无人知晓，但在元朝时，他的大名仅次于八思巴。胆巴本人是“法王上师”萨班的高徒，中统年间（也可能是圣元年间）由帝师八思巴推荐，得以面见忽必烈，得到信任，奉诏居于五台山主持佛事。由于他名气大，常往来京城间，为蒙古王公们授法灌顶，加上他能以藏药治病什么的，很受器重。胆巴的相貌很特别，长有两颗大而长的暴牙，露于齿外。这种大眦牙，在当时蒙古人眼中都被视为“异相”。这哥们一张大脸虽然有些像鼹鼠，为人却很正直。
至于桑哥，由于一直“狡黠豪横”，胆巴对这个徒弟日益生出反感，斥责并与之疏远。但是，桑哥“好言财利事”，正得忽必烈欢心，先把他升为“总制院使”，类似今天“宗教事务局”的主管，“兼治土蕃之事”，又有治理藏地的实权，地位越来越高。他入相后，向忽必烈进谗言，把胆巴国师外贬，一会把这位高僧贬往临洮，一会儿又把他流往潮州，很想在途中使胆巴劳累得疾而死。
恶徒欺师，从此即可看出桑哥卑劣的人品。不过，胆巴命大，桑哥被诛后，终于活着回到大都。
其实，阿合马、卢世荣被诛后，忽必烈也意识到儒臣的重要性，并任命程文海（字钜夫）为侍御史，行御史台事，派他到江南招募汉族名儒。
台臣对奏，表示说程文海是“南人”，年纪又轻，“不可用”。忽必烈大怒，叱责道：“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台、院，必参用南人。”以此，忽必烈也想平衡西藏色目“财臣”和汉人儒臣在朝中的政治势力。
行诏江南时，忽必烈一改昔日蒙古文书，“特命以汉字书之”。
程文海此次江南之行收获颇丰，为元朝网罗招致了叶李（曾在南宋上书指斥贾似道）、赵孟（宋太祖之子秦王赵德芳之后）等二十多位名儒，惟独南宋旧臣谢枋得坚守臣节，力辞不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