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以上条款只是政府防范小民百姓被夷人所欺的话（事实上直到后来，有关境外消息，百姓们仍然是只能接触那些被过滤过的），那么另外一条就令人不得其解了：政府规定所有的大清官员不得与夷人直接接触！这一切，导致大清官民“在宁静的无知山谷里，过着幸福的生活”，直到这种幸福最终被夷所打断。
大清历史上第一个搞夷务的，当是林则徐了。林则徐到广州禁烟，不得不搞夷务了，但是这种夷务只能是隔山打虎：天朝不许官员与夷官直接接触，所以我们看到的情形是，林公只能招募大批所谓的“汉奸”（按那时的风俗，通夷语，当然就是汉奸了），让他们给自己翻译澳门出版的报纸杂志，这成为林公睁眼面对世界的第一窗口；第二窗口便是林公亲自招见夷方民间人士，包括遇难被救的夷水手，林公都不耻下问。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走马观花式的睁眼，其效果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显示在他给皇上的奏折中：
一、“夷兵再多，也不会超过万人之数，而内地兵勇用之不尽……有什么样的敌人不能剿灭呢？”（林公的这个思维，与明朝太监王振挟英宗亲征也先相类似，英宗之所以敢跟着王振一块儿出征，就在于王振说人家蛮荒之地，人烟稀少，咱们这边光吐唾沫就能把也先淹死云云。看来，人多力量大的思维，自古有之。）
二、“英国要攻中国，无非乘船而来，它要是敢入内河，一则潮退水浅，船胶膨裂，再则伙食不足，三则军火不继，犹如鱼躺在干河上，白来送死。”（教材上说，中国是世界上冶铁业出现最早的国家之一，并于西汉末年，即已发明炼钢技术，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这让我很纳闷，不知道咱那领世界之先的钢都用到什么领域了，竟以为夷的钢船是用粘胶粘的，战争是过家家么？（麦天枢：《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第193—194页。）
三、“如果奔逃上岸，夷兵浑身裹紧，腰腿直扑，跌倒便爬不起来，凡是内地不论怎样的人民，都可杀掉这些异类，跟宰犬羊一样。”（道光读这些折子，可能有读今古传奇的感觉。这里我觉得林公很是可怜，也见过夷人，难道就不能偷偷给夷人来个扫堂腿，然后看看对方能不能爬起来？这又不是化学实验，这么简单的实证都不做，只据传闻报给皇上，皇上也端的可怜。）
林公的可怜引起了美国医生伯驾的同情，伯驾想通过林公的手下送给林公一些有用的礼物。美国人以小气而出名，他不会送给咱脑白金什么的，但是他又很大气，他送给林公的是全世界——一本地图集、一部地理书、一架地球仪！林则徐的手下肯定知道齐桓公小白的故事，鲍叔牙向小白推荐管仲，小白一听就急了，说：我正找他算账呢，他射我一箭，我正想剥他的皮吃他的肉呢。鲍叔牙说：呵呵，这个人不但能射你一箭，他还能帮你把整个天下射下来！小白一听：那你叫他来吧。鲍叔牙说：那可不行，你得亲自去接他。于是小白亲自接管仲去了，于是管仲真的把天下——春秋五霸之首的果子摘下来敬献给小白了！林公手下的随从们，当然知道小白的故事，但是长期的大一统，导致政府根本不需要人才，需要的只是奴才，礼贤下士那一套早进入历史的深处了，更何况，这个摘天下给我们的又是个夷人呢？所以我们看到的，只能是遗憾——林公手下人提出了礼仪问题，接受你美国人的礼物，可以，但是你得附上一个请愿书！意思很明白，接受夷人的礼物，是我大钦差高看你的一种恩施！伯驾一恼，算了，这礼物我也不送了！
当然，林公手下也有精通夷务的幕僚，比如梁廷楠就很出色。梁氏在自己的著作《合省国说》的自序中，介绍了美国的民主制度，特别强调了美国法大于王的原则和王之进退全由公众决定的制度。我不知道他的著作对林则徐能有多大的触动，但我知道，林则徐禁烟时给道光上的折子中曾专门说过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说她在位四年，年仅二十，其叔父一直有不臣之心，此女王内顾不暇，根本没心思来咱这边捣乱。由此可以推断，林公不理解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更难相信美国的总统制。事实上，不只林公不理解，林公的好朋友，与林公一道睁眼看世界的魏源，在自己的《海国图志》中，说到西方国家“其王无常人”时，也是迷惑不解加猎奇的口吻。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把林公誉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其实这种睁眼，只是相对来讲，更确切地说，它应该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大英帝国与大清帝国之间的侮辱与自取其辱
1787年，英国政府派往中国政府的使者是卡斯卡尔特中校。政府给其下达的主要任务有三：一，扩大对华贸易。二，希望中国政府给予一处居留地，便于存放货物，开展贸易。三，中英两国互派公使进驻彼此的首都。
前两项咱就不说了，因为按照一些传统的看法，前两项都是英国人想殖民咱们呢。但是第三项，我看不咋像殖民，或者说，至少是相互殖民。有关第三项任务，英国政府是这样跟它的使臣交待的：“如果此次出使能获圆满成功，可向中国皇帝陛下建议接见一位英国国王派遣的临时或长驻公使，中国皇帝陛下也可向伦敦派遣一位公使。”（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2，第160～167页，“附录B”，牛津，1926年版）
中国有些人士认为，公使只是二流的使节，我们这么一个大国，殖民者却不派给我们一流的大使，这是故意侮辱我们。可是他们忘了英国人在侮辱我们的同时，也自我侮辱啊！因为按当时的国际惯例，国际互派使节，分大使、公使、代办三级。大使只有在欧洲王室之间才互派，它级别最高，花费巨大，一般国家承担不起。所以，一般国家都乐意选择公使。
大清不懂国际惯例，遭人家侮辱咱的时候，不知道。遇平等对待的时候，又把它想象成侮辱。这种想象，与其说是自卫，不如说是自我侮辱！
回过头来说英使卡斯卡尔特，这哥儿们想侮辱咱们，没门儿，死在来华途中了。他这么一死，推迟了咱们大清被侮辱的历史。后来真正来到中国的，是马戛尔尼，时间是1793年，任务当然还是那三项。
可是对清政府来讲，不管你是自侮还是他侮，反正鬼子进驻俺首都，俺一百个不乐意。直到鸦片战争结束签订《南京条约》时，英国旧调重谈，要求派驻公使，道光未予理睬。十年之后，道光死，咸丰继。英、美、法驻华代表从1854年起相继向大清提出续约要求，希望清政府能允许他们派驻一位“光明正大”的代表，同时邀请大清公使进驻伦敦、巴黎和华盛顿。可咸丰一听就头大，认为让鬼子进首都“最为中国之害”，提出只要不驻京，其他条款都可让步。诸如：“民夷相争”、“减免上海港外商拖欠税款”、“减轻广东茶税”等。一句话，俺宁愿经济上吃老大的亏！
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自我感觉把大清打服贴了，遂再次提出外交使节驻京的事儿。咸丰还是那态度，说：“此事断难允准。”说得对，汉奸卖国贼才同意呢。所以皇上谕令负责谈判的钦差大臣桂良与花沙纳“无论如何为难，必须将此事阻止。”（《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5，第40页，台湾文海出版社1970年印行）
1858年6月，大清的外交部部长（礼部尚书）周祖培、司法部部长（刑部尚书）、国防部副部长（兵部左侍郎）王茂荫等高级官员集体上奏。奏疏写得特长，以现在眼光看来，还挺滑稽。用俺的糊涂风格翻译，大致意思如下：
自五口通商以来，这些夷鬼特舍得花钱买房子，把咱大清的“虚实”都给偷窥走了。让他们久住京师，那咱们大清政治就透了明了，隐私也没了。这是第一个害处。这些夷鬼所到之处，盖的楼好好高，他们还喜欢站在好好高的楼上，用他们的“千里镜”扫描我们。他们驻了京师，就在我们皇宫附近盖高楼，那皇上办公的地方，娘娘们游玩的园林，就都叫这帮鬼眼给“俯瞰”去了。这是第二个害处。京师的旯旮处，没法住人。这帮鬼佬肯定要选黄金地带。到时候他们挑了地方，咱们不得拆民房吗？这是第三害。
皇上出行，大清臣民都知道躲避，不躲避咱们也能跺他们几脚，给他们几枪托，可洋人不懂这些规矩，皇上出个门，他们要么爬高楼上偷看，要么就挤在街道里围观，咱还不能动他们一指。这是第四个害处。夷鬼们设夷馆，估计就是为了推行他们的天主教。近年沿海地方，好多良民都被他们诱惑了。咱大清帝都，那是首善之区，若受了他们的“蛊诱”，那咱们“衣冠礼乐之族”，不都变成“禽兽”了吗？这是第五个害处。民夷杂处，大清的奸民会动不动跑夷馆里，寻求政治避难啊。这是第六个害处……更可怕的是，夷鬼们近年太过“猖獗”，“恶贯满盈，神人共愤，沿海各省，无不欲食其肉”，夷在外间一旦被大清百姓剥了皮吃了肉，“必在京师报复”啊。（《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6，第13～15页，台湾文海出版社1970年印行）
你别说，这帮大臣虽然窝囊了些，但是在防患自保的本能方面，则个个贼精。且不惜用中国百姓喜吃人肉来吓人，也不知是吓谁呢，估计是一箭三雕，吓自己、吓皇帝、再吓洋人。
咸丰也不傻，知道洋人驻京，妨碍大清内政，坚拒。英夷当然不乐意，坚决要求驻京。清政府后退半步：“遇有大事，尽可来京面诉……自上海起由内地北来，由中国派官护送，一切供应俱由中国办理，不必令其自备斧资。以后或三年一次，五年一次来京，不必年年跋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5，第40页，台湾文海出版社1970年印行）仔细看这规定，透着一股中国人情味，不但不愿意麻烦外国友人，还包办旅游路费。奈何英夷算不清账，耍开了二百五，说：不让进京，就派兵打过去。桂良与花沙纳赶紧劝政府同意，说：把这些二百五惹急了，天津就不是咱的了。从天津往北京，就那么点距离，深为可虑啊。（《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6，第28页，台湾文海出版社1970年印行）没办法，咸丰最后勉强同意外国公使进京。什么叫勉强呢？就是《天津条约》上同意了，但逻辑上仍办不成。待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洋鬼子才最终如了愿！
纵观整个大清外交史，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诚哉斯言！
嘉庆的自作多情
阿美士德使团1816年2月离英，4个月后到达中国天津。嘉庆皇上与他爹当年一样自作多情，认为英国又来朝贡了，所以谕令工部尚书苏楞额、长芦盐政广惠做好接待贡使的工作，外交部（礼部）也拟定了英使在京活动的日程表。
多情的嘉庆首当其冲最关心的问题，当然还是礼仪啦。他谕令中方接待大臣，一定要让阿美士德三跪九叩，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进京前就对他们进行培训，并且要求接待大臣随时把英使的学习情况与学习态度奏上来。
放下嘉庆的自作多情暂且不表。单说英使这边，正自作烦恼呢。跪还是不跪？阿美士德很头疼。因为此次政府派使团来，完全是东印度公司的建议，政府与东印度公司给他下达的指示呢，又不一致。政府含糊不清地暗示：“礼仪问题应视其产生的利弊而定”，东印度公司则明确指示：“在涉及有损在广州英人民族尊严的礼仪或接待问题上不要让步。”（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3，第263页，牛津，1962年版）
尽管阿美士德有所犹豫，但他还是在天津见苏楞额时表示，他对中国皇帝只能行脱帽鞠躬礼。使团抵达通州后，嘉庆派第二轮说客和世泰来了。和世泰劝阿美士德，希望阿美士德见皇帝时恭顺、施礼如仪。英使团在这个当口，还避免不了他们体制的劣等性：内部发生分歧。争吵中，斯当东表示绝对不能跪下：“仅仅为了换取皇帝接见使团（很难称为光荣的接见）而作出如此牺牲，代价太高。”
阿美士德一听，也感觉这买卖做不得，遂讲了一个折衷意见，晋见中国皇帝时，屈一膝，三鞠躬，如此重复三次，也算三跪九叩了吧。使团另一位副使埃利斯担心，一但不叩头，人家皇帝不见咱，咱不就白来了？阿美士德与斯当东认为，咱一跪，咱就成大清的贡属国了，谈判的时候就没有与之平等的地位……这两人还算聪明，其实，在大清的既定方针下，跪与不跪都一个样。大清的眼里，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与它平起平坐。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期间，看见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给他的信中居然有中英“两国”的称谓，这个睁眼看世界的中国第一人笑了，批驳对方说：“天下万方，何处能与天朝相提并论？‘两国’称谓，难道是指英国和美国而言？”（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252～25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