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知识分子起码应拥有以下特性：
首先是启蒙性，所谓的启蒙，康德的意思是“独立运用每一个人的理性”。站在这个角度，中国陈寅恪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最合乎标准。先生在那个一花独放的时代，竟然拒绝惟一的一朵花——拒绝学习马列主义！1953年年底，汪篯（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1947年曾任陈寅恪助手，时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携郭沫若、李四光的信来广州劝说陈寅恪任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寅恪对此作了书面答复，即《对科学院的答复》，其中说：“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因此，我要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现在我们对陈先生顶礼膜拜，更大的程度上，并不是先生的学术贡献，而是他的人格魅力——独立与理性！这一点是知识分子最基本的标准，但是在那个年代里，这种精神居然成为稀缺品，让人不胜唏嘘！
其次是批判性，知识分子应该“保持对传统的永恒批判的姿态”（福柯语）。这种姿态体现在一个“反”字上。老子云：反者道之动。反有两意，一是“相反”，二是“返归”，二意相通。反，就是逆向思维，而返归，并不是一种回到起点的简单重复，而是从一个更高的层面鸟瞰，带动传统和定型事物及其正反因素进入新一轮思考。
但是这里我想歪解老子的原意，我希望歪打正着——也就是说，在中国特殊的语境下，我觉得“反动”这个词最能体现中国知识分子的原生状态，基于这个层面，我认为，反动应是知识分子的最高境界，它首先是文化意义上的批判性。问题是我们中国，硬是把这词糟蹋成了一个政治术语和杀人武器。据陈寅恪的助手黄萱回忆，“文化大革命”期间她偷机会去看陈寅恪，有一次先生突然问她“反动”二字作何解，黄萱无言以对。当然，1958年陈寅恪荣任“中山大学最大的一面白旗”，一个“反动学术权威”，他当然会对反动二字作一思考的。对于一个学者，十年的思考足够了，所以，民间传说1969年陈寅恪在自己的人生历程即将走完之前，向校方承认自己是“反动学术权威”。我相信这个传说，我希望先生一生都为自己的反动而骄傲，在那个年代里，不反动，才真正是知识分子的耻辱！
西方第一个反动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当属雅典的苏格拉底。当然苏格拉底自称自己是国家的牛虻，主要任务就是叮——责备和鼓励。而苏格拉底也做到了——很称职的牛虻。他所身处的雅典，实行的是令现代人都不可思议的充分的直接民主制，一切重大问题都由公民全体讨论，然后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表决通过。问题是这么一种民主，竟然遭到了苏格拉底的批评，他说：“要想得到正确的判断，要根据知识，而不应根据多数！”在当时，苏格拉底这话可是够反动的，但是两千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发现苏格拉底的话居然有惊人的智慧。他的观点与当代管理学中的木桶理论——一只木桶，其存水量的多少，不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木板，而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很相近：一个多数决定少数的社会，只能是多数盲众统治少数精英！当然我这里无意争论苏格拉底的对错，我只想说的是，苏格拉底的反动很是可爱！
苏格拉底死得也很可爱，公元前399年，七十高龄的老哲学家，被控犯有“不敬国神”、“别立新神”和“败坏青年”的罪行而送交审判。在法庭上，苏格拉底以一贯的从容为自己辩护，重申自己的哲学观点。其后，参加审判的501位法官投票表决，以281票表决苏格拉底有罪。根据雅典法律，在判决有罪之后，原告和被告双方各提出一种刑罚，再由法官表决用哪一种。原告提出死刑，按照当时的情况，如果苏格拉底表示诚心认错并提出一种较轻的刑罚，比如放逐，那本来是很容易被法官们采纳通过的。但是苏格拉底拒不认罪，只是在朋友们的请求与担保下，才提出以三十个钱币的罚款作为刑罚，并表示他愿意为真理献身，结果，第二次表决以360票通过了死刑判决。在死囚牢里，苏格拉底在朋友们的眼皮底下，从容饮鸩而死。苏格拉底是一个称职的牛虻，终于获得了好多人的讨厌，正如他自己所说“就像一个人正在打盹，被人叫醒了一样，宁愿听安托尼的话，把这只牛虻踩死”。这只牛虻从容地背负着自己的反动哲学，走向了死亡，更走向了永恒！
再次是颠覆性，所谓的颠覆性，拿龙应台的精神来概括：我要留在主流中做最大的“颠覆”，做最红的苹果核心里的一条“蛀虫‘。龙应台的这种颠覆，既批评体制，又不想置身于体制之外。这是一种体制内颠覆吧。
还有一种是体制外颠覆，典型代表是老庄。如果说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是执政党的话，那么道家就是在野派，而且是永远的在野派。相对于儒家的一本正经和严肃来讲，道家就像绝顶聪明又淘气的孩子。儒家仁啊爱啊啰嗦不清，老庄却在一旁不时地捣上一句——老子云：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知有慈孝。国家昏乱有忠臣。庄子云：“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候，诸候之门而仁义存焉！”总之，有点哪壶不开提哪壶的捣乱劲儿！
但是道家的这种体制外颠覆是有限度的。第一，他永远是站在路边说话，甚至是钻到深山老林里说话的。第二，他的颠覆是一种清高，一种自保，甚至是一种逃避。到了魏晋时代，以嵇康为代表的士人还在作颠覆，但是永远没有超出老庄的高度。比如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自言：
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钩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欲自勉强，则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己未见恕者所怨，至欲见中伤者；虽瞿然自责，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顺俗，则诡故不情，亦终不能获无咎无誉，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机务缠其心，世故繁其虑，七不堪也。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此其甚不可一也。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统此九患，不有外难，当有内病，宁可久处人间邪？
总而言之，我毛病大了，不是人间人！与其说是颠覆，还不如说是不合作，顶多是消解，是一种泥浆战术——为了把别人拉进泥坑里，自己先跳进泥坑，拉不下来，也要往正统身上蹭点泥浆的，与王朔的“千万别把我当人”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国文人痞子化，开山鼻祖并不是小王朔，倒应了孔子那句话：其由来渐矣！
也许，正是由于中国知识界内部与外部的颠覆始终没有超出老庄的高度，所以中国知识界最后才会走进“万马齐喑”的死胡同里。幸运的是，五四运动之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再次扬眉吐气，历史还算够意思！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
春秋战国之前，宗法制与世袭制下，知识被官方垄断，也就无所谓知识分子了。春秋私学流行，士才作为一个阶层兴起。我把士称作中国古典式的知识分子。他们所处的时代堪称中国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之所以这么说，是基于以下标准：第一，思想是否自由；第二，精神是否独立；第三，体制是否给予多重选择。所谓的多重选择是针对后世知识分子的单一性机会而言。何为单一性机会？何怀宏在其著作《选举社会及其解体》中这样解释：“第一，它是一种最优的机会，一旦入仕就会带来最大好处、最大利益，不仅获得权力，也获得声望和财富；第二，它越来越成为社会上的一种主要上升机会，虽然还有其他途径出人头地，但那些却是异途，后期只有科举才是正途，对于贫寒者还可以说是惟一的上升之阶；第三，它接近于单一的制度性机会……只有它提供了一种稳定的、一贯的希望。‘单一’意味着把社会上的主要和最高的价值欲求整合为一个，即仅仅指向官场。‘单一’还意味着古代选举和取人的途径和标准也日趋为一。”
总之，先秦时的知识分子有着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从容。就这么一点，试想后世，中国知识分子什么时候有过这等风光？“文革”时革命批评家们恶心孔子惶惶如丧家之犬，这种骂法估计是跟周树人先生学的，众所周知，周树人骂梁实秋，“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据说这骂人的话被翻译成英文后，欧美人士居然对梁实秋产生了同情与喜欢，丢失家的、在地上跑着的小狗，多可爱啊。其实，站在哲理与审美的角度，我一直认为，一只流浪的自由吠叫的狗，要远比一只被捆绑的不敢乱吠的家狗有尊严得多。孔子周游列国，革命家看到了狼狈，我看到的则是知识分子传经布道周游列国的优雅与逍遥呢，怎么着也算一个国际访问学者吧？还有，春秋战国的各大城市，在管仲老师的带动下，纷纷开办各种类型各种规格的国家大妓院，专门为游士们服务。那些礼贤下士的贵族们，比如信陵君、燕太子丹等为了吸引士人，还在自己家里开设了妓院，士来嫖妓，一律免单。当然还有更优待的，比如荆轲，刺秦王前，那可是住了星级宾馆，好吃好喝的招待着，且有三陪小姐随侍在侧。可见我们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还是很尊重知识，很尊重人才的嘛！
【一】古典知识分子沿街叫卖的生存状态
孟子云：“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很显然，古典知识分子是没有经济地位的，儒家视种地的为“小人”，视经商的为“贱人”，不想做“小贱人”，却又想混口饭吃，惟一的出路就是沿街叫卖贩“道”了，通俗的说法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孔子叫卖的声音直到如今我们还能听到回音：沽之哉沽之哉！其声嘶力竭颇有点现代社会的“流泪赔本跳楼大甩卖”。
要想“沽之哉”，首先得囤货，这个过程有点难，比如苏秦：“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这般读书，为的什么，当然是为了卖个高价钱，正如苏秦自己所云：“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
如果说学“文武艺”的过程难，那“货”的过程更难。苏秦第一次做买卖，就赔了本儿，《战国策》载其“羸滕履蹻，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状有归色。归至家，妻不下纫，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一副典型的货郎模样嘛！
功夫不负有心人，苏秦后来把买卖做得好大，其身价估计是当时最高价了——“为从约长，并相六国”，比现在的“北约秘书长”、“联合国秘书长”可是威风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