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事情过去了五年，这娘俩还记得我。不等我问起他们的情况，那位大妈便竹筒倒豆子一般打开了话匣子。她说，当年她拿着那份报告去找教育局，局里的领导一改往日的冷漠，非常热情。本来像他儿子这种情况只能安排在工勤岗位，没想到局里居然给了他一个教师编，安排到白羊田中学教书。因为有了正式的教师身份，对象也好找了，不久就找了一个重点中学的女教师结了婚，又在女方单位买了福利房，还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大妈说，我是改变他们一家人命运的大恩人，在我离开之前，她一定要带着儿子来感谢我。她给我买了两条蓝盖芙蓉王香烟，我死活不肯接受。大妈说，您不接受我就给您下跪。这句话让我鼻子一酸，觉得中国的老百姓活得真不容易。本来这一切都是他们自己应该得到的，却在很多时候莫名其妙地变成了一种恩惠，为了官员们的一个“举手之劳”，平白无故地要付出几多泪水和几多真情……
送走了那一对千恩万谢的母子，接下来要去会那帮陪了我五年的文友。手机接二连三地响起来，都是些和我预约请我赴告别宴的电话。这些电话有诚心诚意的、有假仁假义的、有纯礼节性的、还有不怀好意的……因时间安排不过来，又怕伤了别人的一番好意，干脆把手机关了，都不得罪。云梦电视台《快乐客厅》主持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找我。原本我们约好了他们栏目星期六要为我录一期节目的，题目都定了：《公民官员》。但组织部突然改变了我的身份，我觉得不宜再以江南市副市长的名义，在媒体中出现，所以就临时决定不录了。这样一来，《快乐客厅》就要空档了。主持人打我的电话不通，只好亲自赶到江南，费尽周折才在一间茶楼里找到了我。她希望我能如约出镜，我很无奈地拒绝了她。最终，她理解了我的难处，表示回去将向她们的台长钟声汇报。离开的时候看得出，她的脸上写满了失望。
听说要送我离开，文友们到得很齐。君子之交淡如水，他们选择了一种最平常的方式送我：茶聊。从上午聊到下午，从白天聊到黑夜。
在江南待了五年，让我最不舍的就是这帮文友。很难想象，在这物欲横流的社会一角，居然还荟萃了这样一群对文学充满了激情的“纯文学作品”。五年前，我第一次受邀参加他们作协的年会，记得要进入会场得先经过一个公共厕所，那张“参加作协年会请直走”的路标，就贴在女厕所的“女”字旁边。当时看得我的心都寒了：文学居然边缘到了如此地步。后来，在我的鼓动之下，他们奇迹般地撑起了一本全彩印的文学季刊《平安》，让沉闷的江南突然耳目一新。
这是一群怎样的人呢？
最有才气的当属肖学文，江南市试验学校的一名教师。青年丧妻，经历坎坷，文笔老道，小说、诗歌、散文样样能行。有一段时间，不知怎么恋上了宗教题材，老是写村姑与和尚恋爱的故事，性的描写大胆、铺张。文友王蕴“不怀好意”地把他的小说，故意拿给江南曾经的文科状元、如今的北大才女沈银芳阅读，老肖尤其在乎北大才女的评价，老是追问王蕴“沈银芳读后有何评价”，王蕴故意卖关子，总是笑而不答。逼得急了，他回答了句：“沈妹妹说肖老师的小说写是写得蛮好，就是有点流氓！”老肖当即晕倒！
职务最高的当属江南市治安大队大队长李东雄，但他“走火入魔”，爱楹联胜过了爱权力，居然主动辞去了大队长的职务，强烈要求到交警大队当了个副大队长，说是要腾出时间来一心一意钻研他的楹联。我开玩笑地说，治安大队长不涉黑的不多，你之所以没涉黑，得益于你对文学的执著。他呵呵一笑道：“我喜欢你这个评价。”
最享受生活的，非在电视台工作的王蕴莫属。他整日游走于江南的乡友之间，吃香的，喝辣的，上至部长、将军，下至糙子、草根，他都以诚相待！
最有爱心的名叫何其谷，他二十多岁在乡镇当副书记的时候，在路边捡到个弃婴，不忍心送回福利院，便决定自己养。因工资太少养不活，他居然抱着那个女孩蹲在街边乞讨，气得乡镇书记骂娘。后来，实在养不下去了，只好忍痛送了人。
长得最漂亮的女会员是朵警花，叫冯小白，神枪手，全国比赛拿过第四。我们见了她从不喊她的名字，都叫她“说时迟，那时快，一个箭步”。
这一次，来送我的依然是这一群人，是他们让我对文学保持了一定的热度，不至于在官场中迷失了自己的个性。
我们的话题，依然没有离开文学。
在茶楼里吃过晚饭，我们接着话聊。聊着聊着，“说时迟，那时快，一个箭步”尖叫一声：“看，宁市长！”大家把目光投向电视屏幕，原来，云梦电视台综合频道正在播我的专访。这时有电话打给王蕴，被告知经济频道也在播我的专访。我把云梦的几个频道一翻，发现那天晚上云梦的所有频道，都在播出我的专访。我难以掩饰内心的感动，立马给云梦电视台台长钟声发了一条短信：感谢您以这种方式送我离开官场！
钟声回信：我们永远都支持你！
按照惯例，送我履新之前，政府办应该为我例行公事般举行一个书记、正副市长和组织部长参加的告别茶话会，会后合影留念，参加告别晚宴，然后回家休息，等待上级组织部门派人来接。茶话会上一般都会安排一个专门的议程，即安排几分钟时间，让荣调的人简短地讲几句话，谈谈几年来的工作感受和临别感言。实际上自5月6日接到市委组织部领导找我谈话的通知之后，我就在考虑卸任之前我应该对我的同僚们来一句怎样的临别感言。
很可惜，感言想好了，市委书记却没给我发言的机会。没有话别，更没有合影，在一个虽已入夏却乍暖还寒的日子，组织部长闪电般地和云梦市委组织部取得了联系，和书记一道以最快的速度把我送离了江南。而那句临别感言——“很遗憾，我没能够改变江南；很庆幸，江南没能够改变我”，就这样永远地失去了送出的机会。
我为什么要如此在意这句临别赠言呢？
说实话，以我个人的满腔政治热血、政治热情和势单力薄，不可能改变江南，改变江南也并不是我的终极目标，解剖江南，探索中国强县（市）之路，才是我的目的所在。作为中部地区资源丰富、土地肥沃、区位独特、气候适宜、经济却不发达的县级市，江南是一个活的标本，当今社会所有的毛病在她身上都有体现。我曾经努力尝试着去改变她，针对她的病灶我一件件地开出药方，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我的“意见”。遗憾的是，至今也没什么改变。
在江南，我曾试图说服并推动高层在江南实施由我提出的“新五四运动”。这项运动包括“新政治、新文化、新体制、新经济、新福利”五项主张和“地方文化复兴”、“体制鼎固革新”、“全民生态休闲”、“分享绿色福利”四项运动。
命中注定，我的主张只能是一种政治理想。政治理想的破灭，让我伤感。五年前，我带着激情而来，带着梦想而来，带着誓言而来，立志“虽不能改写江南的历史，必定影响江南的历史”。然而五年过去了，江南人浮于事依旧，高离婚率依旧，豪华墓葬依旧，官员们依然悠然自得地开着饭馆洗着脚，老百姓依然怨声载道地忍受着工业园烟尘的折磨……
然而，我感到很庆幸。在江南官场这个大染缸里，摸爬滚打了五年，我没有染上恶习。从某种程度上说，我的离开是一种幸运。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我还能坚守多久。许多网友批评我选择了逃避。我很无奈，为了保持我的真性情，逃避或许是最好的办法。
我不想被政治的口水所吞没。
“很遗憾，我没能够改变江南；很庆幸，江南没能够改变我。”
这就是我的临别赠言。
公元2010年5月14日，云梦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携江南市委书记、组织部长以及云梦市旅游局副局长一道送我去云梦文理学院报到。原来接到通知，云梦市委组织部长准备亲自找我谈话，可能是因为媒体的反应过大，让组织部门很被动，谈话的程序也就因此而取消了。
我不太在意，谈话的规格再高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车队往齐家岭方向疾驶。去云梦文理学院要经过长山等两座陵园，再往前走500米，就到了白鹤公墓、云梦市殡仪馆及其墓园。夹在层层叠叠墓园中的最大好处是古木参天，肃穆庄严。
学院的书记非常热情，带领所有在家的领导班子成员在办公楼前迎接。今天，他们迎接的这位助理有些特殊。过去，学院的院长助理直接由学院党委任命报云梦市委组织部备案就可以了，如今，我这个助理需报政府提名云梦市委任命。毕竟在副市长岗位上工作过，面子上的规格是不能打折的。
这是不是就是通常所说的“组织原则”？
一切都按着官样化的程序有条不紊地往前推进。
首先，云梦组织部副部长对我在江南期间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然后宣读市委常委会议的决定，接着拿出了一张表格，开始逐项介绍我的情况。
他介绍道：“宁自远。”
我打断他的话：“你把我的名字搞错了，是宁致远。”
副部长停顿片刻，脸色有些不悦：“年龄，1961年9月。”
我立马更正道：“年龄搞错了，是1969年9月。”
“籍贯，湖北石岗。”
“不对，是湖南云梦县，石岗是我的出生地。”
“党派，民进。”
“我还是共产党员，属交叉党派。”
“……”
副部长一路介绍我一路更正让他有点下不来台。我有些不悦，没好气地问：“你们怎么把我的信息全给弄错了？”
副部长不高兴：“是不是你填错了？”
我反问道：“难道我会连自己的名字都填错吗？”
副部长无言以对。他意识到工作中出现了不应该出现的某些疏忽。第二天，他亲自打来电话给我道歉，告诉我他已经狠狠地批评了信息中心的负责人，并一再承诺给我更正过来。
我一笑了之。
对我而言，这样的失误，不过是漫漫长路中一个不大不小的生活故事而已，但对组织部门而言，却是一个不小不大的“事故”。
在“事故”中，我完成了自己的角色转换。
在云梦文理学院办完交接之后，我抽空给张书记发了条短信：“张书记，我现在调到了云梦文理学院工作，谢谢你这么多年来对我的信任与指导，能遇到您这样一位领导，我的官场生涯就不再存有遗憾。”我下午发的短信，到了晚上，收到了张书记的回信：“致远你好，新单位已知悉，你在挂职期间对江南的旅游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不论什么岗位，宗旨都是为人民服务，希望你能在文理学院再接再厉，做出更大的成绩！”
收到了张书记的回信，我心里踏实了——五年前，张书记将我“引进”官场，现在他对我的挂职做出了如此评价。对此，我算是对自己这五年的挂职生涯有了一个交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