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许多国家乐意狂购美国政府的债券，乐意帮助美国政府背债，美国人自然敢玩股市的游戏。另外，美利坚合众国是一个帝国。美国券商也有帝国情节。高盛的大头领布兰克费恩经常告戒自己：“如果你继承了一个帝国，切不可在自己手上削弱或缩小帝国。”帝国的特点是什么？帝国的特点是征战。即有横向发展，又有纵向发展。美国有世界霸权，许多能源在其掌控之中。美国称霸国际金融市场，可以不断攫取财富，为美国经济输血。我国的公司在国际期货市场屡遭重创，而美国券商却借此大发其财。
四、肉还是烂在自己锅里的好
美国券商是主张我们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的。他们还盛情向我们推广各种金融创新产品。美国券商早已在国内国外抢占了绝大多数制高点。这种情况之下，美国券商当然要号召我们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了。他们是张网以待，请君如瓮。
汽车行业我们开放了几十年，发展了几十年，以牺牲环境和对外让利花大力气发展汽车制造业。但结果如何呢？除了让外商和少数中国人先富起来了之外，我们还以生产外国厂家的汽车为主，我们还是在为他人做嫁衣裳。难道金融行业会有不同结果吗？希望资本市场不要重演汽车市场的悲剧。
美国券商财大气粗，但几乎从不批评我们。不仅不批评我们，还要为我们大唱赞歌，好话说得我们自己听了都有点不好意思。在券商糖衣炮弹的攻击下，我们不能不对他们产生好感，我们不能不对他们放松警惕。但是，他们一旦发动打击，那是毁灭性的打击。美国券商进行的是珍珠港似的打击。曾记否，东南亚金融危机，美国券商重拳出击，打的“小龙”、“小虎”落花流水、抱头鼠窜。还有华尔街券商笑眯眯地把次级债产品作为金融创新产品卖给了我们，我们血本无归之后，美国券商仍然面不改色，心不跳。
我倒是以为，如果资本市场横竖是险滩，横竖是少数人赚钱多数人赔钱，如果资本市场是洪水猛兽出没的地方，而大搞资本市场又是必由之路，那还不如少让美国券商到我们的资本市场到处乱跑。美国券商在自己国内是唯利是图，为富不仁，到了海外他们就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想不会。既然如此，还不如让中国自己的券商赚钱。反正都是自己的阶级弟兄嘛，肥水不流外人，肉还是烂在锅里的好。这点阶级觉悟我们还是有的。可是券商赚了钱，还会认那些赔钱的苦命阶级弟兄吗？
五、山人可有妙计？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强国梦，而且希望一步到位，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发大财，至少是发小财。我们还喜欢制订目标，在宏伟规划中赶上并超过世界上的发达国家——至少要有一次精神胜利。如果资本市场不灵，许多人会问，可有其他良策？山人可有妙计？
我以为山人没有妙计。自鸦片战争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一直在苦苦寻求救国良方，但都屡试屡爽，含恨而终，如何到了我们这里就会灵丹妙药？从概率上说就不可能。任何人自称有灵丹妙药在手，我们都应该对其保持警惕。开出股市这张治国良药，无疑是要我们寅吃卯粮，饮鸩止渴。
捷径是没有的。但从历史的经验看，我们少犯错误，那就是最好的图强办法。反之，我们不仅不能大踏步前进，反而会大踏步后退。“大跃进”是这样，“文革”是这样，资本市场跃进也是这样，美国的资本市场就是定期地大踏步后退。今天美国就犯了两大错误，一是攻打伊拉克，再就是资本市场的冒进。我顽固地相信，避免破坏财富，比创造财富更加重要。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依。”美国那边在疯狂追逐利润的时候，也给自己埋下了祸根。再过二三十年，美国的西班牙拉美后裔将超过欧美后裔的人口。那时候以欧美文化为基础的美国文化难免会受到严重的挑战，美国很可能会出现文化和思想上的混乱。
中国的证券监管机构在许多方面还是做得相当成功的。只不过我们想当然地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比如，创业板和金融期货交易所出笼往后一推再推。这就很不容易，监督部门必须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尤其是顶住来自势力集团的压力。美国那边的金融老大总是催个不停，要我们快些再快些。我以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重温伟大导师的教导：“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或许，在利益相关者的压力之下，金融期货交易所和创业板终将来到。但对国家来说，这是招财进宝，还是开门揖盗？怕是还不太好说。我想，两个创新战场迟迟不能问世，难处也就在这里。
在挫败美国券商诡计方面，我们的证券监管机构再立新功。贝尔斯登问题彻底败露之前，曾经企图与我们的证券公司联盟。正是因为我们的证券监管机构迟迟没有批准这一交易，贝尔斯登的阴谋才没有得逞。华尔街券商就是想以快制慢，告诉你“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逼你忙中出乱。我们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我们的证券公司能够躲过一劫，是典型的以慢制快，我们的证券监管机构功不可没。可惜，中国证券监管机构的贡献没有得到充分肯定，其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反到是常常被抓住不放。
我觉得我们太急，老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感觉。其实，慢有慢的好处。慢就可以避免首创者的错误。曾几何时，公司高管期权激励制度、创业板、资产证券化、混业经营，还有什么私人股权基金，都被吹得神乎其神，被奉为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仿佛是一抓就灵，一抓就行。我们很多同志艳羡不已。但我们安营布阵较慢，美国那边已经出了大问题，许多事情也就暂时搁置。这不是慢有慢的好处吗？
股市伊始，对于混业和金融期货，我们的决策者和立法者比较保守，也许是有远见卓识，将其拒之门外。但后来不行了，后来出现了快马加鞭。快马加鞭并不是因为我们发现了什么新大陆——在资本市场领域，我们哪里有什么创新，基本上是在照搬美国的那一套。快马加鞭也不是因为我们的法院和行政机构有了长足的发展，具备了更强的抗风险能力和善后能力。不是的。我们之所以要快马加鞭，主要是因为新的利益集团已经形成，而且正在不断发展壮大。利益集团的声音越来越大，而且往往成为不可抗拒的声音。
或许，强国富民之路就不在资本市场。推行双语教育倒可能是一个办法，不妨一试。中国创造过最最伟大的农业文明，其文字也反应了农业文明的辉煌成就。但英语有其独到之处。英语经历过启蒙运动、文艺复兴和工业化革命的洗礼，其表达变得更加简洁。相反，汉字进化很慢。我们的人文意识也停留在农业阶段徘徊。尼采就说过，中国的历史只有重复，没有前进。
英国作家G·H威尔斯说过，“中国汉语的奇特以及由此文字而产生的教育制度，成了世世代代不可战胜的过滤器，有利于听话的学究式的头脑，而不利于桀骜不驯的有创造力的人，将后一种人排斥在权力中心之外。”
不错，外国人可能有偏见，对那些发达国家的人，我们就疑心更重。但鲁迅也有类似的论断。他说：“拿文章来达意，现在一般中国人还做不到。这也不怪我们，因为那文字，先就是我们的祖先留传给我们的可怕遗产。人们费了多年的工夫，还是难以运用。”
中国近代伟大作家，几乎都出自双语教育。钱钟书、鲁迅、郁达夫，连专写老北京的老舍也留学英国多年。普京能说流利的德语和英语，澳大利亚总理能说流利的汉语。个人如此，国家也是一样。新加坡和以色列是双语国家，也是兴旺发达的国家。我们的香港行政特区是兴旺发达的地区，也是以英语为正式工作语言的地方。
六、有些警句最好要背熟
尽管我们认为美国有这样或那样的霸权，但许多人仍然认为，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否则我们的金童玉女为可要到那里乱跑？否则我们为什么允许我们自己的金童玉女去那里乱跑？如此说来，反美、抗美的是多么的苍白。但美国的伟大不在于其资本市场，甚至不在于其法律制度。美国的伟大在于，这个国家有爱因斯坦和布兰代斯这样伟大的思想家，有他们这样高贵的人——他们本来已经有了赴“人肉宴席”的通行证，但却满腔热情地为弱势群体奔走。
有些热心的朋友，满腔热情地为资本市场奔走呼号。他们开出的等式是这样的：
资本市场=技术创新=强国富民
按照他们的说法，资本市场推动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可以强国富民。但爱因斯坦告诉我们，这条公式不对。他说：“没有自由就没有莎士比亚，就没有牛顿和歌德。打倒法西斯。”
爱因斯坦充分认识到技术发明的局限性。他说：
人类真正的进步的取得，依赖发明创造的并不多，而更多的是依赖于像布兰代斯这样的人的良知。我们切莫忘记，仅凭知识和技巧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宣道士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
不错，我们可以像怀疑威尔斯一样怀疑爱因斯坦。但鲁迅对我们也有过谆谆教诲。他说：“只有真的中国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毕其功于一役的好办法可能古今中外都没有，但先哲的警句我们不妨背熟。先哲的警句也适用于资本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