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对全体秩序进行规划，或者说为了把最好的形式赋予公共事物，就要考虑各种不一样的关系。首先就是整个共同体自身起的作用，也就是说主权者对国家的比率，或者说全体对全体的比率。我们下面就可以看到这个比率是由比例中项的那个比率组成的。
对这种比率进行规定的法律就叫做政治法。倘若这种法律是明智的话，我们也有理由称之为根本法。因为，假如每个国家仅可以有一种规划秩序的方式，那么人民在发现它之后，就应该坚持它；然而，如果已经确立的秩序被证明很糟糕，那么人们为何要选择这种会妨碍他们美好生活的法律来当做根本法呢？更何况，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人民永远是能做主改变法律的，即使是完善的法律。因为如果人民喜欢损害自己的话，又有谁有权制止呢？
第二种关系则是成员之间的关系和成员与整个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就前者而言，这一比率应该要尽量地小，但就后者而言，则应该尽量地大。只有这样才能让每个公民对其他公民都拥有完全独立的地位，对城邦则非常依附。这永远是用相同的办法来实现的，因为只有国家的强制力才能使它的成员获得自由。这第二种比率产生了民法。
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考虑到个人与法律之间的第三种关系，就是不服从和惩罚的关系。这种关系促成了刑法的确立。从根本上说，与其说刑法是一种特殊的法律，还不如说刑法是对其他一切法律的裁定。
在这三种法律以外，还要加上第四种，并且是最重要的一种。这种法律既不铭刻在铜表上，也不铭刻在大理石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心中，从而形成国家的真正宪法。每天它都在获取新的力量，当其他法律过时甚至消亡的时候，它可以代替那些法律或使它们复活，它可以使一个民族的创制精神继续保持，而且能不知不觉地用习惯的力量来代替权威的力量。我说的就是习俗、风尚，特别是舆论。这个方面是我们的政论家不知道的，然而一切其他方面的成功都有赖于此。这正是伟大的立法家在秘密地专心致志从事的方面，尽管他把自己局限在制定单独的规章上，事实上这些规章都仅仅是穹隆顶上的拱梁，而只有成形缓慢的风尚才能最后组成那个穹隆顶上的无法撼动的拱心石。
在这些不一样的种类中，唯有构建政府形式的政治法与我的主题有关联。在讨论政府的各种不同形式之前，让我们先来确定“政府”这个名词的严格意义，因为它还不曾很好地被人解释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