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李安葆在教师进修班当班主任，曾受命征求同学们对授课教师的意见。同学们对胡华的教学反映说：“胡华同志的课讲得很好，不但内容丰富，情节动人，而且口齿清楚，板书整齐。”李安葆感慨说：“我知道，同学们这个发自内心的简朴评语，正是胡华同志长期辛勤劳动，重视教书育人的结果，他为我们后辈教师树立了良好的榜样。”胡华不仅是人民大学教书育人的“园丁”，而且他的耕耘园地是没有“围墙”的。对于来信或登门求教，无论对方的地位、年龄如何，他都回信或接待，热情鼓励或伸出援手。
现任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副馆长的李爱华感触颇深：“1977年11月，我高中毕业后，有幸被选拔到筹备中的‘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工作。报到后不久，我们二十几个刚刚走出校门的学生，每人就拿到一本新出版的胡华先生撰写的专著——《青少年时期的周恩来同志》，作为我们入馆后必读的，也是唯一的学习资料，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工具书，因为这本书的内容恰恰是我们将来要向观众解说的展览内容，即‘周恩来1898—1924’。
“1978年3月5日，纪念馆开馆后，由于展览实物太少，我馆把文物征集工作列入头等大事，由此我便投入到这项工作当中……”
李爱华首先想到了《青少年时期的周恩来同志》的作者胡华。她从天津专程到人民大学向胡华求助。胡华带着她见到了周恩来的弟弟周同宇，使李爱华不仅征集到周恩来在南开中学读书时使用的丝线钩织的墨盒袋，而且听到周同宇老人给她讲的许多相关的故事。
李爱华说：以后，我常去周老家，但再也没有见过胡华先生。由周老引见，我又认识了周恩来在南开的一些同学，如张鸿诰、吴玉茹等。
“细细想来，我和胡华先生相处两次，前后不过一个多小时，他是那样热情亲切和平易近人，可当时只有20岁的我，由于不了解他的身份和他在中共党史界、学术界的地位，我并没有感到这件事有什么特殊。
“以后，为了进一步充实自己的文化历史知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考进入了南开大学读书。看到先生的著作成为我们大学的课本那一刻起，我才感到了胡华先生的伟大和这件事的不平凡。
“这一个多小时内，我‘无知者无畏’地走进了胡华先生的门，他又把我领进了周家的门，实际上是把我领进了周恩来研究这个领域。在这个领域里，我一干就是34年。我永远感谢先生，怀念先生。”2011年6月，李爱华编著的《周恩来中学时代纪事长编》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可能胡华自己也不会想到，他的一封信，一个行动，或者几句话，会对一个人的一生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样的例子不止一个……
1980年1月胡华收到一封署名王阿寿（本名耿艳鹏）的江西知识青年的来信。
信中写道：“您收到此信，一定会感到莫名其妙。的确，我也是很冒昧地给您写这封信。前几天，从《光明日报》上拜读到先生的新年谈话，您欢呼‘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的春天来到了！’这欢呼声，同样激动着远在山区的我。在激动之余，我连夜整理了去年下半年写的《毛泽东同志生平活动、所任职务、及人们对他的习惯称呼考略》，和《评遵义会议》两稿，寄来贵校的《教学与研究》。现在醒悟，此举着实十分好笑，那大学论坛是我们山区青年能登的么？幸好附信中写了一句：若稿不能刊用，请代转“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和先生任主任的党史系，请能指教吧。
“我仅仅是出于对党的关心，也钻到党史研究中去了。作为一个党员，我不但对这个党怀有荣誉感，而且很希望这个党有一部正确明了的历史。面对党史研究的现状，我忍不住也要议论几句。我们处于山区，看不见文件，读不到多少书报。先生的《中国革命史讲义》和《中共党史专题讲义》、《中共党史参考资料》，我们渴望它们的出版……”
胡华看到这封来信，十分高兴，感触到党史研究、学习的普及日益有望。他立即给这个业余研究党史的青年复函，复函写道：收到来信，你对党史研究有许多好的见解。吉安是老根据地，望你在可能条件下，收集和访问材料，进行研究。
王阿寿称原本并没有指望胡华能给自己回信。他想只要胡华能看到自己的信，听到来自基层党史爱好者的声音，就行了。但他没有想到，很快就收到了回信。
这封言简意赅的短信对王阿寿鼓舞极大，竟然影响了他的一生。
王阿寿撰文说：“信文虽不长，但字里行间，充满着信任和鼓励，以及治学研究的教诲。历史研究注重的就是史料，这其中的许多须深入基层去访得；治学要严谨，不能浮躁；吉安是老革命根据地，有着丰富的历史资料宝藏待有心人去潜力挖掘。我从先生的信中得到了力量和启示，对业余党史研究增添了信心……”
不久，王阿寿写出题为《对“富田事变”的一些看法——谈谈“富田事变”发生的种种因素》，发表在《江西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又在《工人日报》等报刊发表了几篇党史资料文章，有关方面开始关注“王阿寿”这个党史研究领域的新人了。
1983年春，吉安县委调王阿寿到县委史志办公室做专职研究工作，任务选题为红二十军史、“富田事变”史。1984年第4期《近代史研究》发表其《关于红二十军及其领导人》。此前，他的资料文章《江西部分党史人物异名录》发表在江西省社科所《社会科学研究资料》1982年第7/8期；论文《对AB团问题的几个看法》发表于《吉安师专学报》1984年第2期；《有关红二十军的三个问题》
发表于福建省社科院《福建论坛》1984年第4期。胡华得知王阿寿的进步，1985年2月26日欣喜致函王阿寿，写道：“收到来信。你近年研究“AB团”、红二十军和富田事变等问题，很有成果，这是你努力的结果，是党史资料征集所要弄清楚的问题。吉安地区在二战时期很重要，有丰富、复杂的历史事件和人物需进一步调查研究，望您继续努力。”
王阿寿在治史的道路上，后来又担任过江西万安县县志办副主任、《万安县志》副主编、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县文化局长、县委办公室主任，县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万安文史资料》主编。
钟爱党史研究的江西遂川农家子弟谢宝生也是一例。他师范毕业后担任了党史教师。教学之余，谢宝生钻研党史知识、撰写相关论文。他的勤奋也得到胡华的热情鼓励和扶植：给他寄书、寄资料，对他的论文进行指点……谢宝生先后在《党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十余篇论文，并以优异成绩考取杭州大学党史专业的研究生。
为培养更多的教学和科研骨干，胡华总是想方设法为本系教师创作提高水平的条件和发挥专长的锻炼机会。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市委决定在北京电视台组织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系列讲座，作为党政干部的基础课，号召北京市的广大党政干部、青年参加学习。市委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中国人民大学，校党委决定把这3门课的讲授任务分别交给哲学、政治经济学和中共党史系。3个系要在3个不同的领域，完成此项任务，其意义重大，也是十分繁重的。因此，哲学系、政治经济学系都选派了业务好、有较长教龄的老师，如政治经济学系派出吴树青教授（后来曾任北大校长），哲学系派出了肖前等知名教授。中共党史系，本应由胡华去主讲，可是他为了培养、锻炼中共党史教学骨干，指派了肖效钦和李良志担任这个任务，并把自己的讲稿交给他们备课。
这次中国革命史讲座影响是很大的。对党史、中国革命史上一些问题的拨乱反正，引起了广泛共鸣，两位讲课教师不时接到听众的电话、书信，有的还专程上门交谈。北京市委规定，参加学习的同志，应参加考试，取得学习结业证书，为此还在劳动文化宫组织了一次考前咨询。前来咨询者，可谓人山人海，应接不暇。北京红旗出版社立即出版了讲稿，书名为《中国革命史》，前后印行3次，共30万册。最令人可敬的是，本来就是胡华提供的基础讲稿，现在以主讲人署名出版，他还特地为该书写了《前言》，对什么是中国革命史，学习中国革命史的重大意义，以及如何学习中国革命史，一一做了精辟分析，大大地为该书增添了色泽。紧接着北京市委《学习与研究》杂志约授课者编写了一本《中国革命史思考题解答》，由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共印行两次。辽宁省委《理论与实践》杂志社，也赶来北京，邀讲课者编写了一本类似考试问答的书，在该杂志上连载。
讲座之后，北京、安徽、河南、山东、江苏、陕西、广东、宁夏等省市的大专院校，纷纷邀请讲课者前往讲授中国革命史专题，不少杂志社也前来约写稿件。李良志回忆：“电视台的这次讲授，对我们真可谓名利双收，这些本来应该属于胡华老师的荣誉、利益，确实是不该落到我们的头上，我名不副实，受之有愧。在这里，我除了深深感谢胡华老师大力培育后继人才的无私胸怀和伟大革命情谊之外，我还能想些什么呢？”
胡华不仅为教师们积极创造实现人生价值的条件和机会，还推功揽过，承担责任。在《周恩来的思想及理论贡献》一书的后记中，他写道：“凡是我和小组几位同志合作写出的文章，大量的资料收集和文字表述，都是几位合作同志的成果，如果有什么精到之处，也应归功于他们。有何疏漏不当之处，则应由我负责。”
参与此项的清庆瑞教授回忆：“胡华老师治学十分严谨、勤奋，但对个人名利却很淡泊。事实上，这些文章的写出应主要归功于他。从我参加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周恩来同志理论贡献的三篇文章的撰写过程，便深有感受。在这三篇文章撰写前，他就明确提出，文章应写出周恩来同志对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杰出贡献。他还具体指出了每篇文章应写的重点问题。我们根据他的提示写出提纲，经他修改后才开始撰写。文章写完后，又是由他修改定稿的。
文章的有些部分还是由他口授，在我们整理后经他修改而成的。这些部分应该说完全是他的。资料的收集也主要是依靠他。影印刊物和一些回忆材料都是由他收集和调查访问得来的，他还在《周恩来选集》出版前，找来了尚未加注释的样本。没有这些，文章同样是写不出来的。但他在该书后记中却把功劳全说成是别人的了。这些文章在杂志上刊登时，在编入《周恩来的思想及理论贡献》一书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时，在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研究文选》选用时，所付给的稿费，他都分文未取，完全给了我们几个‘合作’者。我亲身经历的这件事，看到了他对名利的淡泊，也深感他治学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他个人，而是如他自己所说的：‘是为了党和人民的需要’。”1981年6月12日，胡华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法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1985年2月16日，胡华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政治学、社会学分组召集人）成员。1983年2月9日，北京高等学校教授、副教授职称评审委员会聘胡华为副主任。1983年7月，文化部文博干部职称评定委员会聘胡华为委员。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恢复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学位、学衔评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学科评议，在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对学位专业目录，博士授权单位、专业及导师，硕士授予点、学科专业等进行评议、投票表决。胡华感到责任的神圣，为所涉及的社会科学学科的发展，十分认真地投入了思考和工作。
胡华在繁忙的教学、科研以及社会活动中，经常要挤时间审阅本校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职称报审论文并写出评语。从1979年到1987年，他为百余名提升教授（研究员）、副教授（副研究员）的学者，作了论文及评定学衔评语。其中包括戴逸、高放、彭明、王琪、何沁、何东、彦奇、刘炼、林茂生、刘佩弦、冯拾、龚古今、向青、荣天琳、房成祥、肖超然、唐纯良、王学启、姜华宣、刘健清、王建初、杨世兰、郭洛夫、陈志凌、何鹄志、熊泽初、金普森、刘征敬、丁雍年、戴向青、朱家蟳、杨伯达……许多著名学科带头人。其中有的学者由于在学科上有创建和开拓性贡献，进入新世纪后被评为一级教授。
然而，胡华这位中共党史学科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自从1956年评为三级教授，直至1987年离世，既没有晋级，也没有加薪。他从无抱怨。
胡华在治史中，“只问耕耘”的一个最显著特点是，时时刻刻注重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订，不受当下课题、形势诸因素制约。为此他养成习惯，付出了毕生的心血。他孜孜不倦，不断汲取，平时阅读书籍报刊，随手摘记有关党史资料。
无论是开会还是和友人交谈，只要有一个他尚未掌握的史料，即使相当细小，他都立刻记下来。
高放教授回忆说：“胡华在教学中经常运用较多生动史料这个优点，在当时非常强调教学的政治思想性的历史条件下，竟遭到批判，被指责为‘热衷于讲奇闻轶事’。他虽然被迫作了检讨，但是注重搜集史料这个优点和特点一直保留不变。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尽管屡被批斗，依然热心到处购买各种出版物。他除注重书面文献材料之外，更侧重于走访很多老同志，深入了解内情，尽力抢救史料。他曾对我说过，他从王首道、何长工、萧克等老前辈处得知很多各种书本中从来没有披露过而且不可能公诸于世的真情实况。有时他还抓紧时间，利用学术会议机会向有关老同志探询真相。例如1981年他和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一起开会时，就直接问孙老关于1927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王明依据不准确的‘小报告’，制造所谓‘江浙同乡会’反革命组织案件的情况，孙老以亲身经历向他细述经过。这使他对王明这个野心家的真面目和王明路线的危害有了深切的了解，使他在课堂上讲解这个问题时有了充分的史实根据。1981年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科学社会主义》卷上马，胡华同志和我同时被聘为编委会编委，并且分别担任第七和第八编写组的主编。当时阎明复同志任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副总编，有几次曾同全体编委一起开会共同商讨全书框架和条目等问题。胡华总是在会下饭后时常问阎明复：赫鲁晓夫几次访华同毛主席会谈的情况（当时阎曾任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