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8月18日，胡华到中央党史研究室出席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领导小组会。讨论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学术会议日程。经批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临时党组和领导小组成员：组长：胡绳；副组长：廖盖隆、胡华；成员：王首道、胡绳、李新、廖盖隆、胡华、逄先知、马石江、徐元冬、王介山、马齐彬、董谦、王淇、吴宗华、肖效钦。8月19日上午9时，《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大会于中央党校礼堂举行。
1980年初，南京大学教授马洪武为筹备成立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到北京向胡华求助。他撰文说：“胡老师在他的宿舍兼办公室接待我，很热情地帮我写介绍信、打电话。很快我就持他的信到中南海找中宣部理论局理夫局长，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规划局找到梅关桦局长，在短时间内办好报批手续顺利返宁，1980年4月14日在南京成立了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选举粟裕、谭震林、李先念任名誉会长，又选举华中各省各出一位副会长。会议一致决定聘请胡华老师为研究会顾问。这次到北京请胡老师帮助成立新四军研究会的过程，是我第三次见到胡华老师。我深深感到，胡华老师不仅是一位学识渊博的著名学者，而且是一位热情、乐于助人的长者；生活俭朴得像一名普通教师。很容易接近，很容易相处，一点没有大专家的架子。由于胡华老师学生多、朋友多，像这样学术研究、组织学术团体一类的事，找到他帮忙算是找对人了。他不仅乐于帮忙，而且能够帮你成功。”他在撰文中还说到，他来到中国人民大学红二楼223号这间斗室，看到胡华“吃饭自己去食堂排队买，吃过饭还要打一瓶开水带上楼来，真是太简朴、太辛苦了”。为此，他到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办公室反映，希望校方能对胡华这样的老同志给予生活上照顾。校方表示正在研究解决。1986年6月9日，胡华在“223”致信中国人民大学袁宝华校长、黄达副校长，称：“日本友好人士、日本东京部都成蹊大学教授宇野重昭（他是日本研究毛泽东和中国革命史比较著名的学者），在今年四月十六日来我校访问同我进行了学术交流（他是中共中央编译局接待的客人）。他知我刚访澳归来，表示希望邀请我到日本作短期的访问。今天我接到他发来的邀请信。邀请单位是日本国际政治学会，成蹊大学的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给予协助。邀请我于10月15日至25日访问日本十天，其中18日、19日二天出席日本国际政治学会30周年纪念大会，作一次讲演，此外就是访问成蹊大学，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广岛大学四个大学。因为他们对怎样正确地理解‘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很感兴趣，我拟在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的演讲中，讲一个‘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按我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中我编写的这一节讲（是根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的）。因为日程很紧，访问这四个大学，大概每个大学只能有一个单元的时间同各该校的有关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的座谈。敬此报告，望予批准，并报国家教委为感，并望校外事办公室给予办理，多谢帮助。（我访澳时已办了可用五年的通行各国的护照，不需制装，全部费用由日本方面承担并有报酬，也不需我方开支经费。因有报酬我考虑可以顺便采购些图书来送给我校）。”中国人民大学有关部门上报国家教委，批准胡华访日讲学，但9月25日，胡华因尿潴留、心率过速入院，乃至进行前列腺手术治疗，未能如期访日。
提起“223”，在党史系读过本科和硕士研究生的丁俊萍教授留有深刻的印象，她说，“我记得那间房子很小，和我们的宿舍一样，约12个平方，是一间名副其实的斗室和陋室。里面塞得满满的，好几个书架，一张床，一张写字台，两把椅子。窗子两边墙壁上悬挂着两幅字，一幅是王首道的手迹：‘赤心写党史，妙手传群英’；一幅是范文澜的‘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前者显然是老革命家王首道对胡华老师的嘉勉，而后者则是胡华老师借用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的题联以自勉。当时我们就觉得，除了那两幅字显示出房间主人的革命家、教育家和党史专家身份以外，整个工作条件与胡华老师的社会名望和学术地位实在有点不相称，但他显然并不在意这些，每天在这里不知疲倦地工作着，只有周末才回趟家”。确实，“223”的“狭小简陋”与胡华的“蜚声中外”有着极大的反差。他众多的弟子、再传弟子、再再传弟子的工作环境都会比他好得多，不然也不会被“223”“震撼”了。
对于“223”及其主人，丁俊萍有一个很好的概括：“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我至今觉得，中国古语中的这段名言，也可以说是胡华老师的真实写照。那间只有12平方的小房间以及它的主人的面貌，更加衬托出胡华老师身上那种革命老干部的艰苦奋斗作风，甘于清贫和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形象。”
踏访澳美
把中国革命史介绍到世界，这是胡华在学术交流上的夙愿。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便开始与苏联、日本等国家的史学界通信，接待专家来访等，进行对外学术交流。他的著作《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国历史概要》（合著）、《青少年时期的周恩来同志》等以及他主编的大型丛书《中共党史人物传》都曾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上广为传播。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一直未能踏出国门。直至1986年和1987年，胡华应邀分别到澳大利亚和美国讲学。两次出访，都受到邀请方的热情欢迎并取得了圆满成功。
1986年3月12日，胡华应澳中理事会和悉尼、堪培拉、墨尔本、阿德莱德4个城市，8所大学的邀请，由北京飞赴澳大利亚。3月13日抵达悉尼，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访问讲学。这次踏访澳洲的往返机票费和在澳接待费用，由澳中理事会和所到城市的有关大学承担。澳中理事会是由澳洲著名的教授学者组成的一个对中国进行学术交流的团体，经费由政府拨付，每年请什么人来澳，要经过理事会开会通过。主要发出邀请的大学，也要经该校学术评议会通过。胡华是由悉尼大学的校学术评议会通过，由该校和澳中理事会联合邀请的。
胡华到悉尼后，悉尼大学政治系主任马特于教授代表学校举行了接风宴会，有十多位系主任参加。主人向胡华赠送了《悉尼大学介绍》图册。胡华应邀讲学的单位，有悉尼大学的政治系、历史系、亚洲研究中心、亚洲党史会议、东方学系；新南威尔斯大学的历史系、政治系；在悉尼的华南学者团体等。方式是进行讲座或座谈，或和当地学者几个人或个人进行学术交谈。通常是一边交谈，一边就餐，所以胡华经常处在各邀请单位安排“吃派饭”的情况。胡华的讲题，应澳方请求，主要写了三个讲稿：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林彪的起落”；“从林彪败亡到‘四人帮’毁灭”，是胡华在国内写好，由澳方译成英文的。不过在座谈时，他们对有关中国近现代史党史的各种问题都有提问，胡华回答后，澳方不论同意不同意，都不反驳。
在堪培拉，胡华在国立大学的远东历史系、政治系和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举行了讲座和座谈，并同王赓武、李锷、骆惠敏、洪越碧、费因澈、陈炎生等许多学者进行了学术交谈。胡华还参观了国立大学图书馆的亚洲部。图书馆主任陈炎生对胡华说，该馆搜集到的“文革”中红卫兵小报，是世界上最全的。美国八万份，微缩胶卷的一套，他们已影印了，而他们还有美国所没有的。图书馆的经费，国家充分供应。胡华看到，他主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基本是全的。
在墨尔本，胡华分别在拉特布大学政治系、历史系和墨尔本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举行了讲座。中国研究中心是由墨尔本大学、拉特布大学、摩拿师大学三个大学的研究东方的学者、研究者、中国留学生联合组织的。拉特布大学校长司高脱热情地接待胡华，并希望和中国人民大学建立联系。墨尔本有著名的澳洲广播电台。胡华应邀在澳州广播电台的周末“访问学者”节目中作了十分钟的广播谈话。
在阿德莱德市，胡华在富林清（flinders）大学的政治系、历史系开了讲座，有许多研究生听讲座；在阿德莱德大学的亚洲研究中心，胡华举行了报告会。主持报告会的是研究中心主任安得鲁·华森（华安德），富林德大学著名的研究中国学者比尔·布拉格教授，阿德莱德大学著名的研究中国学者布鲁斯·马克法兰教授等。报告会后，胡华同当地学者进行了学术讨论。阿德莱德有四十多名中国留学生，大部分得到了澳洲的国家奖学金。胡华来访，他们开了欢迎会。这些留学生很关切国内的发展近况，胡华同他们进行了座谈。
座谈中胡华对他们提出的问题，以《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原则精神，一一耐心地回答、解释甚至说服，不作压服和敷衍。在他回答和解释后，大多学者点头称谢。只有一位澳方研究生说了一句：“你这是附和中国官方的宣传。”一般来说，学者们提问题委婉一点，有的研究生提问题尖锐一点。胡华认为不能要求外国学者都同意我们的看法，但是必须在回答问题时阐明我们的观点，这种学术交流，无疑对相互了解和交流是会起好作用的。
胡华了解到：澳大利亚各大学研究中国的情况是：
自中美建交、中澳建交以来，中国是澳国最大的买主（贸易顺差），澳国政府很重视发展对中国的经济贸易关系，相应的也就重视研究当代中国、了解当代中国，发展同中国的学术交流和教师、留学生交流。胡华到的这几个城市的大学，都有亚洲研究中心、现代中国研究团体。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党史和新中国，已成为澳大利亚的热门学科。有些研究中国的学者被聘为政府某一方面的顾问。悉尼大学政治系泰伟斯博士研究新中国，已出了四五本书。他对中国态度友好，研究立论客观，在国际上卓有声誉。东方系麦波·李（女）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鲁迅和鲁迅诗歌，也很有成绩。历史系黄宇和博士研究孙中山、廖仲恺和辛亥革命很有成绩。教育系克来佛来教授研究中国当代的教育。新南威尔斯大学沈钜光博士研究王明和王明路线，读了王明的全部文章。他还研究毛泽东。陈敏昌博士研究陈独秀、瞿秋白、胡风等，都研究得很仔细。
在堪培拉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系主任王赓武教授研究中国近代史，侧重研究国民党史和民国史，也注意研究中国的现实。他指导的研究生，有的人研究1928—1930年的“改组派”。李锷教授（原是香港大学文学院院长）也是研究汪精卫、陈公博、改组派的专家。他近年在澳科学休假，潜心著作。骆惠敏教授研究五四时期前后的历史人物辜鸿铭、梁启超、胡适、王国维及晚清的张之洞，张骞等。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博士生贺大维研究延安文艺政策，有一些年轻学者在研究“文化大革命”及当前中国的改革。
墨尔本的亚洲研究中心和中国研究团体主任是拉托布大学政治系布鲁斯·加可博博士，他侧重研究中国的乡镇农业和工业，曾多次到中国内地、台湾，并拟到成都或南京大学研究责任制的方向。墨尔本大学的费切尔博士研究中国大革命。
费思堂博士研究吴晗问题，他是由研究明史转向研究吴晗和“文化大革命”的。
在阿德莱德，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安得鲁·华森（华安德）研究中国农村问题；颜清湟博士研究中国近代史、澳洲华工史；徐家桢博士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富林德大学杨进发博士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和澳洲华侨史；比尔·布拉格教授研究“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阿德莱德大学的布鲁斯·马克法兰教授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和邓拓等人；有的研究生研究中国近年法律……总之，研究中国的学者很多。
在交流访问中，胡华对于澳大利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概况，也做了较为细致的了解。他重点考察了澳大利亚大学教师的工作和生活状况；澳大利亚的大学学生，研究生和中国留学生的学习生活状况。
4月13日，胡华回到北京，他在1986年6月12日致中国人民大学袁宝华校长等信中说：“澳大利亚政府认为中国是他们最大的买主，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的潜力很大，相应的也赞助发展文化学术交流。大学里有些研究中国的学者被聘为政府的顾问。研究当代中国，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历史，成为热门。各城市的大学，都有亚洲研究中心，当代中国研究团体。但他们的资料，很多是来自港、台、日本和西方，说法纷纭矛盾，他们对有些材料也不相信，为了作出正确的判断，他们很愿听听中国研究党史和现代史的学者的说法，我就是因此而被邀请去的。因此，我同该国学者进行座谈较多，他们提问题很热烈。我的回答，一般说，他们认为是帮助他们澄清了对一些事实的了解，提供了一个较正确的判断；至少他们可以了解中国学者是怎样看待这些问题的，一般他们都表示同意和接受我们的看法。我认为这样的学术交流，对正确宣传我们党的历史和路线、方针、政策是有益的。他们对我党现任领导同志们的经历和业绩很关心，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过程，很感兴趣。他们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也很感兴趣。
比如，我讲了‘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讲了耀邦同志在军队总政治部当过十年干部部长，他们都觉得很新鲜。他们对我党现行的和平外交、开放搞活、民主法制都很表赞赏，对小平、陈云同志的经历和理论贡献，有浓厚的兴趣。
“我觉得澳大利亚也有一些值得我国借鉴的地方。他们大学又是科研中心，科研人才集中在大学，既培养人才又出研究成果。科学家教课、带研究生很多；研究生又是科研的助手，科学院是虚的，院士都是在各大学的著名教授。系主任由教授担任，系主要组成的校评议会讨论决定学校的大政方针。校长只有一个，由有名的教授学者担任。大学学术空气很浓，各系每月差不多都有一次学术讨论，本系教师和研究生参加，对中心报告者提问很多。图书馆是学校最宏伟、宽敞的建筑，国立大学的图书馆经费是实报实销，非常充裕，其他大学也类似。每系有一层楼，教师和研究生都在这层楼里工作和活动，联系非常密切。教师都有工作室，自备的图书也很多。著名的教授、学者都任课、带研究生，而且课不少。悉尼大学老校长已八十多岁，仍任校长。有些老教授，如悉尼大学东方系刘谓平教授已七十二岁，名义上已退休，实际上仍带研究生、教课，有学术活动他都到。
考试制度很严，我看到学生们都在图书馆或草坪上勤奋学习，不用功要被淘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