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料，3月9日凌晨，老父亲突发脑溢血逝世，享年66岁。胡华伤心欲绝！
父母受苦多年，特别是他参加革命这十几年双亲遭的罪，他自己如何补偿都不为过。原本想把双亲接到北京享享清福，安度晚年。可老父亲才来京两年，竟目睹儿子遭遇无端被批判的逆境，今又突然撒手人寰……胡华当天记道：“今天是我最悲痛的日子，父亲突然逝世了。他昨晚还给《人民日报》写稿，又给姐姐写信，11时半入睡。12时半小便后便觉头部发麻，身上发麻……我至恩光医院请医生李大夫来，诊断为脑溢血症，谓已不能救治。又请工人医院张大夫来，亦谓是此病。我遂去与人大医院黄天真院长商量，他说可用汽车送北大医院。我到校部要了汽车回来，至家门，父亲已经逝世矣，恸哭也不能复生了。啊，亲爱的父亲，我一定用努力工作的成绩和对社会的贡献，来安慰你于九泉之下。”
3月10日上午，胡家设了灵堂，王波鸣早早赶到胡华家协理丧事。先是何干之、龚古今、张恩起等到胡家吊唁，送来“教子有方”的挽幔；又有王淇、何东、彦奇、章起、常东人、冯拾来家吊唁，送来挽幔；孙敬之、李慕贞等前来吊唁。下午，有杨策、张涵、杨方、孙淼、李舜英、简玉洁、朱菊卿送来挽幔，杨策、张涵等代表吊唁；孙敬之又送来奠礼。下午，王波鸣又与胡华共同哭拜了一回，5时许开始入殓，全家恸哭。晚，王波鸣又来，陪胡华共同守灵至天明。3月11日上午10时出殡，12时于北郊公墓安葬。胡华待墓穴修葺合拢，拜别父墓，已为夜12时。3月12日下午，出差返校的李新赶到胡华处，向其父亲逝世表示慰问。晚，胡华就父亲逝世致函告知奉化亲友，并请姐姐胡雅卿来京陪伴母亲一些时日。
胡华在遭受批判时，得到了王波鸣温暖的抚慰和体恤；在慈父溘然辞世、极为悲痛的时刻，王波鸣又陪伴左右，鼎力相助。他内心十分感激，他知道这是革命队伍中真正的手足情谊，人性关怀。
1953年暑期，哈工大党委书记李昌向中国人民大学提出支援马列主义理论教员的要求，人民大学决定调王波鸣前往。当年10月王波鸣临行前，对同在马列教研室的高放说：“在延安审干时我因为一段历史问题受审查被取消党籍，当时许多同志都疏远我、冷落我，甚至不理睬我，唯独胡华老弟信赖我，一如既往，交流思想，鼓励我相信组织、靠近组织。他为人诚挚厚道。”高放方知原来信任与关怀就是胡华与王波鸣得以长期深交的奥秘，遂对胡华敬慕有加。胡华、高放随后也在长期交往中成为学术和思想上的挚友。
胡华在王波鸣临行时，致信时任松江省委书记、哈尔滨市委书记的李常青，介绍了王波鸣的身体和家庭困难情况并请李常青给予关心。李常青曾是华北联大在晋察冀敌后办学最困难时期的教育学院院长，也是胡华在战火中患难与共的良师益友。王波鸣到哈尔滨工业大学担任了马列教研室主任，因勤奋工作，学识、人品也得到师生们的爱戴和好评，受到了哈工大党组织和李昌的赏识和信任。两年后，王波鸣又兼任了该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和校党委副书记。但因为长期积郁积劳，肝病转为癌症，于1957年10月18日病逝。当天胡华闻讯，即向中国人民大学校部转告，并遵吴玉章校长嘱托以其名义起草了唁电：“哈尔滨工业大学：惊悉波鸣同志病故。建国需才，壮龄早逝，不胜晚悼，谨代表我校全体人员特电致唁，祈庄和同志节哀。吴玉章10月18日”。李昌在王波鸣墓前致悼词称：“……波鸣同志具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充沛的革命热情。他抱病来到哈尔滨，后来又兼任党委副书记、哲学教研室的繁重领导工作，都表现了他不畏艰苦，不怕困难，勤勤恳恳工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坚持到底。”
22年后，1979年8月12日，胡华应邀赴哈尔滨，出席由教育部和黑龙江省举办的北方14省市自治区高校政治理论课讲习会。他一到哈尔滨，便设法打听王波鸣家人情况。8月13日晨，胡华怀着深深的思念，与王波鸣夫人夏庄合（在冀中解放区与王波鸣结合）等到哈尔滨烈士陵园，凭吊自己患难与共的战友王波鸣。8月14日上午，胡华在黑龙江省展览馆大厅为两千余人作完报告后，即赶到夏庄合家，看望王波鸣的岳母和孩子们。夏庄合一家准备了午宴，像迎接亲人一样，欢迎胡华的到来。
胡华回京后，给夏庄合寄去了在哈尔滨的合影，并在致信中说：“波鸣同志是我生平最要好的亲密战友，他积劳成疾、过早逝世，忽已二十年，真是令人神伤。此次得临墓前一哭，也是告慰老友于九泉之下。见您在困难中已把孩子们拉扯大，真是辛苦您了。老太太尚健，亦甚慰……”
时过二十余年，胡华对早已作古的老友，依然一往情深，墓地凭吊的情景，令王波鸣的家人一说起来就潸然泪下。
1953年3月送走父亲后，胡华振作精神，继续努力工作，特别是抓紧《中国革命史讲义》的编写。
1953年12月22日，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召开《中国革命史讲义》讨论会，出席有李新、龚古今、何干之、张恩起、冯拾、彭明、刘经宇、林铁军。由胡华报告“讲义”撰写进展情况。9月以来的三个月，共完成11万字，记一章3万字，二章3万字，三章4万字，四章1万余字。
胡华在31日日记记道：“新的一年，1954年要来到了。胜利是人创造的。今后应是一个成熟的革命者。牢记‘谦虚谨慎’，抓紧时间，为共产主义事业真正作出更大的贡献来。”
合著“概要”
1951年苏联科学院派人来北京，称苏方在编10卷本《世界通史》，其中中国部分建议由中国的史学家编写。来人并且带来了一个编写提纲，要求中国的史学家按照他们的提纲撰写。中央指示，此事由中国史学会处理。中国史学会会长郭沫若、副会长吴玉章、范文澜邀集翦伯赞等看过苏联的提纲后，进行了讨论。向来人提出，苏方的提纲有我们不能同意的写法，特别是把魏晋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表明拒绝使用这个提纲。后来苏方同意由中国方面自拟提纲撰写，双方遂达成协议。
这年秋，由郭沫若、吴玉章、范文澜邀请十余位中国史专家、教授开会，就提纲和编写方式、方法进行讨论。议定该书的内容要反映中国史学界多数专家的基本观点和最新研究成果。公推翦伯赞（1898—1968，当时为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52年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邵循正（1909—1973，当时为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胡华三人分别担任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历史分期的撰写。不设主编，由范文澜代表中国史学会主持书稿的讨论、修改和定稿。
1952年三位著者完成该书初稿，经范文澜主持专家讨论提出意见，于1953年基本定稿。告知苏方后，并寄去了书稿样本。苏方于1954年答复，不拟用中方书稿，仍用苏方学者原拟提纲。中方收回书稿，决定由中国自己出版，定名《中国历史概要》。书稿经范文澜多次召集十几位史学工作者参加讨论和修改，内容从上古开始，止于1954年，字数11.5万字。1955年定稿后，经中宣部批准，由人民出版社于1956年2月出版。
该书的出版适应了国内外广大读者的需要。当时，国内针对青少年的历史普及，缺少这样一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内容基本正确的、简明扼要的中国通史。更为重要的是国外，只要是有关中国历史的教科书或社会读物，在欧美都是抱有对新中国敌对的欧美学者编写的；在东南亚各国或欧美华人学校中所有中国史教材，多是由台湾或日本学者编写的，观点和史实也存在严重问题。因此，经中宣部和对外文委批准，该书数次重印，不仅由民族出版社译成朝鲜、维吾尔、哈萨克文在国内出版，而且也由外文出版社译成德、法、英文出版，并由国际书店对国外大量发行。此后，日本学者相继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该书虽然是三位各有专功的史学家的合作著述，但共同体现了新中国史学界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认识，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史叙事模式，揭示了中国人民真正走向新途的思想文化精神，对中国历史及前进方向的总体认识有着不可磨灭的史学价值。其中，胡华所承担的《现代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部分，有五万余字的内容，该书引言作了概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到这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国无产阶级也已经强大到足以领导中国革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爆发了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中国历史的新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始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进行坚决斗争。中国人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经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1949年10月1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十月革命胜利后世界上最伟大的历史事件。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消灭了国内的反动势力残余，经过了三年多的经济恢复时期，从1953年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党所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照耀下，中国人民将经过几个五年计划，把中国建设成为工业化的具有高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胡华在该书末尾的落笔，是一段关于“中国现代的文化革命”的概括阐述：
“在中国文化战线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时期。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新学）和封建地主阶级的旧文化（旧学）的斗争。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思想，这就是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也是一样。它是以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为领导的，反对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的文化革命。
“在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时期里，代表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新学派，曾经同封建买办思想的反动文化同盟打过几个回合，然而被打败了。战败了的新学派在分化，一部分人活动着，要求民主与科学；一部分人彷徨着，不知往哪个方向走去；一部分人观望着，看看有什么对自己有利的机会。其余的人和反动文化同盟接近或结合起来。以帝国主义文化为盟主的反动文化同盟，因新学派的堕落部分陆续参加进来，势力加强了。它是统治当时文化界的主要力量，也是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主要对象。
“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的胜利，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五四’运动爆发了，中国人民革命从此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主义的运动。在其开始时，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这三部分人原来就是新学派里彷徨观望着的那些人。其中最先进的一部分人，摆脱了旧民主主义思想的羁绊，接受了初步的共产主义思想，因而他们在这个运动中处于领导的地位，并且经过斗争的锻炼，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领导下的‘五四’运动，在文化革命方面，提倡科学和民主，反对孔教，反对旧礼教、旧道德、旧文学，反对宗教迷信，反对整个旧社会和政治制度。李大钊的《青春》，号召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罗网，破坏陈旧学说之囹圄’，以创造民主的‘青春中国’，表现了中国人民彻底的革命气概。鲁迅的《呐喊》和郭沫若的《女神》，响彻了毫不妥协的反封建的战斗呼声。在新文化运动的凌厉攻势下，旧道德的老营寨孔家店（当时先进分子轻蔑地称呼二千多年前孔丘所倡的封建伦理道德的学说、及信奉孔丘的儒家流派叫做‘孔家店’）被打得粉碎，旧文学的文选派、桐城派也被打得一败涂地，旧文化被打得落花流水。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人民革命深刻化了，文化斗争也像政治斗争那样深刻化了，原来是‘五四’运动右翼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部分投奔到反动文化同盟那边去，在帝国主义者的指使下，成为反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得力工具，胡适就是其中特别得力的一个工具。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新军，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进攻。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军事学、历史学、文学、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电影、音乐、雕刻、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这支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
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
而鲁迅，就是这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二十年代初，以郭沫若、成仿吾为首的创造社，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探索。二十年代末，鲁迅和其他革命作家积极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进一步推动了无产阶级文艺运动。1930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支持下，鲁迅等革命作家发起组织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推动了广大作家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努力进行创作，以文艺为武器配合当时的革命斗争，在文艺理论和文艺创作两方面都做出了贡献。
与此同时，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都有了中文译本，新兴的社会科学论著也流行起来。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论证了我国古代社会完全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有力地驳斥了胡适之流所鼓吹的‘我国国情不同’，‘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于中国’的谬论。以胡适为首的反动文化同盟在这支文化新军的阵前溃败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