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键又说：“前几天我已派省政府秘书长易书竹去了南京，已经七天了，没有一字报告，可能蒋先生不见他。我思来想去，别人都不行，只有你去最合适。因为，第一，你与蒋先生相识，他对你印象很深；第二，蒋先生了解你的为人，并以为你很有作为，你的意见蒋先生容易接受。可以说，你是能面见蒋先生而又能达到预期目的的唯一人选。廷芳兄，南京之行，非你莫属啊！蒋先生给湖南大学校长胡庶华的信不就称赞过你吗？”
刘廷芳不再犹豫：“可以。”
当下，何键派了专车，立刻把刘廷芳送到汉口，包了一架水上直升飞机飞南京。
在飞机上，他就给蒋介石打了电报。一到南京，翁文灏奉蒋介石之命到码头迎接。
他与钱昌照交往已久，认为他有远见，所以先去见他。然后由翁文灏陪同，来到蒋介石官邸。蒋介石正在隔壁房间与熊式辉、张群、陈布雷等人商谈事情。听说刘廷芳到了，蒋介石来到书房，会见他。刘廷芳先报告了湖南当时的紧张局势，以及何键派他来南京的目的。他还告诉蒋介石：“何先生说他是您蒋先生的弟子，您叫他朝东走，他不会朝西走的，你绝对服从您的领导。”
“那很好，那很好。”本来蒋介石正在担心何键关键时刻倒向两广军一头，听刘一说，顿时露出笑意。
刘廷芳继续强调：“现在的国家只有您蒋先生一人能领导，也许２０年、３０年后出一位领袖比您蒋先生能干，但现在不可预料。为国家计，为人民计，绝对地不要打内战，我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如有不实不尽之处，我蹲在金陵不走，敢用头颅担保！”
一番话说得蒋介石心旌乱摇，连连说道：“不会，不会，不会。”
他立即挥毫写了一封信：“你马上送到汉口，面交武汉委员长行营秘书长杨永泰，及高级顾问何成浚两位先生。”又吩咐侍从黎秘书派“美龄号”专机送刘廷芳出发。
当刘廷芳将信交给杨永泰，从汉口返回长沙时，发现两广军队已在撤兵了。
原来被蒋介石买通的余汉谋、黄光锐一倒戈，两广事变就中途偃旗息鼓了。
蒋介石刚松了一口气，又接到特务密报，说西北情况复杂，恐怕要起变化。蒋介石问有什么证据，戴笠说：
“东北军跟红军打了几年仗，没有结下什么冤仇，慢慢地受了红军的影响，赞成抗日了。也难怪，他们老家都在东北，家乡给是日本人一占，家破人亡，不免思想报仇雪恨……”
蒋介石默然，又问：“当兵的，可以理解。当官的呢，高级将领的态度怎么样？”
“美国记者访问过张学良，他们在纽约《太阳报》登出来过文章，提到张学良表示过，他愿意团结抗日，如果政府失去民心，就无存在的基础。张学良甚至说，如果共产党能够诚意合作，抵抗外国侵略，就应该和平解决。”
蒋介石摇头：“汉卿少爷脾气，随便说说罢了。不过也不可等闲视之，我会注意这个情况。”
１０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蒋介石即召张学良、顾祝同、陈诚、薛岳、刘湘到四川开会，再次作消灭红军的作战部署。１０月１日，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总”，自兼总司令，调武汉行营主任张学良当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这时的蒋介石已不能像当初那样，亲自指挥对红军作战，原因是日本对签订《何梅协定》的做法已不能满足，又在策动汉奸搞“华北五省自治运动”。蒋介石怕日本人在北方另搞一个政府和自己对立，所以，１０月７日由重庆飞抵开封，安抚驻天津的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将最高荣誉的“青天白日勋章”授予宋哲元及其部下。可日本人此时也正在拉拢宋哲元，宋举棋不定，不想见蒋，只派了一个秘书去开封见蒋。蒋介石又火速赶往山西访问阎锡山，劝说他不要参与“五省自治”，希望他出席即将召开的国民党六中全会。
１１月１日，六中全会开幕，出席大会的中央委员一百多人。令蒋介石欢欣鼓舞的是，除了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未出席外，反蒋派的冯玉祥、陈济棠、阎锡山等都来了。
早上７点钟，大会代表依照惯例去紫金山谒中山陵，９点回到湖南路中央党部举行开幕式，由行政院长汪精卫致开幕词。开幕式结束，中央委员们步出大礼堂，到会议厅门前等候照相。但蒋介石迟迟不到，大家都嚷着先拍。拍完了，委员们三三两两转身上台阶，往会议室走。突然一声大喊：“打倒卖国贼！”随着喊声，只见一个青年从记者堆里闪出身来，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支六响左轮手枪，对着站在第一排正中、正在转身的汪精卫连发三枪，枪枪命中，汪精卫顿时滑瘫在地。现场大乱。坐在轮椅上的张静江也被人推翻在地；孔祥熙在往汽车底下钻时，慌乱得扯破了新马褂……第一个起来和杀手搏斗的是站在汪精卫身旁的文官张继，他从背后把杀手拦腰抱住，抢上来的武将是张学良，他猛踢一脚，托起杀手的臂膀，下了手枪。
这时汪精卫的卫士还击两枪，杀手胸肺中两弹倒地。
蒋介石听到枪响，急忙下楼，走到斜躺在地上的汪精卫身旁，屈一条腿把住汪的右手，连连唤着：“兆铭，兆铭！”
汪精卫脸色苍白，大呼小喘：“蒋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我死之后，你要单独完全负责了。”
汪精卫之妻陈璧君瞪着蒋介石大吵大闹：“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就不干，为什么要派人下此毒手！”
蒋介石脸上青一块，白一块，他确实不知道这件事是谁干的，但又辩解不清，只好说：“你们放心，这件事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他回到在中央军校的官邸，把汪派人物陈公博等人叫来，告诉他们：“这件事的确不是我们自己人干的，你们要给汪夫人解释清楚，我蒋某人也不会干的！”他又把戴笠找来训斥：“人家打到中央党部，你还不知道！每月花上几十万，就让出现这类祸事吗？限你三天之内把指使者缉获，否则要你的脑袋！”
蒋介石更不知道此次行刺的目标就是他。
杀手叫孙凤鸣。是以晨光通讯社为掩护的四个热血青年筹划的，为首的叫华克之。孙凤鸣在行刺前已服鸦片烟泡，在一定时间内毒性发作，不见蒋介石出来，临时决定刺汪的。他在承受肉体撕裂的痛苦时也没供出合谋者，只留下几句凝结着正义和血泪的话：“我是一个老粗，不懂得什么党派和主义，要我刺汪的主使人就是我的良心……你们看看地图，整个东北和华北还有中国的地方没有？再不打，要亡，要做亡国奴……”第二天，孙凤鸣平静地死去了。
戴笠后来探出是晨光社的华克之主使的，下令悬赏十万重金捉拿。沈醉亲自出马也没捉到。不料４０年之后，在北京，沈醉被一位熟人介绍到一个人的面前。那人拉住沈醉的手问：“你还认识我吗？我的老朋友！”沈醉也算是记忆超群，可怎么也想不起此人是谁。那人哈哈大笑：“我就是你追缉多年的华克之呀！”沈醉大惊。原来华克之早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青年部长，力行三民主义。刺汪后，他于１９３７年进入延安，翌年经廖承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出生入死，一直战斗在无形的战线上。与沈醉相见时已年逾八旬，两人相聚谈得十分投机。
“剿匪”不成，反蒋派又蠢蠢欲动，日寇又步步进逼，汪代蒋受刺，更招致责难的呼声，到了１９３６年，蒋介石的日子更是如履薄冰。
共产党总算有了一块“绿洲”
周恩来总算有了稳定的住处了。
１９３６年７月８日，他在一个叫百里坪的小村接待了从北平来苏区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
这是一间只有一个哨兵站岗的小屋。斯诺走进去的时候，周恩来正在伏案看电报。他好奇地打量这间屋子：土炕上挂着一顶蚊帐，炕头上放着两只铁制的文件箱，一张木制的小炕桌当作办公桌。
“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并且说可以信任你会如实报道，”周恩来盘腿坐有炕上，用不很熟练的英语说道，“我已经有五六年没说英语了。我们知道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于我们中国没有关系的。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来苏区访问，我们都欢迎。不许新闻记者到苏区来的，不是我们，是国民党。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周恩来抬起脸细细地打量斯诺，他的脸上仍蓄着浓密的胡子，一笑就露出洁白的牙齿：
“抗日战争的第一天就是蒋介石走向末路的开始。”
斯诺有些惊讶，在问过一些红军和对目前形势的看法后，把大量话题转到蒋介石方面：“您认为蒋介石的势力比前几年增强了还是削弱了？”
周恩来肯定地回答：“１９３４年蒋介石的势力发展到顶峰，而现在正迅速衰落。
在江西第五次‘围剿’时，他能够动员５０万军队发起进攻和进行封锁，那是他势力最强大的时期。在他粉碎了十九路军，迫使我们撤退以后，他成了长江流域的霸主。但这一切的取得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从此，他的内战口号已完全失去了号召力。
在国民党上次代表大会上，他因为怕受到谴责，甚至连反共的口号都没敢提。”
斯诺在本子上迅速地记着。
“第二点要记住的是，如果抗日运动发展，蒋几乎肯定会丧失其独裁统治。”周恩来接着讲，“他的军队既不像第五次‘围剿’时那么强，那么集中，也不像那时那么可靠了。一旦抗战爆发，抗日力量将取得他的指挥权的一大部分。蒋心里也明白，抗战爆发的第一天，就标志着他的独裁统治的崩溃。”
“有何证据？”
“毋需列举国民党军队中哪些将领和部队会首先发动反叛。不过，其最得力的指挥官之一的陈诚，对反共战争没有什么热情则是众所周知的。胡宗南更不热心。
这两人原都是黄埔军校的左派学员，也是许多红军领导人从前的同志。两人都是爱国的，蒋不可能长期地依靠他们进行独夫的反共战争。如果抗战爆发，几乎可以肯定他们俩会支持统一战线。”
“蒋介石作为一个军人您对他作何评价？”
“评价不那么高。作为一个战术家，他是个拙劣的外行。作为一个战略家，也许好一些。”
周恩来开始详细说明自己的观点：作为一个战术家，蒋介石采用拿破仑的方法。
拿破仑的战术需要极大地依靠士兵的高昂士气和战斗精神，依靠必胜的意志。而蒋介石正是在这方面老犯错误，他过于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为一个带领敢死队的突击英雄。他带领一个团或一个师，也总是搞得一团糟。他老是集中部队，企图猛攻夺取阵地。１９２６年武汉战役，在其他部队失败后，蒋介石率领一个师攻城，投入全部力量强攻敌防御工事，结果全师覆没。在南昌，蒋又重蹈覆辙。他不等增援部队到达，就用他的第一师向这个被孙传芳占据的城市发起突击。孙传芳后撤，让蒋介石进入城区，然后反击，把蒋军逼入城墙和一条河之间的伏击地带，致使蒋军大败。蒋介石拥有第一、第二和第二十一师，但他只用第一师。叶剑英当时指挥第二十一师。
蒋介石的愚蠢使他感到厌恶，不久就辞职而去。最近在山西战役期间，蒋介石命令陈诚将军派两个师的兵力进攻和歼灭红军。陈还是个不错的战术家，因为怕遭伏击，拒绝执行这一命令。我们截获了陈致蒋的复电。我们倒是的确欢迎他们这样集中兵力。去年１２月，正是在这种进攻中，我们将张学良部６０００人解除武装。对南京来说，幸好蒋介石并不经常亲临前线指挥，周恩来夸张地诙谐地说了一句：“原因之一是他不会骑马。”
“他不会骑马？”斯诺耸耸肩膀，不太相信。
“我的意思是他骑得不好。”周恩来弯起手指理了理上唇的胡髭，语气和缓下来：“不过蒋在战略上要比战术上强一些。他的政治嗅觉要比军事嗅觉强，这就是他能争取其他军阀的原因。他常能相当老练地全面策划一次战役。”
斯诺又问：“您认为南京最有才干的野战指挥官是谁？”
周恩来回答：“陈诚是个不错的稳重而实干的人，但没有什么出色的地方。胡宗南也许是蒋介石最有才干的指挥官，他曾对红军进行过最有力的战斗。何应钦从前是个不错的指挥官，但是１９２７年他因为遭到惨败而吓破了胆，锐气大减，从此战场上就一蹶不振了。”
“从军事角度看，红军在江西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有两个重要因素致使蒋介石第一次取得胜利。第一，他采纳了德国人的建议，在纵深构筑堡垒群，步步为营，以短促突击向前推进，最后以优势兵力对红军实施有效的包围。第二，我们未能在军事上同国民党十九路军发动的福建起义相配合，没有支持这支牵制蒋的重要力量。我们本来是可以成功地同福建起义部队合作的，但由于听从了李德和上海顾问团的建议，我们没有这样做，反而撤退，去攻打蒋介石集结在瑞金附近的部队。这就使蒋介石得以从侧翼包抄十九路军而把它打垮……”
斯诺已经记得很累了，抖抖手腕，把记录念给周恩来听，纠正或澄清一些地方，去掉一些费解的字眼，修改定稿。看着那一大堆记录，斯诺如获至宝。
四个月之后，斯诺回到北平，正在整理上述谈话记录，突然接到周恩来捎来的信，要他不要引用这次谈话。斯诺疑惑不解，他还不知道西安发生了重大事变，但也只好服从，把记录塞进皮箱。这部分材料一锁锁了２０年，１９５７年，斯诺才重新整理在海外发表。而国内人看到中译章节，则又过了２８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