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现在是处于公社失败，工业倒闭，俄援不继，灾荒饥饿，空前未有的毁灭恐怖的当口；亦就是天灾人祸，交相煎迫的当口”，“陷于全民的反饥饿、反控制、反镇压的大潮大浪之中”。
“中共部队的效忠精神业已愈来愈糟，理由之一，是中共政权无法以较人民为多的食粮配合供应他们的部队”。
大陆民众“所遭受的迫害，已达到不可忍受的程度”，“大多数中国人民，均热切盼望我反攻大陆，推翻中共政权”。
蒋介石完全是主观臆断。大陆发生饥荒不假，有的地方饿死了人也是事实。但蒋介石忽视了大陆人民的精神。因为大陆上上下下都在勒紧裤带，同心同德，不但要抵抗灾荒，而且咬紧牙关还苏联的债。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叫嚣，反而激起了大陆人民战胜困难的热情。连普通百姓听说蒋介石“反攻大陆”，都是嗤之以鼻；只有福建沿海一带战备稍紧。
第二，蒋介石企图利用中苏之间的意见分歧。蒋介石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宣称：
“这两个共党集团间的分裂，在赫鲁晓夫或是毛泽东任何一人被清除之前，没有弥缝的机会”。中共与苏俄间“争执激烈，如果中华民国军队反攻，苏俄将不会援助中共。中共与苏俄之间的分裂，已为中华民国光复大陆造成一适当机会”。
“今日世界反共形势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赫、毛斗争加剧以后，自由国家如何把握利用这一机势的问题”。
第三，蒋介石还有他的老主意，就是在台海造势，拖住美国。这一时期，美国人为了从台湾海峡脱身，重新考虑对华政策，企图松动同中国大陆的关系。特别是肯尼迪入主白宫前后，曾发表言论称，他坚信美国必须保卫台湾，但应划一条清楚的防线。他一直认为金门、马祖对防守台湾并非不可缺，美国防线应仅仅划在台湾本岛周围。肯尼迪的主张，遭到了蒋介石与台“外交部”不点名的批评。肯尼迪上台后，虽然在改变对华政策方面迈出的步子不大，但已令蒋介石忧心忡忡。他之所以在两度“海峡危机”之后，第三次点起海峡战火，其目的就是企图通过台海局势出现一定程度的紧张，牢牢拖住美国，同时借机试探一下美国对台“反攻大陆”的真实立场究竟如何；还可在政治上造成一定的声势，配合自身的经济发展成就，引起国际上的瞩目。
希斯曼听着，无动于衷。
他提出了三个问题：
“第一，大陆的中国人是否会欢迎国民党？即使他们反抗中共，是不是会欢迎过去已失掉民心的国民党政权？何况国民党已离开大陆13年了。第二，中国对中共不满，固然是事实，但仅凭‘不满’是不够的；军人对政府不满，并不足以造成政府的垮台，何况是老百姓。古巴军队只有百分之二十效忠卡斯特罗，这百分之二十却足够使卡斯特罗政权几立不坠。民众的不满是否能衍发成抗暴起义，乃是最难预测的。第三，尽管国府列举各种理由，美方仍认为‘证据不足’；美方确信国府反攻大陆的热望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台湾所提出的理由乃是建立在一堆‘假设’上面。”
希斯曼的分析还算客观。蒋经国无法接受，双方各执己见。但美国人毕竟是客人。蒋经国愿尽地主之谊，请希斯曼品尝中国菜。有糖尿病在身的蒋经国不听劝说，与客人划起中国拳。刚刚学会此道的希斯曼连吃败仗，被罚无数杯绍兴酒。蒋经国总算在酒席上“反攻胜利”，尽兴而归。
周恩来让王炳南探知美国的态度
中共领导人直接与美国人打交道的历史已经沉寂多年。所以，当1959年3月的一天，毛泽东在武汉东湖边上又会见了美国友人斯特朗时，异常兴奋。
斯特朗是与她的黑人朋友杜波依斯夫妇一道来武昌看望毛泽东的。毛泽东跟斯特朗说，这是自延安那次谈“纸老虎”以来，他第一次接见美国朋友。大家坐下后，毛泽东谈笑风生。他先问起各人的岁数。那年杜波依斯91岁，斯特朗73岁，而他自己66岁。毛泽东开心地说：“有三代了！”
斯特朗纠正他：“只有两代半。”她的意思是她与毛泽东是同时代人，大八岁不能算一代。
毛泽东挥了一下手：“我们不讨论确切数字问题，可是，杜波依斯的年龄完全可以当我父亲了。”他十分钦佩杜波依斯91岁高龄尚能如此身轻体健，他说道，“连我也感到上年岁了，但我还有精力，人也健壮。我每年还能畅游长江，也在中国其他河域里畅游过，还希望多游一点。如果你们三位不反对的话，我想在密西西比河里游。但我估计另外三位——杜勒斯先生、尼克松先生、艾森豪威尔先生——可能要反对。”
杜波依斯有点严肃地回答：“正相反。这三位很可能想见到你在密西西比河里游泳，尤其在河口附近游。”
毛泽东笑起来：“真的吗？如果这样的话，我便近日内动身出发。就算是位旅游者好了。我不谈任何政治问题，只在密西西比河里游泳。如果艾森豪威尔允许的话，我倒还想看看他打高尔夫球呢。或许我再去医院探望一下杜勒斯先生。”
杜波依斯冷冰冰地说：“这可能会给杜勒斯一击。”
毛泽东说：“这远非我去的用意，我非常希望杜勒斯先生能康复。作为美国国务卿，他对我们很有用。同时，他对美国人民，对全世界劳动人民都有用。”他是指杜勒斯作为反面教员的作用。
毛泽东说杜勒斯的话，完全适用于蒋介石。他希望蒋介石这个反面教员一直当下去。1962年蒋介石急于反攻的消息，毛泽东也知道得一清二楚。
自1955年8月1日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到1970年结束，长达15年，会谈了136次。王炳南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会谈中的第一任代表，参加了从开始到1964年的九年会谈。这九年中，美方首席代表先后换了三任：先是约翰逊，后是比姆，再又是卡伯特。会谈中最尖锐、最突出、最不可调和的主题始终是台湾问题。
谈判桌上，各自非常严谨，互相守住一条防线不放。
但私下里，中美双方代表也进行了大胆接触。有些私人交往是有趣的，甚至是友好的。有一次，约翰逊大使为解决一个问题，找了一个僻静的山间别墅，请王炳南吃饭。王炳南也在同一地点回请。
国内京剧团到日内瓦演出，王炳南就请约翰逊和他的助手去看戏；从华沙去日内瓦谈判途中，要换乘飞机，王炳南又常常与约翰逊相遇，同坐一架飞机来去。有时途中遇气候影响，飞机不能起飞，两人还被安排进同一旅馆，没有翻译，两人便用汉语夹英语随便聊天，但从不谈公事。“这种时候总是轻松愉快的。”王炳南如是说。
比较呆板、不苟言笑的单身汉比姆，王炳南也努力与他进行一些私下会晤，有时请他喝茶、喝咖啡。卡伯特随便而不拘小节，有时在谈判桌上还开开玩笑。一次卡伯特笑呵呵地对王炳南说：“你们中共应该感谢我们美国，你看你们胜利后检阅军队，不是有很多美式装备吗？这些装备是蒋介石供给你们的。所以你们称蒋介石为运输大队长，他送武器给你们，连张收条也不要。”
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中说：
“1962年3月，我同卡伯特大使继续会谈……这个时期，台湾蒋介石集团趁我连续遭受自然灾害之际，又开始掀起一股反攻大陆的恶浪，福建前线重又战云密布，局势空前紧张。我们当时得到的情报是，蒋介石正在大量购进新式武器，并改装了飞机，增加装油量，使之能来往于台湾——大陆。蒋介石集团还宣布延长服兵役时间，士兵一律不准离开营房，随时待命。他们的鞋上和皮带上都刻有‘光复大陆’的字样。据说他们还从日本大量购买血浆。看来蒋介石准备铤而走险，妄图要与大陆决一死战。”
毛泽东、周恩来非常重视美国的态度。
1962年春天，王炳南回国休假，周恩来嘱他立刻返回华沙任所，叫他想办法从美国大使卡伯特身上探听美国的态度。周恩来对王炳南说：“经中央认真研究，认为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决心很大，但他还是存在一些困难，今天的关键问题是要看美国的态度如何，美国是支持还是不支持，要争取让美国来制止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
王炳南回到华沙后，与卡伯特多次交谈，王炳南对他发出一系列“警告”，即说明如果美国支持台湾反攻大陆，其后果不堪设想。卡伯特听了王炳南的“警告”后，当场表示：
“在目前情况下，美国绝不会支持蒋介石发动对中国大陆的进攻。蒋介石对美国承担了义务，未经美国同意，蒋介石不得对中国大陆发动进攻……我向贵大使保证，我们绝不要一场世界大战，我们要尽一切力量来防止这种事情。”卡伯特甚至说，如果蒋介石硬要行动，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制止他。
王炳南听了卡伯特的明确态度，不禁松了一口气。一刻也不敢耽误，立即将卡伯特的谈话内容报告了国内。王炳南很清楚，这些情况直接关系到党中央对福建前线战略部署的制定。周恩来对王炳南能及时摸来了情报，了解美国的态度，十分满意。
卡伯特没有说假。就在1962年3月中旬，希斯曼和哈里曼再次飞往台北，与蒋介石会谈时，他们明确告诉蒋介石：“反攻不可行也！”
但是，蒋介石就是那么一块硬“石头”，他不肯罢休，继续向华盛顿施加压力。
中央情报局驻台湾头子克莱恩为蒋经国的酒友，他建议国军采取“秘密”方式大规模登陆大陆沿海，其手法等于是大型的古巴猪湾登陆。国务卿鲁斯克闻知后，对此大为光火。他在白宫会议上咆哮：
“台湾军队大规模登陆大陆沿海后，即假装是大陆同胞自动自发地抗暴起义，这简直是胡闹！”
“水鬼”和“飞贼”全部落网
不知是抽签，还是算卦，蒋介石认定1962年至1963年是他“反攻”的决胜年，不能错过机会。他在新竹召集国民党军队将领开会，具体商讨“反攻”部署。他的具体措施与步骤是：
第一，征收“国防临时特别捐”，筹措反共经费。1962年4月27日，台湾“立法院”根据蒋介石的旨意，通过了《国防临时特别捐征收条例》。该条例规定，为完成“反攻圣战”，征税金额：各类货物税30%，娱乐税50%，筵席税50%，地价税40%，铁路、公路票价的30%，电报电话价的30%。4月30日，蒋介石明令公布此一条例。5月1日起该条例生效。
尽管台湾各界人士对征收此捐表示不满，并且根本不相信蒋介石的“反攻”神话，但都怕被扣上一顶红帽子吃官司，故被迫上交。据台报统计：14个月内共征收6000多万美元的“国防临时特别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