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四川地质局甘孜区测分队改制为四川地质局第二区域地质测量队，人员有较多补充，编制也较以前正规。共编制了两个1：20万分队（第一、二分队）和两个1：100万分队（第三、四分队）。书记、队长为李凤翥，大队技术负责人为蔡惠阳。
我担任第四分队技术负责人，分队的主要技术人员有：郑裕民，程尚恩，王建国（留苏回国人员，下放锻炼），谷安锡，周治国，何应信，王建勋（四川石油队派来参与工作），魏大荣（实习生）等。任务涵盖1：20万道孚幅、绰斯甲幅、壤塘幅和阿坝幅共2.8万平方千米。组成的五个地质小组，由南而北平行穿越，经历千山万水，历时五个多月。
至11月份，分队到达红原县与三分队会合以便处理接图问题。后经两个分队共同研究，确定再共同测量两条地质剖面，其中一条就是唐克-郎木寺。红原至唐克80多千米，有公路但无班车，几十号人浩浩荡荡，从红原步行向唐克进发。
第一天，我们在红原至瓦切42千米的路途中，顶着西北风加小雨艰辛跋涉。到了瓦切，瓦切草原一马平川，晚上吃过简单夜宵后，就准备睡觉。先在草地上并排铺垫两张油布，其上又并排铺上两床被子，人们一个挨一个躺下，上面并排盖上两床被子，被子上再并排盖上两张油布。像这样的睡场共有五六摊，像战阵一样。由于人们过度劳累，大家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宽敞广袤的大地上，除了有一点鼾声外，万籁俱寂。当晚下了一整夜大雪，竟谁也没有察觉，雪堆了一尺多厚。当天已大亮，第一位醒来的人高声喊道：“大家别动弹啊……再来一个人啊！”我被惊醒后伸出头望去，茫茫大地一片洁白，真乃“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我们将油布四角绷紧，轻轻抬起，小心翼翼把装满雪的油布移出睡场，棉被和其中的人才露了出来。
第二天，我们在充斥雪水泥浆的路上艰难地向唐克行进，40多千米的路程，大多数人都是连滚带爬走了十几个小时，摸黑抵达唐克。唐克是若尔盖县的一个区，位于黄河边上，当时唐克只有一处四合院的平房，是区政府，旁边有个小旅馆，仅此而已。
当地租借来的马匹陆续到来后（计划每人一匹），我们的人争相选定自己喜欢的马，迫不及待地在那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竞相飞驰，一试身手。我选了一匹老马，也要去遛一遛，但我还未跑出一千米，后边的许多人纷纷追上来，说“林仲篪从马上摔下来啦”，要我快回去处理。“摔马经常会有的，这次可能比较重”——这是我当时的想法。作为当时的负责人我不敢怠慢，立即回转马头，在区政府侧面平坦的草地上，看见林仲篪蜷卧在那里一动不动。请来医生，按医生吩咐将林仲篪抬回小旅店进行急救。我们所有的人，围在林仲篪的周围默默地悲伤，只听到林仲篪的嘴里发出轻轻的哼哼声，却不见他醒来。他曾经说，他在攀枝花工作时经常骑马。据说留给他的那匹马是一匹未经训练过的小马驹，当他跨上马的一瞬间，小马驹又跳又踢，将他从马上掀下来，头先触地。对于他的不幸，我们大家一筹莫展。我们轮流在公路上拦截过路的汽车，以便将他送往离此68千米的若尔盖县县医院，但两天竟未能挡住一辆合适的汽车。我们给大队与分队发去无数次电报报告林仲篪的病情，也同时越级给四川省地质局发了许多电报，请求支援，均无一回应，我们所有的人难免气急交加。第三天了，林仲篪还没有醒来，瞳孔不断地放大，凶多吉少。我们请求唐克区政府支持帮助，区委书记亲自挂帅，挡住了甘肃省的一辆“北京牌”越野车，勒令他必须将林仲篪送往若尔盖县县医院。决定由三分队技术负责人段家庚亲自护送。后来听段家庚讲述，林仲篪半路上就断了气，死在了段家庚的怀里，几个伙伴哭泣着将他送进若尔盖县县医院，医院拒收。我们的同事给林仲篪买了一副木棺材，请人在若尔盖县东山挖了一个坑，仅竖有一块小木碑，林仲篪就永远长眠在那里。我们这些幸存的生前好友，再无机会去看他一眼，也没有机会为他的坟墓培土吊唁，想到这些令人悲痛得欲哭无泪。
林仲篪，死时约28岁，未婚，1955年毕业于重庆大学地质系，毕业后投入攀枝花钒钛磁铁矿的勘探工作，曾荣获全国青年红旗手。
八、区调生活琐碎事记
1960到1962年，发生了三年“自然灾害”，国家非常困难。1958年大炼钢铁，农村的大部分劳动力都上山了，大春无人收，小春无人种，闹得全川粮食紧张，我们的粮食定量供给很低，肚子吃不饱。这时的区调工作之艰难，是现在的区调人没法想象的。
◆吃什么？
在1960至1962三年困难时期，区调队野外工作人员的粮食定量是各个行业当中最高的，每月每人38斤，为了分担国家的困难，每人要为国家节约三斤粮食，实际为35斤。除了这点粮食以外，再也没有油、肉等副食品了。工作在藏族地区，都入乡随俗，大都是在粮站购买糌巴，有时是蚕豆粉。每人一袋，自己携带，每顿吃多少由自己把握。吃不饱，我们就经常吃野菜，如野芹菜、野生菌等，煮熟后加一把糌巴，就能填饱肚子，味道也美。我们因为营养不良，爬山无力，特别是翻越4000米以上的高山时，四肢疲软，大汗淋漓，气喘吁吁。
◆住什么？
每人每年发一张油布，每个小组发两张公用油布。白布浇上桐油就是油布，黄色的，跟纸一样薄。在野外睡觉前，草地上铺上油布，油布上铺上被子，人们整齐地躺倒，上面又盖上被子，被子之上再盖上油布。夜里，天上下雨下雪，人们只管蒙头大睡，没人理会。甚至还觉察不到下雨下雪。
有时住在幺店子里，以草为床，以絮为被，絮被里密密麻麻地充斥着虱虫，地质人员钟家昌曾从身上捉拿了足足几千只虱虫。
◆走路为本
1960至1962年，甘孜、阿坝两州的公路不多，公路上跑的车更少。不论有没有公路有没有车，区调野外工作以走路为本，有时感觉在公路上行走特别累，爬山涉水反而要轻松一些。1960至1961年我在搞百万区调时走了多少路，我也说不清。现在索性统计一番。
1960年度：①乾宁－丹巴－大金（测剖面）；②康定营官寨－塔公－老乾宁－丹巴中谷（地质路线）；③乾宁－容西卡－两河口－雅江（地质路线）；④理塘－大河边－龚坝－理塘（地质路线）；⑤乾宁－丹巴－大河边－蛇皮梁子－小金－两河口－笔架山－卓克基－马尔康（测剖面与地质路线）；⑥七盘沟－汶川－理县－米亚罗－刷马路口－马尔康（测剖面与地质路线）；⑦安县－北川－小坝－片口－虎牙（地质路线）。
1961年度：①道孚－玉科－绰斯甲－伊里－壤塘－南木达－柯河－阿坝－久治（测剖面及地质路线）；②阿坝－查理寺－贾洛－采日玛（地质路线）；③阿坝－龙日坝－红原（地质路线）；④红原－瓦切－唐克（地质路线）；⑤唐克－夏曼－黑河桥-郎木寺－康嘎－降岔（测剖面及地质路线）。
这样大规模地跑地质路线既是空前也是绝后的，两年所跑的路程跟红军长征差不多啊！
◆路线地质图与路线地质报告书
工作区缺乏大中比例尺的地形底图，因此，跑所有的地质路线时，工作者必须自己作1：50000比例尺的路线地质图，图上的内容包括水系、山脉、地名和等高线等，长度是通过数步子或估计得到的，如果长度估计得不正确，图面结构或参照物之间的关系就会十分不协调，这锻炼了我们数步子或估计距离的技能，方向用罗盘测量，图上标注了地质点位、岩矿标本号、地质界线、产状、重砂取样点、分散流取样点等。在那样艰苦的野外作业环境里做出路线地质图是非常锻炼人的，能大大提高地质工作的技能，增强责任感。当每一条地质路线跑完后，还要编写相应的路线地质报告书。
年底收队后，经过大家的综合研究，然后在大的操场上，划出每一条地质路线的相对位置，把所采集的岩石（矿）标本摆在每一条地质路线的相应位置上，现场讨论决定每一条地质界线的位置与走向。1960年和1961年的1：100万地质图就是这样炮制出来的。
区测分队的诞生
吴世良
1960年，那是我最难忘的一年，那是“大跃进”的年月，是人民生活最困难的年月。元旦刚过，我们十几个年轻人，从各队抽调来到成都旅馆，组建“区测分队”，属甘孜地质队代管。任务是甘孜、阿坝地区1：100万区测扫面工作，年底提交区测报告。
川西北地区数十万平方千米，是茫茫青藏高原。这里交通不便，人烟稀少，是藏、羌民族地区，也是地质空白地区。在我们的头脑中也是一片空白，什么是区测工作？怎样做区测工作？我们连工作区地质概况都是一无所知，真是一穷二白。
在那“大跃进”的年代里，我们以跃进的速度工作。在党支部书记、分队长、技术负责人陈廷志的领导下，组队、设计、出队等工作于元月底就完成。顾不上过大年就出野外了。
由成矿所人员，成都地质学院师生和我们共数十人，分成若干组，一下就铺满了川西北各地。在苏联专家戈尔金的指导下，按苏联1：100万区测规范要求，我们进行了剖面测制、路线地质调查等工作。我们所用的地形图，是日本草测的1：50万地形图，精度较差。记得五月初，我和陈廷志跑的凤仪-二十四个和尚头-较场路线，因地形图之误，我们从和尚头出发没能到较场，却下到了北川县建设乡。
我们测剖面的速度是很快的，每天要测数千米。前测手把测绳系在腰间，观察、分层、记录。后测手绘图、采样、登记。背上还挎有行装。
“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我们骑着马儿奔驰在辽阔的高原上，我们的心胸也变得辽阔了，眼界大开，地质知识大增。什么康定杂岩、彭灌杂岩、边坝群、茂县群、西康群、草地群……我们逐渐熟悉。4月份在康定甘孜队，由贾志斌大队长主持的打擂比武会上，我们区测分队的决心是：“坚决完成100万扫面，敢把红旗插上贡嘎山。”我们于11月初就完成野外工作，收队回到成都民委招待所。我和郑裕民回到招待所，已是午后。陈廷志和我们握手、问候，说：“今天下午洗澡、理发，晚上开始干，年底提交报告。”
在野外，小组各跑各的路线，收队后要进行交流，统一认识。我们就在招待所球场，用粉笔在地上画出各自所跑路线，摆上标本，用一道道红线，一条条白线，在场上勾绘出川西北区最新最美的第一张地质图。这是一张第一次展现本区地质面貌最原始的处女地质图。它虽不够完美，但在今天的地质图上仍保持着它所绘的地质轮廓。
难忘岁月难忘情
徐安姑
离开四川地矿局区调队已30多年了，在我近70年的人生旅途中，最有朝气、最有激情、最富幻想的青年时代正是在二区测队度过的。我的事业从这里起步、我的生活从这里开始。无论我走到哪里走得多远，最令我怀念的仍是在二区测队15年的日子。每当我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尤其是那些云雾缭绕的崇山峻岭和奔腾咆哮的大江急流时，我的脑海里总会情不自禁地浮现出自己当年在二区测队的情景。我深深地怀念着那片抛洒过我们热血的土地，更怀念那些并肩工作过的姐妹兄弟。在区调队建队50周年之际，我记忆的潮水更如决堤一般汹涌澎湃，每当午夜梦回，辗转床榻之时，多年不曾提笔的我总有一种想记下这段岁月的冲动。
跑马溜溜的山上
1960年初夏，我和李怀成结束了在省局中心实验室重砂矿物分析的学习和在西昌一区测队的实习，两个十七八岁的黄毛丫头背着简单的行李，告别了父母和兄弟，离开成都，经过雅安，越过二郎山，跨过泸定桥，奔赴组建不久的甘孜区测分队所在地——康定！
经过一天半的颠簸，客车抵达康定时已是第二天午后，客车停在小街边下客，当同车的旅客渐渐散去后，街上就剩下不知东西南北的我俩。天空中飘着蒙蒙细雨，小街两边是破烂不堪的木板房，街上行人极少。不久前还在车上情绪亢奋地高唱“二呀嘛二郎山，高呀嘛高万丈……”的我俩被眼前的景象给镇住了，这是什么地方呀？难道这就是那个在“跑马溜溜的山上”的康定城吗？我的心直往下沉。在那个通信极不发达的年代，既没人得知我俩的到来，我们也无法跟队部取得联系。我们必须在天黑前赶到队部，经多方打探，我们才在一位听得懂汉话的路人的指点下雇了一辆拉行李的板车。跟着拉车的人，我们沿着湍急的康定河逆向走进康定城，过了折多桥，沿着雅拉河又折向城外走去，天黑前终于赶到位于二道桥的队部。
接待我们的是随和可亲、时任区测分队技术负责的关建哲老大哥（已于三年前去世），还有脸上始终带着微笑的分队综合组组长卢光远，还有一位就是一本正经的技术员钟加昌（1963年在野外工作时溺水身亡）。当时区测分队的地质技术人员已上高原开展工作，留在康定队部的就只有他们仨和两个月前到达的绘图员伍崇琳，现在加上我俩一共六人。那时区测分队的绘图和重砂工作均挂靠在甘孜地质队，两队技术人员共同承担所有任务。
6月的康定仍是寒风阵阵，不时飘雪。岩矿鉴定室设在一间足有30平方米，没有顶篷的大房间里。尽管办公室里烧着两个大火盆，但当时大家的衣服都很单薄，操作显微镜的双手还是时时冻僵。冷得实在不行时，我和怀成就会钻到桌下烤火取暖。记得有一次，我俩正在桌下取暖，实验室主任杨雄来巡视，我俩躲在桌下不敢吱声，岩矿鉴定技术员刘太华和樊真秀埋头不语，老杨站了几分钟，出门自言自语道：“这两个成都来的女娃子跑到哪里去了？”等他一走，我俩从桌下钻出来，四人开怀大笑。
雷击“甲基卡”
道孚县的甲基卡锂铍矿区位于海拔4000米左右的塔公草原，当时该矿是甘孜队的重点普查项目。6月下旬，我随甘孜队的地质和绘图各工种人员参与矿区外围普查，汽车只能开到塔公，要上甲基卡矿区必须骑马。一行中大多数人从未接触过马，更别说骑马了。大家战战兢兢地硬着头皮上马，由藏民牵马带路，经过半天的颠簸才抵达矿区。当晚精疲力竭的我早早睡下，第二天酣睡醒来却发现全身的骨头仿佛都散了架，痛得不能动弹，“我会骑马”的自豪感被全身的疼痛折磨得荡然无存，好几天后这种疼痛才全部消失。
6月的塔公草原景色十分迷人，湛蓝的天空中飘着似雪的白云，绿绒般的草原上点缀着紫色、黄色、粉色等各色叫不出名字的野花。矿区周围常有三五成群的青年藏族男女在歌声中挖采贝母和虫草。他们时而低吟浅唱，时而放声高歌。他们的音域宽阔，女音甜美男声浑厚，原生态的藏歌曲调优美，若是放在今天的各种选秀大赛上，他们也足以脱颖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