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上中学时功课优异，音乐天赋尤其好。他是就读的中学里，小提琴拉得最好的学生。然而，无论是祖父还是四爷爷，都不可能供他继续求学，上他梦想的音乐学院了。父亲中学毕业后参加了工作，在哈尔滨的一家小型工具厂给职工教书。可是这份工作他并不称心，1956年，大兴安岭开发上马，年仅十九岁的他没有同家人商量，毅然报了名。当四爷爷得知父亲要去大兴安岭的消息时，他已即将踏上北上的旅程了。四爷爷赶到火车站，找到父亲，泪涟涟地送给他一双七毛钱买的球鞋，还把身上的中山装脱下来送给他。父亲一去三十年，直到病逝，再没回到哈尔滨。他与四爷爷在火车站的告别，竟成永诀。
父亲来到天高地阔的大兴安岭，先是与几个朋友，在漠河乡办学，接着参加了放映队，给各个林场放映电影，丰富伐木工的文化生活。据说父亲做放映员的时候，热恋上了酒。冬天的时候，户外常常零下三四十度，父亲带着放映机和拷贝坐在马爬犁上，在林海雪原穿行，怀揣酒壶，走一程就得喝几口暖身子。而各个林场，总是好酒好肉款待放映队。有时候电影还没开演呢，父亲就被灌醉了。放映员醉了，银幕上的喜怒哀乐无法上演，人们只能眼巴巴地等着父亲醒来。结束了放映队的生活，父亲回到漠河做教师，有了终身相依的伴侣。母亲认识父亲的时候，才十七岁，是乡广播站的广播员。因为是乡长的女儿，模样俊俏，嗓音甜美，给母亲介绍对象的人很多。可她最终还是选择了贫穷的父亲。母亲说父亲英俊，开朗，有才。他的毛笔字漂亮，吹拉弹唱样样都通，爱读书。他从哈尔滨来大兴安岭时，带来的唯一家当就是书。母亲十八岁时，嫁给了父亲，婚礼由外祖母家筹办。父亲坐着马爬犁，把母亲接进了洞房。父亲最爱对我们说起母亲的一件笑料就是，新婚的第二天早晨，他刚起来，听见灶房传来母亲的哭声。过去一看，原来这个家庭主妇，因为点不着火，无法做饭，蹲在灶坑前抹眼泪呢。母亲也真是没白哭，从此以后，生火做早饭的永远是父亲。自我记事起，每个早晨，都会先听见门响，之后灶房“哗啦——”声响（那是父亲从院子里抱来劈柴了），接着是劈柴“噼啪噼啪”燃烧的声音，再接着是父亲哼小曲的声音（他喜欢一边做早饭一边唱着），最后是父亲挨个屋子热情洋溢的叫嚷声：“起来啦，起来啦！”这说明早饭妥了。
父母婚后两个月，把帽儿山的二叔接来读书。父亲辅导他，考上了齐齐哈尔医学院，成为大兴安岭最早考上中等医学专科院校的学生。我出生的次年，全家从漠河乡移居到三合站，然后又到了十八站林业局，最终定居在永安。不管换多少地方，父亲的角色始终不变，一直是教书匠。只不过到永安以后，他做了校长。“文革”开始后，父母先后倒了霉。父亲去“五七干校”，母亲因为来自中苏边境的漠河，被划定为“苏修特务”。父亲一两个月才回家一次，母亲若是被拉出去批斗，我们在家就没人管了。母亲说有一回她挨完斗回家，一进屋，发现我独自在炕上睡得正香，可枕畔却盘着一条蛇！我们家在山脚下，那是夏天，窗户敞着，蛇就是这样爬进来的。母亲说她被吓得半死，以为蛇会咬我。可是这蛇绕着我爬了一圈像是给自己画了个句号，溜出窗户了。多年以后母亲忆及此事，还一脸惊恐。我笑着对母亲说我属龙，蛇不好对同类下口吧。
母亲说，“文革”一开始，她和父亲就把被禁的书籍，用麻袋装着，背到松树林烧掉了。她回忆说，除了《红楼梦》等四大古典小说名著，还有巴金、老舍和张恨水的小说。父亲在我们小镇，按时下人的说法，是个另类。他喜欢拉小提琴，喜欢念诗，喜欢在“大地”干农活时，采一把草甸子的野花吊在锄头或镐头下扛回家。他被“工宣队”赶出学校后，竟然到塔河林业局找党委书记说理，人家不待见，他就坐在办公楼的台阶上控诉，说是党委决策失误，工人阶级只会毁掉学校，撤掉他是错误的，早晚有一天还得用他这样的人。
父亲去粮库后，和那儿的装卸工打成一片。他的酒喝得更甚了，而且学会了打情骂俏。我们小镇有一个叫田荣的女人，矮矮胖胖，倭瓜脸，屁股跟洗衣盆一般大，没心没肺的，整天跟鹅似的嘎嘎乐，男人见了她，都爱抱她一下取个乐子。父亲落魄后，有一次喝多了，见着田荣竟然也伸出手臂抱她，而我家的狗在一旁跟着热情洋溢地摇尾巴，路人见之，无不大笑，气得我直想剁掉父亲的手和狗的尾巴。父亲在粮库时，常揣着一兜黄豆回家，给我们炒豆子。我们说这是偷，他辩驳说粮库的人都这么干，他不拿，别人会瞧不起。而母亲参与“六大股”杀牛时，他也支持，是他深夜把牛肉担回家的，说是老牛成了废物，不能为生产队创造剩余价值了，该杀。只是杀牛时，属牛的他躲得远远的。
父亲懂得多，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别人聊什么，他都能接上茬。小镇人嫉妒他什么都能插上话，送他个“迟大白唬”的外号。我讨厌别人这么叫他，上初一时，有一天课间操，去水房接水喝，一个男生在我背后叫了声“迟大白唬”，我怒火中烧，扔下茶缸，操起炉旁的一截松木杆，打算教训这个男生。他见势不妙，撒腿就跑，我一路追出水房。男生腿长跑得快，我就把松木杆当标枪一样投掷过去。虽然没命中目标，但把他吓得哇哇直叫，溜出操场，下一节课都未敢上。从此后他见着我，躲躲闪闪的，再不敢当我的面，喊父亲的绰号了。
父亲是个内心情感丰富的人。他拉小提琴，往往拉着拉着，眼睛就会湿了。他写毛笔字，也是写着写着，就要吟诵他喜欢的诗词。而他喝酒喝到兴处，会用筷子敲碗，唱起歌来。我们姊妹三个，他最喜爱的是我。每到春节，他为邻里写对子，我会帮着他把《春联集全》的书打开，裁剪红纸，铺展开来，让他挥毫。待墨迹干后，再将它们一幅幅折叠好。除了做他的“书童”，我还在他的鼓励下编春联，供他挑选。有一年我家的仓房贴的就是我创作的春联，我把父亲的小名“满仓”编了进去。父亲写完后，我点着条幅，怪里怪气地叫了声“满仓”，他才反应过来，又喜又气地举着饱蘸墨汁的毛笔朝我扑来，要给我画鬼脸。
七十年代末，父亲平反，又回永安学校做校长了。几年的粮库劳动，再加上恋酒成癖，他看上去衰朽了。他端酒杯时，手抖得厉害，酒常会溢出，不得不改用大号的暖壶盖做酒盏，这样就洒不了了。他也不像从前那样爱唱歌了，他歌声的翅膀在岁月的狂风中，无知无觉地折断了。他身上唯一没变化的，是对工作的执著。除了睡觉，他就待在学校，哪怕是礼拜天。他有时会说一些奇怪的话，比如说到毛主席，他则一声长叹，说英明的他最不该娶个戏子做夫人。提到林彪，他说叛国的人没有好下场，可惜了他过人的军事才能。他还常说要是不结婚多好，光棍一条，就可以像弘一法师那样，做个出家人，青灯古刹旁，碧水青山中，远离政治运动，远离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干干净净了此一生。李叔同的《送别歌》，是他除了曹子建的《洛神赋》之外，最喜欢的词了。父亲一唠叨他的和尚梦，母亲就抢白他，说李叔同是半路出家，他也可以像他那样抛妻弃子，遁入空门呀。父亲连说那可不行，老婆孩子没人照应，他不落忍。母亲说，就冲你恋酒的份儿上，这辈子也别想当和尚了！
父亲过度酣酒，年仅四十九岁就过世了。他走的那天，老天好像在开音乐会，轻灵的雪花如音符一样飞扬。怕他在那一世会冻着，我们为他穿上了厚厚的棉袄、棉裤和棉鞋，这使他看上去像个襁褓中的婴儿。他的形影不在了，可灵魂依然活跃，我们常常能从清晨起床的母亲嘴里，听到关于父亲的消息。父亲穿着中山装去城里开会了，父亲拉小提琴把鸟儿引来了，父亲找了个模样俊俏的女人给他做饭了，等等。母亲幽幽诉说着，好像这一切不是梦，而是活生生的现实。
我也常梦见父亲。有一次，我在梦中见到他坐在溪畔的石头上，身披袈裟，抚琴而歌。他的头颅因为没有一丝头发，在幽暗的森林中，就像一盏青白的灯。
2010年10月于哈尔滨
（《上海文学》201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