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下旬开始，国民党当局不顾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的协议，片面召开国大，制定“宪法”，从而招致国共和谈破裂，中共代表团撤返延安。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国民党政府召集的第一届国民大会在南京开幕，又使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派系斗争日益激化，此一发展，实非蒋介石所能逆料。
四月四日上午九时，我去丁家桥中央党部礼堂出席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讨论总统及副总统候选人问题。蒋介石亲自主持会议，他说，他不愿意出任总统候选人，并主张首届总统应由国民党提出一位在学术上有地位的党外人士为候选人。当时会上很多人都认为他所提的人选就是胡适，还盛传他已派王世杰去征得胡的同意。蒋讲话后，便离开了会场。
上午大会由孙科主持，会上戴季陶、居正等都主张仍应推蒋介石为总统候选人，只有黄埔系少数人主张应当尊重蒋的意见。最后决议推定陈布雷向蒋报告，仍推请他为总统候选人。
下午续续开会，陈布雷说，总裁仍不赞同他为总统候选人。于是临时全会采纳张群的建议，此一问题交中央常务委员会研究后，再行决定。是日我在会上，黄绍竑在会外分别进行活动，反对副总统候选人由党内提名的办法。因为我们知道，蒋介石要提名孙科为副总统候选人，借此抵制李宗仁。而此时要竞选副总统的国民党人除李宗仁外，还有于右任、程潜两人，因比我们就联合多数中委，反对提名。
四月五日上午九时，我出席中央常会。会上贺衷寒、袁守谦和其他与“三青团”有关系的常委，都主张接受蒋的意见。张道藩、谷正纲和其他与CC有关系的常委则一致拥护蒋做总统，争辩得异常激烈。孙科当主席，当他准备提出表决时，张群忽站起来说：“总裁并不是不想当总统，而是依据宪法的规定，总统并没有任何实际权力，它只是国家元首，而不是行政首长，他自然不愿任此有名无实的职位。如果常会能想出一种办法，赋予总统以一种特权，则总裁还是愿意当总统候选人的。”听到张群这么一说，常会于是决议：推张群、陈布雷、陈立夫三人中午去黄埔路官邸向总裁征询意见。下午继续讨论。
下午三时，常会继续开会。陈布雷说，我们三人已经问过总裁，如果我们能够如张岳军先生在上午会上所说的那样，在常会上提出一套补救办法，则总裁仍愿出任总统候选人。于是有人问道：“有什么补救办法？不妨公开提出来！”
王宠惠这时站起来了，他说：“补救办法，有是有的。我们可以避开宪法条文的规定，在国民大会中通过一项临时条款，赋予总统在特定时期得为紧急处分的权力。这等于我们有了一座大房子，还要一间小房子，宪法是大房子，临时条款是小房子，两间房子互相为用。”有人大声嚷道：“但是这间小房子的作用超过大房子！”登时全场哗然大笑起来。
真如做戏一样，陈布雷从衣袋里取出一条决议文，他宣读道：“总裁力辞出任总统候选人，但经常会研究结果，认为国家当前的局势，正迫切需要总裁的继续领导，所以仍请总裁出任总统，以慰人民喁喁之望。常会并建议在本届国民大会中，通过宪法增加‘战乱时间临时条款’，规定总统在战乱时期，得为紧急处分。”这就是国民党国大通过的“临时条款”的来历。
四月六日，临全会议开会，由张群提出常会对本届总统候选人提名问题的研究报告。他说，常会建议本党总裁为本届总统候选人，但党不提名。至于副总统候选人，本党同志得依法联署提名，参加竞选。全会即宣布闭幕。
四月十九日，国民大会在第十三次大会选举蒋介石为“行宪”后第一任总统。同日国民大会公告第一届副总统候选人名单为：孙科、于右任、李宗仁、程潜、莫德惠、徐溥霖。上述诸人，只有孙科得到蒋介石的全力支持，蒋并令陈立夫在国民党籍代表中组织党团，助孙竞选。此一措施，在党内引起了激烈的反应。
在过去，蒋介石凡是作出此类指示，总是召集CC、黄埔系的骨干分子到官邸耳提面命，要他们为达成此一任务而共同努力。可是这一次支持孙科竞选，蒋只令陈立夫独负其责；也许是陈立夫向蒋要求承担的。这样一来就发生问题了。
原来自一九四七年党团合并以后，所有各省、市、县团部主委，都派定党方人员（CC分子）担任，而副主委则由“三青团”支、分团长挂名。在CC操纵把持之下，副职几乎处于有职无权的地位。这一次国民大会各县、市青年团干部出任国大代表云集南京，充分交换意见，他们多以为如果孙科当选副总统，则陈立夫必将更得蒋的信任，而CC对他们的排挤就会与日俱增，为了拆陈立夫的台，他们就转而支持李宗仁竞选。此外，他们还有一种天真的想法，以为李宗仁当选，可能刺激蒋对自己的领导作风有所改变。换句话说，他们还是对蒋寄予期待的。在黄埔系中，只有贺衷寒对此不以为然，加以劝阻，但他只是一个挂名的中央常务委员，并没有什么实际权力，因而也就无可奈何了。
黄绍竑是李宗仁竞选组织的参谋团主任，由他出面同国民党另外的两位候选人于右任、程潜成立了攻守同盟。相约无论谁在初选中得票较少，都要以所拥有的票支持得票较多的人。这一招后来对李宗仁竞选确实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四月二十八日，国民大会开始选举副总统，李宗仁得七五四票，孙科得五五九票，程潜得五二二票，于右任不足五〇〇票，莫德惠、徐溥霖各得二〇〇余票，李宗仁独占鳌头，但不足法定当选票数（超过全额半数的一五二三票）。依选举法规定，将得票较多的前三名进行第二次投票。主席团在散会时宣布，次日举行第二轮选举。
大会散会后，广东国大代表团由张发奎、薛岳率领前往捣毁龚德柏所办的《救国日报》，把该报的排字房和门面砸烂了。原来二十三日各代表入场时，座面上都有一份《救国日报》，大家一看第一版头栏赫然刊着孙科与蓝妮的丑闻。蓝妮原是孙科的如夫人，抗战初期，与孙科住在重庆两浮支路旁的“园庐”，后来潜往上海、南京敌后城市，同陈公博、周佛海（1897—1948，湖南沅陵人。早年留学日本。1921年出席中共一大，三年后脱离共产党。1929年后，任国民党政府训练总监部处长、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抗战开始后随汪精卫投降日本，历任汪伪政府警政部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中央储备银行总裁、上海市市长。日本投降后被蒋介石委任为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后在全国舆论压力下被捕，死在狱中。）往来密切。抗战胜利后，中央信托局在上海没收了一批德国进口的颜料，作为敌伪财产处理。可是孙科却函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兰友，说这批染料为“敝眷”蓝妮所有，要求发还。洪兰友又写信给中央信托局局长吴任沧，说蓝妮是孙院长（立法院）的如夫人，要吴看在孙院长的面上，将颜料发还她。不知怎样，这些材料落到龚德柏手中，而今发表出来，登时哄动了整个会场。广东代表气愤之余，就马上把《救国日报》捣毁了。事后李宗仁过意不去，把四根金条托我交给刘士毅，要他转交龚德柏，借以弥补《救国日报》的损失。
当日下午，蒋介石召见贺衷寒、袁守谦，而嘱他们为程潜助选，并拨给活动费一百亿元。蒋说，他现在已明确知道孙哲生不是李德邻的对手，只有为程颂云助选，才可以胜过李德邻。贺、袁与程潜原无深切关系，只以大家同是湖南同乡，又因有蒋的嘱托，于是欣然从命，积极进行。
二十四日，国民大会选举副总统进行第二次投票，李宗仁得一一六三票，孙科得九四五票，程潜得六一六票。李宗仁虽得票数较多，仍未足法定的多数。依法应进行第三次选举。大会定二十五日续开。可是二十四日下午出事了。
当天下午三时，蒋介石分别召见程潜、贺衷寒、袁守谦。劝程退出竞选，蒋满口答应起用他的助选人，并补偿他的竞选费。对贺衷寒、袁守谦则要他们把所有为程潜争得的票全部改投孙科。贺、袁只好唯唯从命，他们出来后大发牢骚，说蒋不把他们当人。当晚程潜突然发表声明，放弃竞选，以示对蒋抗议。
与此同时，有人分乘汽车在大街上散发传单，说什么一旦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必将实行“逼宫”，夺取政权。李宗仁看到自身所受压力过于沉重，于二十四日晚上在大悲巷雍园一号白崇禧公馆召开会议，决定放弃竞选。二十五日在报上发表声明说：“选举有某种压力存在，国大代表不能自由投票。”把责任推到国民党当局身上。
孙科看到程、李退出，自己再没有竞选的对手了，为形势所迫，也声明：“为肃清外间流言，消除误会”，同样放弃竞选。这样一来，就使国民大会陷于瘫痪状态，二十五日的大会宣告停开。
二十五日下午四时，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中常会，决定派人劝请各候选人取消退出竞选，俟在会外协商取得结果后再开国民大会。二十六日，国大主席团分访各候选人进行调停工作，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二十七日，蒋突召见白崇禧，要白力促李宗仁重新参加竞选，并说他将全力予以支持。在白崇禧的敦促下，李宗仁卒允重新参加竞选，于是国大得以重开。
二十八日，国民大会进行副总统的第三次投票，李宗仁得一一五六票，孙科得一〇四〇票，程潜得五一五票。各人所得票数，仍不足法定的多数，依法应将得票较多的李宗仁、孙科两位候选人，再由大会决选。这是李、孙的最后决战，依照选举法规定，以比较多数当选，即使一票之差，也可以决定双方的胜负。因此，当晚黄埔路官邸就显得特别紧张，最高当局召见部属，发出指示，通宵未睡。
可是李宗仁自退出竞选以后，已使其竞选地位大为加强，并且蒋自己出面要求李宗仁重新参加竞选，在形势上给予李氏生色不少。所有二十年来不满蒋介石政治作风的人通通站到李宗仁这一边来了。所以四月二十八日第四次决选投票时，李宗仁以一四三八票这样微弱的多数打败了孙科，当选为国民党政府第一届副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