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群又发挥着她的说谎本事：“江青同志，当然是我们应该来看您。一来是向江青同志告别，二来是听取江青同志的批评。这次我们上了陈伯达的当，犯了错误，林副主席多次批评我们，辜负了主席的教导，对不起江青同志。一定要我们来向江青同志道歉，请江青同志原谅。”
江青拉着叶群的手，做出女人亲热时常出现的举动：身体紧挨着，要从对方身上取暖似的，软软地说道：“叶群同志，你这话就见外了。你们这次犯错误，我心里也很难过。”又是一个撒谎专家，而且更有演员气质：江青掏出手绢，“难过”地擦着鼻子，“我们是一条战壕里并肩战斗的战友。这事都是夫子（陈伯达）搞的，他同小张（张春桥）、小姚（姚文元）有矛盾。他们是文人相轻，利用我们。我们不能上他的当，过去是亲密战友，今后还是亲密战友。”
叶群说：“林副主席讲，江青同志是在关键时候帮助我们，总是给我们说好话。所以，要我约他们四位一起来向江青同志表示感谢。”
叶群话音未落，四员干将，一齐向江青含笑点头。又是吴法宪先发言：“我们都是炮筒子，只知道拥护毛主席，谁知道陈伯达搞什么名堂？结果上了当。我向江青同志检讨。”
其他几个人也是这个腔调，总之是把责任往陈伯达身上推。
叶群拿眼睛示意小王快敲边鼓。小王就说：“这几天叶主任每天晚上都说梦话，说对不起江青同志，有时还哭出声来。”
江青满脸笑容：“何必呢，都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以后你们听听我的话，没错的。”停了一会儿，她又说：“我们都要向林副主席学习。我们都是林副主席的小学生，要更好地紧跟毛主席和林副主席。”
双方都在客套着，时间长了便无话可说。叶群一看表，站起来告辞：“快零点了，别影响江青同志休息。”
江青说：“林副主席和你们天亮就要下山了，我也就不留了。”
江青的热情是有限的，叶群的忍耐更是不能长久。两人都盼着早点离开，说着一些言不由衷的话。一出江青的客厅，叶群脸上的笑容一下就消失了，变得像夜色一样阴暗。这是她极不痛快的一次告别仪式，尤其是站在满脸笑意的江青面前。在她看来，江青的笑是耻笑。
江青把叶群送走之后，立即调车到主席那里去了。江青回到住地时，情绪很不好，找工作人员发泄，直到汪东兴来了又走了，江青的火气才基本上消失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事后工作人员才知道，江青到毛主席那里，惹得主席不高兴。
主席教训她，“在关键时刻头脑要清醒”，“屁股别坐错了位置”。
庐山会议虽然结束了，但斗争并没有结束，毛主席多次批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邱会作等，江青是知道的。但即使在这种背景下，江青和林彪、叶群仍多次通电话。
秘书李德禄刚到江青那里工作的时候，林彪和江青之间的人员来往和电话来往不少。那时，相互打电话，有时有电话记录，有时没有电话记录。有电话记录时，江青看看，有时叫他立即烧掉，有时对他不放心，她自己亲自烧掉。那时他们之间的矛盾还不深。1969年1月份，江青突然怀疑楼里有人安装了窃听器，于是叫人把她当时住的11号楼的各个角落进行了仔细检查，没有发现问题。而她还是不放心，干脆就搬到了10号楼居住和办公。从此以后，她叫李秘书把她和毛家湾之间的来往电话内容统统地详细记录下来，并一份不丢地保存下来。当时，李德禄对江青保存电话记录的用意不清楚，心里常犯嘀咕：保存这些东西干什么？那要增加多么大的工作量啊。后来，江青说明了她这样做的用意。她说：“叶群这个人怪点子很多，我和她打交道不得不多长几个心眼，弄不好就叫她给绕进去了。”
1969年5月，党的九大闭幕不久的一天，外交部送来一份文件，报送中央领导同志名单的顺序是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列的，因为江青的“江”字，比叶群的“叶”字多一笔画，所以江青的名字自然地排在了叶群之后。江青看到这个名单打铃叫李秘书，他走进她的办公室，看到地上有一份文件。她用颤抖的手指着那份文件：“你看，你看！”李秘书不知道她叫他看什么，捡起它，拿着发愣。她急了，从李手里夺过文件，指着一行名单大声说：
“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单这样排列是有问题的，我看这是别有用心的人故意这样搞的，是为了制造矛盾，在党内造成思想混乱。叶群的名字列在我的名字前面，是很不正常的，她的历史贡献和影响力怎么能和我相比，没法比嘛？不行，我得跟林副主席去谈谈。”说完，她叫李秘书立即打电话了解一下林彪是在毛家湾，还是在大会堂。
当江青了解到林彪在大会堂浙江厅，就带上那份文件，急急忙忙驱车直奔大会堂而去。
江青到大会堂浙江厅门口，因为里边早有了准备，叶群出来迎接。叶群看到江青的脸拉得很长，又不知她为什么不高兴，忙伸出手去想握手以示欢迎，没想到江青理都不理，拂袖昂头而去，弄得叶群十分尴尬。
江青进去以后，秘书、警卫员和护士坐在门口的沙发上等候。大约等了一个小时左右，江青高兴地从里边出来，和送行的叶群主动握手告别。
自那以后，无论是什么文件，只要有政治局委员的全部名单，在排列顺序上，江青的名字总是排在叶群之前。
9月7日早晨，林彪、叶群动身下山，直接回北戴河。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到九江机场送行。气氛很沉重，如同打了败仗。四员大将将林彪送上飞机，叶群还是老习惯，在她的导演下，林彪和四员大将在机舱里一起照了集体相，以表示他们的团伙要抱得更紧密。飞机快起飞了，李作鹏紧紧握住叶群的手说：“一定要照顾好林总的身体，叫林总放心，我们一定照林总的指示办。”
林彪走后。黄永胜等人也很快离开了庐山。
9月8日，各省、大军区的负责人走了。
9月9日上午，周恩来、康生、张春桥、江青等人下了庐山。
9月18日，林彪从北戴河回到毛家湾。
毛泽东给林彪集团浇冷水“掺沙子”
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对林彪及“四大金刚”有所警觉，为了防止他们固守小圈子，毛泽东开始采取一些预防措施，给林彪以警告。他多次接见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省、市、自治区党政负责人和群众团体的领导，向他们分别打招呼，谨防林彪搞分裂，谨防某些紧跟副统帅的领导干部暗中活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和识别真假革命者的能力。
毛泽东在一份谈话中强调：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啦！
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看？比如华北组二号简报，究竟是革命的。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我看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
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
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了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8月23、24到25日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
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移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记录。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
九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对陈伯达进行审查并展开批判。林彪一伙心中明白，虽然这次没有对林彪进行批判，虽然毛泽东说了“对林还是要保”，但在毛泽东心中，他们已经“失宠”了。
九届二中全会后，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被迫作了检查。
1970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吴法宪的书面检查上批道：“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10月15日，毛泽东在叶群的书面检讨上批评叶群“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
“九大胜利了，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精神抛到九霄云外”，“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当时叶群虚伪地说她犯了“路线性”错误时，毛泽东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当叶群说到他们搞天才语录时，毛泽东指出：“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当叶群谈到她与陈伯达“斗争不够有力”时，毛泽东在批示中质问道：“斗争过吗？在思想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毛泽东对叶群写的检查很不满意。11月13日，毛泽东又对黄永胜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1970年11月，党中央批发了毛泽东在九届二中会上发表的《我的一点意见》，供党内讨论用。同日发出了《关于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毛泽东指出，陈伯达是个“可疑分子”。“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揭发过，又同个别同志打过招呼。”“个别同志”就是指林彪，毛泽东在这时批评了林彪不听招呼。12月18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时说：“什么‘四个伟大’，讨嫌！”从一个侧面道出了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已经变化。
毛泽东在周恩来的帮助下，采取了从舆论到实权逐步削弱以至于瓦解的策略。毛泽东批评黄、吴、叶、李、邱，其矛头所向，林彪心里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