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群嫌林彪办公室主任的头衔太小，就着脸向陈伯达要官，并想通过陈伯达这条线，了解“中央文革”的情况。陈伯达对她说：“做中央文革正式成员，需要通过主席、总理和中央常委，恐怕有些困难。这样吧，你可以作为林彪同志的联络员，列席中央文革的一切会议。”叶群说：“那可太感激老夫子了！”不久，她接到通知可作为林彪的联络员列席“中央文革”的会议。
陈伯达对来自林彪方面的事情，总是格外上心。他知道当时中国第二号人物林彪的分量。在陆定一的事情上，他表现得十分充分。当江青把陆定一专案推给陈伯达妻子刘淑宴时，刘淑宴怕搞不了，不想接，而陈伯达求之不得，接管了陆案。他把负责陆定一专案的组长叫到办公室，没等这位组长汇报完审查情况，就一挥手说：“就算大海捞针，掘地三尺，也要把陆定一的罪行调查清楚。这个人是亡命徒，他丧心病狂地陷害林副主席一家。他老婆严慰冰也是个坏家伙……审讯时，必须要厉害点，只要能挤出口供，什么手段都可以用。”他用严厉的目光盯着专案组长：“你们绝不能手软！”
1966年9月30日，陈伯达一声令下，将陆定一逮捕。从此，陆定一由软禁正式入狱。接着陈伯达又亲自下令：一、要降低陆定一的生活标准，伙食不准超过12元。屋里的家具一律搬走。他已经是犯人，只能以犯人对待；二、要他逐日写思想汇报；三、考虑交给红卫兵审判。
他下达完指示，立刻拨通了叶群的电话，将对陆定一处理的情况，告诉了叶群。
“伯达同志，谢谢你！”听筒那边传来叶群兴奋的声音，“陆定一夫妻是我们家的大仇人啊！他们害得我们好苦啊！尤其是他那个臭老婆，像魔鬼一样，死死地跟了我好多年，弄得我坐卧不安。好了！恶人自有恶报。现在把这两个人交给你了！我和林副主席都感激你对我们的支持！”
“我理解你和林副主席的心情，今后有什么事，吩咐一声，我一定照办。”
陈伯达说得有些不自然，“我很愿意帮你和林副主席办点事情。”
第二年的3月，经陈伯达同叶群商议后，他又以“中央文革”组长的名义下达指示，对陆定一夫妇使用了重刑……
所以，在毛家湾对外联系中，有两条热线：一条是叶群与江青；另一条是陈伯达与叶群；前一条有一点叶群巴结江青的味道，后一边则是陈伯达有意借叶群之手靠拢林彪。
叶群对此并不隐晦，还常常自炫其能，在工作人员面前说：“我去老夫子那里，有时正赶上他午睡，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直闯他的卧室，叫醒他，就坐在床边同他说话，随便着哪。他是我延安时期的老师，我们无话不谈，从来不感到拘束。”
所以，作为叶群的福建同乡加延安时的老师，作为林彪欣赏的笔杆子，陈伯达在毛家湾是有一席之地的。当陈伯达日渐感觉到政治前景江河日下和苦闷情绪不断袭来之时，他时常要向毛家湾叙说一二。而林彪在不触怒江青的前提下，通过叶群也时常向陈伯达略表同情。
据林彪秘书张云生回忆，有一次陈伯达给叶群打电话，叶群故意重复陈伯达的话，以便让张云生作记录。在电话中，陈伯达诉说了他的心情和向往，叶群代表林彪表示了对陈伯达的关心和支持。叶群说：“你好，老夫子。几天没见了，真有些想你。啊？你想来毛家湾，还有点怕。你怕什么呢？啊，你说不是怕林彪同志，你对林彪同志还是完全信任的。啊，你说你怕的是你周围的环境。你的心情一直很不舒畅，甚至有时候一个人在暗地里哭过。怎么搞的？那几个小的（大概指王、关、戚）过去对你不好，不是都已经处理了吗？啊，你说问题不是那样简单。嗯，你说主席对你是好的，林彪同志对你是好的，可是还有人对你不好。谁呢？总理吗？那又是谁呢？你不好说。江不是对你很好吗？嗯，江不像过去了。她批评你政治上不成才。你说心里难过，总想哭。你想到毛家湾来，又不敢来。你暂时不来也好。你放心，林彪同志是关心你的，支持你的。一组那里对你的看法也还好，你别伤心。你要注意保重。你放心，我不会对任何人讲，绝不会。再见！”
叶群放下电话后，立刻把张云生的电话记录收了去。她站起来说：“对你们当秘书的，保不了密。你知道就行了，但不准对别人说。老夫子现在处境很难，总想找我帮助，可是我能帮什么呢？我得找首长去！”
以后，陈伯达给毛家湾打电话的次数越来越多。本来几个秘书就怕接他的电话，因为常常听不懂。但听熟了，也就能听懂一些。而陈伯达也极力放慢说话的速度，好让对方听懂。秘书们也发现，陈伯达在钓鱼台失意后，已经明显地转向了毛家湾。
“老夫子最近来电话多一些，我本不愿意接，但不接又不好。”叶群怕秘书们对她与陈伯达的关系起疑心，解释着，“他的家庭生活不幸，心情不大愉快，总希望我能给他一些安慰。”叶群又说，“老夫子想吃鲜螃蟹，老郭能想办法帮助弄点吗？”
“现在不是吃螃蟹的季节。”郭连凯说，“要吃河螃蟹，还可以想想办法。”
“老夫子不要河螃蟹。”叶群说，“你最好给他弄点海螃蟹。”
“现在是海螃蟹的淡季，产量很少。即或弄到，运到北京，已经很难吃上活的了。可是吃死螃蟹，容易中毒。”郭连凯讲了一大堆困难。
“再困难，你也得想办法弄。而且必须弄活的来，不能叫老夫子吃了螃蟹中毒。”叶群清楚郭连凯的办事能力，刚才还是商量，现在变成了“命令”。
“实在困难，主任。”郭连凯笑着向叶群叫苦，“弄是能弄到，只是运到北京，万一吃了……”
“这你愁什么？”叶群显然已经不耐烦了，把脸一沉，“怕运输误时间，你可以找空军帮忙嘛。用飞机带，当天就送到了，还怕吃不上活螃蟹吗？如果还不行，就让他们一次多弄点，总不能都在途中死了吧？你们不懂，老夫子不是一般人。他是个有学问的人，很爱脸面；他不轻易开口，开口了，我就不好拒绝。这只是吃螃蟹吗？螃蟹中有政治！”
叶群一下把这项“任务”上升到“政治”的高度，把郭连凯的嘴也堵上了，只好去办。但叶群一走，他就发开了牢骚：“还是得有权哪！反正不用自己出钱出力，吃吧！”
不过两天，螃蟹就运来北京。那时的毛家湾说话也算是一言九鼎，只消一个电话打到空军，事情就有了着落。
“螃蟹已经运来。”郭连凯向叶群报告说，“但还没弄出机场，一筐螃蟹中活的还不到一半了，怎么办？是先运回毛家湾吗？”
“怎么死得这样快？”叶群有些扫兴，“别运回毛家湾了，再耽误，就更没几个活的了。现在活着的还有多少？”
“大概还有一二十个。”
“足够了！”叶群说，“就把活着的送给老夫子，他也吃不了。快，快去办吧！”
郭连凯刚想走，叶群又叫住他：“你回来！你打算怎么办？”
“我打算去东郊机场，亲自把螃蟹取回，给老夫子送去。”
“那不行！你打个电话，叫老夫子的王秘书跟你一起去。这批螃蟹不能经毛家湾的人之手，不然老夫子万一中了毒，我们还犯嫌疑呢！叫王秘书当面取回，我们就没责任了！”
秘书们对叶群的精明算计之处不得不佩服，对谁都“留了一手”。这些螃蟹岂止是“政治”，简直成了“赌注”。叶群要让陈伯达吃在嘴上，记在心里。陈伯达也终于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特别是在江青的“打”和林彪、叶群的“拉”之下，由脚踩两只船，变成一边倒了，最终投向林彪。最后也跟着林彪在庐山会议上一起翻船。
上庐山，文臣武将为林彪“放炮”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宋代文学家苏东坡写就的这首堪称千古绝唱的庐山诗，对庐山变幻多姿的自然风光做了生动的描绘，不知他的诗中是否隐喻了百年来发生在庐山的纷繁复杂的政治风云。他肯定不会料到，在他身后八百多年，庐山的名字竟一次次出现在共和国历史的重要篇章中。
中共的一些重要会议，选择在庐山召开，是因为这些会议的时间刚好在盛夏，在这里可以避暑，会议的提议者本也是好意，希望在那个炎热的季节，能多一些凉意，心情平静一些。然而结果却屡屡相反，在庐山之巅，不是太热，而是“高处不胜寒”。
不管别人怎样，至少参加会议的陈伯达是深感如此。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成为陈伯达一生政治生涯的终点。他一下子成为全党批判的对象。昔日的“中共一支笔”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按照常规，1970年夏季到来的时候，林彪和叶群就同往年一样，到北戴河避暑。他的固定避暑别墅在鸽窝山的莲花石旁。这是一座工字形的建筑。它背倚山石，面对渤海，青砖红瓦，别致幽静。林彪一家在这里一住就是两三个月。可是今年不行了。他们是7月底才到的，不久就接到中办的通知，8月下旬要到庐山开会。
这个消息也传到了留在北京值班的林彪秘书。而且他们被告知，林彪在正式开会前，还要到井冈山去一趟，沿路的各项接待工作都要预先做好。张云生、胡萍、罗孝礼三人打前站，胡萍是空军的副参谋长，对飞行业务很熟，本人就是飞行员出身，他主要负责航线的安全；罗孝礼是林办的警卫参谋，主要负责林、叶到井冈山后的生活安排，途中的行政事务则交给了张云生。
他们三人乘坐林彪的专机“子爵号”到了江西的樟树机场。专机仍返回山海关机场，他们改乘安—24型飞机，到了吉安机场。这架飞机也是执行试航任务的，因为吉安机场很小，大型飞机无法起落。而且是个不常用的土跑道，说是跑道，其实是一片荒芜的草坪，为了安全起见，胡萍让安—24作了几次试着陆，都比较成功。
相比之下，张云生的难题更大。他负责住宿安排。而林彪对居住条件的要求实在特别。起码要达到两条：一是房间必须宽敞，大致得有中型会议室那样的面积才行；二是室内气温必须适宜，最好在21℃左右。这两项要求，前者较好办，难弄的是后者。因为8月下旬的江西，酷暑难耐，平均气温都在32℃—33℃度以上。室内的温度，一般也难降到30℃以下。还是胡萍有办法，他布置当地的空军单位设法弄来一些冰块，把房内所有门窗堵严，实行人工降温。但要达到林彪所要求的温度很难，但总是好多了。
江西省委书记程世清听说林彪即将前来，亲自去井冈山坐镇指挥着食宿准备工作，同时从省革委会抽调了5台小汽车到樟树机场待命。但江西的车再好，林彪、叶群也觉得不配他们乘坐。还是用大型的安—12运输机将他们在北京乘坐的两辆高级轿车运来了。
北京来电话，让张云生到吉安去，说林彪他们要在吉安机场过夜。从吉安到樟树有150多公里，汽车要行驶三个多小时。张云生赶到吉安，督促落实各项准备工作。几天来，现场的工作人员一边在抓紧进行内部布置，一边在坚持用冰块继续降温，一个个汗流浃背，又热又累。朴实的人们听说“首长”真的要在这里过夜，不辞辛苦，把一切都看成“觉悟”的表现。
午夜过后，张云生接到郭连凯的电话：“首长、主任就要动身了，预计下午6点左右到达樟树。今晚过夜的地点就在樟树！”
“不是说在吉安过夜吗？”张云生着急起来。
“又改了！”
张云生顾不得多想，搭上一架正准备飞往樟树的飞机，一下飞机就找胡萍帮忙。赶在林彪到达之前，降温的降温，备车的备车，整个樟树机场都在为这一件事忙碌。
下午6点多钟，两架“子爵号”和一架伊尔—18飞机先后飞抵樟树机场。
林彪、叶群、吴法宪、林立果、林立衡以及林办随行人员共百余号人，陆续走下飞机。机场只有一辆好些的汽车给林彪、叶群乘坐，其他人都只能坐临时调来的一些破旧汽车：有40年代的美式吉普、中吉普及大“解放”……这些人第二天又乘飞机到吉安，然后转乘汽车去井冈山。林彪坐回了他的大“吉斯”车，叶群也钻进了她的小“奔驰”。一长串车队，即使在北京的喧闹马路也十分引人注目，在井冈山弯弯曲曲的公路上就更显眼了。所到之处都动静不小。而好出风头的叶群还嫌不够，车队一出吉安机场，她的车就“失踪”了，把随行的警卫人员吓了一跳。查找时才发现，她是坐着高级轿车到吉安市内去兜风，享受一下众人注视的目光……
到了井冈山，又是一片忙乱。本来程世清安排山上最好的两幢小楼让林彪和叶群住，但他们得知后不同意，偏偏要住在三层楼的井冈山宾馆里。1999年夏季，笔者为寻看当年林彪的行踪，也住上这所宾馆，体验了一回。如今看来，它显得十分普通，但位置较好，正对着井冈山市的街心花园。林彪要住，宾馆内的一切客人只得搬出。罗孝礼在一、二楼分别为林彪、叶群布置了住处。但林彪到山上一看，又不同意这种安排。他非要和叶群来个大掉个：他住到二楼的会议室而让叶群搬到一楼。这一折腾，工作人员又是铺地毯，又是堵窗挂帘，又是调节温度，又要保持空气新鲜，直到林彪、叶群满意才算数。
而林彪、叶群自己则集中精力“抓大事”。
身处高层的人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在“九大”前夕开始形成的两个新的营垒，已经阵线分明了。这营垒的一边是以毛家湾为中心，“团结”在副统帅身边的军人，以及他们盘踞的某些军事单位；另一营垒是以钓鱼台为中心，集合在“最高夫人”和“伟大旗手”之下的文人集团，以及他们控制的上海地区。其中的陈伯达则是“暗渡陈仓”的人物。他们都是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但随着“权力再分配”上的利害冲突，他们之间的互相倾轧已经大于狼狈为奸了，时时处处勾心斗角。“九大”的召开，也标志着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从同盟关系转化为敌对关系。“九大”一开，实际由江青领导的“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除担任政治局委员外，在中央政府和军队中没有任何职务，此时两个集团的暗中较量，林彪很明显地占据上风。
但是，当时还有一个原则或限度，那就是只能在毛泽东默许的程度下经营自己的家私，越过了这个限度，不管是毛家湾还是钓鱼台，都同样会遭致灭顶之灾。在这一点上，钓鱼台从过去两三年的几次挫折中多少吸取了一点教训，或者说由于江青在毛泽东那里时常不讨好的关系，钓鱼台相对学得乖一些了。
而毛家湾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一帆风顺，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标志着以“四大金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为骨架的林家王朝鼎盛时期的到来。林彪作为接班人又写进了党章，他们已经无所顾忌了，希望从毛泽东那里得到更多的权力。在即将召开的四届人大，林彪想坐上刘少奇被打倒后一直空缺的共和国主席的位置。也许有人难以理解：林彪既然是已经写进党章的“接班人”，完全可以接过毛泽东之后的所有权力，对于一个共和国主席的位置为何如此迫不及待？原来，在这些野心家看来，“接班人”只是一种未来的象征，是否能到手还很难讲，在没有接班之前，那还是一纸空文。而最令他们挠头的是：凭林彪的身体能否熬到毛泽东百年之后太难预料了。叶群就跟吴法宪说过，林彪的身体和毛泽东相比差得远，拖不过毛泽东。甚至林彪自己也说：“我这个接班人是不保险的，不可靠的，现在是没有人。刘少奇不也当过接班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