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和萧红的一次谈话
聂绀弩
萧红逝世已快四十年了，死时只三十一二岁，如果活到现在，也差不多七十了。人生如此匆猝，萧红的一生更如此短促！
我和萧红见面比较频数的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1938年初，同萧军、端木蕻良、田间及她，都在临汾的实际上是薄一波同志作主的山西民族革命大学，而且住在一个院子里。这时候，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听说我们到了临汾，她们也从什么地方赶到临汾来了。她们一来就演戏，演过一两次（即一两日）戏，敌人（日军）就从晋北南下来了，民大就搬家，缩小，我们这几个尚未上课的手无寸铁的所谓教授之类，就随西北战地服务团渡河，去到了西安。到西安后，我还同丁玲到延安去打了一转，回西安后不久，我就单独回武汉去了。后来在武汉还见过萧红一次，未想到那次就永别了。这是说我和萧红会见较多的时间，前前后后，不过一个月光景。因此，对于她，其实是知道得很少的。
在临汾或西安时只一次和萧红谈话。
我说：“萧红，你是才女，如果去应武则天皇上的考试，究竟能考好高，很难说，总之，当在唐闺臣（本为首名，武则天不喜她的名字，把她移后十名）前后，决不会到和毕全贞（末名）靠近的。”
她笑说：“你完全错了。我是《红楼梦》里的人，不是《镜花缘》里的人。”
这确是我没想到的。我说：“我不懂，你是《红楼梦》里的谁？”我一面说，一面想，想不起她像谁。
“《红楼梦》里有个痴丫头，你都不记得了？”
“不对，你是傻大姐？”
“你对《红楼》真不熟悉，里面的痴丫头就是傻大姐？痴与傻是同样的意思？曹雪芹花了很多笔墨写了一个与他的书毫无关系的人。为什么？到现在还不理解。但对我说，却很有意思因为我觉得写的就是我。你说我是才女，也有人说我是天才的，似乎要我自己也相信我是天才之类。而所谓天才，跟外国人所说的不一样。外国人所说的天才是就成就说的，成就达到极点，谓之天才。例如恩格斯说马克思是天才，而自己只是能手。是指政治经济学这门学说的。中国的所谓天才，是说天生有些聪明，才气。俗话谓之天分、天资、天禀，不问将来成就如何。我不是说我毫无天禀，但以为我对什么不学而能，写文章提笔就挥，那却大错。我是像《红楼梦》里的香菱学诗，在梦里也做诗一样，也是在梦里写文章来的，不过没有向人说过人家也不知道罢了。”
我们也谈到鲁迅，对于鲁迅，她有很独到而精辟的看法，出乎我的意外。话是这样谈起的。
我说：“萧红，你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散文家，鲁迅说过，你比谁都更有前途。”
她笑了一声说：“又来了！你是个散文家，但你的小说却不行！”
“我说过这话吗？”
“说不说都一样，我已听腻了。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若说一定要怎样才算小说，鲁迅的小说有些就不是小说，如《头发的故事》、《一件小事》、《鸭的喜剧》等等。”
“我不反对你的意见。但这与说你将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散文家有什么矛盾呢？你又为什么这样看重小说，看轻散文呢？”
“我并不这样。不过人家，包括你在内，说我这样那样，意思是说我不会写小说。我气不忿，以后偏要写！”
写《头发的故事》、《一件小事》之类吗？”
“写《阿Q正传》、《孔乙己》之类！而且至少在长度上超过他！”
我笑说：“今天你可把鲁迅贬够了。可是你知道，他多喜欢你呀！”
她笑说：“是你引起来的呀！说点正经的吧？鲁迅的小说的调子是很低沉的。那些人物，多是自在性的，甚至可说是动物性的，没有人的自觉，他们不自觉地在那里受罪，而鲁迅却自觉地和他们一齐受罪。如果鲁迅有过不想写小说的意思，里面恐怕就包括这一点理由。但如果不写小说。而写别的，主要的是杂文，他就立刻变了，从最初起，到最后止，他都是个战士，勇者，独立于天地之间，腰佩翻天印，手持打神鞭，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出入千军万马之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即使在说中国是人肉的筵席时，调子也不低沉。因为他指出这些，正是为反对这些，改革这些，和这些东西战斗。”
我笑说；“依你说，鲁迅竟是两个鲁迅。”
她也笑说；“两个鲁迅算什么呢？中国现在有一百个，两百个鲁迅也不算多。”
我笑说：“你这么能扯，我头一次知道。”
我们也谈《生死场》。
我说：“萧红，你说鲁迅的小说的调子是低沉的。那么，你的《生死场》呢？”
她说：“也是低沉的。”沉吟了一会儿，又说：“也不低沉！鲁迅以一个自觉的知识分子，从高处去悲悯他的人物。他的人物，有的也曾经是自觉的知识分子，但处境却压迫着他，使他变成听天由命，不知怎么好，也无论怎样都好的人了。这就比别的人更可悲。我开始也悲悯我的人物，他们都是自然奴隶，一切主子的奴隶。但写来写去，我的感觉变了。我觉得我不配悲悯他们，恐怕他们倒应该悲悯我咧！悲悯只能从上到下，不能从下到上，也不能施之于同辈之间。我的人物比我高，这似乎说明鲁迅真有高处，而我没有或有的也很少。一下就完了，这是我和鲁迅不同处。”
“你说得好极了。可惜把关键问题避掉了，因之，结论也就不正确了。”
“关键在哪里呢？”
“你真没想到，你写的东西是鲁迅没有写过的，是他的作品所缺少的东西吗？”
“那是什么呢？”
“那是群众，那是集体，对吗？”
“你说吧！反正人人都喜欢听他所爱听的。”
“人人都爱拍，我可不是拍你。”
她笑说：“你是算命的张铁嘴，你就照直说吧！”
“你所写的那些人物，当他们是个体时，正如你所说，都是自然的奴隶。但当他们一成为集体时，由于他们的处境同别的条件，由量变到质变，便成为一个集体英雄了，人民英雄，民族英雄。用你的话说，就不是你所能悲悯的了。但他们由于个体的缺陷，也还只是初步的、自发的、带盲目性的集体英雄。这正是你写的、你所要写的，正为这才写的；你的人物，你的小说学，向你要求写成这样。而这是你最初所未想到的。它们把你带到一个你所未经历的境界，把作者、作品、人物都抬高了。”
“这听得真舒服！”
“你的作品，有集体的英雄，没有个体的英雄。《水浒》相反，鲁智深、林冲、杨志、武松，都是个体英雄；但一走进集体；就被集体湮没，寂寂无闻了。《三国演义》里的英雄；有许多是终身英雄，在集体里也很出色，可是就在集体当中，他也是个体英雄。没有使集体变为英雄。其实《三国》里的英雄都不算英雄，不过是精通武艺的常人或精通兵法的智士。关键在他们与人民无关，与反统治无关，或反而是反人民的，统治人民的。他们所争的是对人民的统治权，不过把民国初期的军阀混战推上去千多年，而又被写得一表非俗罢了。法捷耶夫的《毁灭》不同，基本上是个人也是英雄集体也是英雄，毁灭了更是英雄。但它缺少不自觉的个体到英雄的集体这一从量到质的改变。比《生死场》还差一点儿。”
“你真说得动听。你还说你不拍！”
“且慢高兴，马上要说到缺点了。不是有人说，你的人物面目不清，个性不明吗？我也同感。但这是对小说，对作品应有的要求。如果对作者说，我又不完全同意。写作的第一条守则：写你最熟悉的东西。你对你的人物和他们的生活，究竟熟悉到什么程度呢？你写的是一件大事，这事大极了。中国的民族革命，民主革命的成功，不可知，一定要经过无数的不自觉的个体到成集体英雄。集体英雄又反转来使那些不自觉的个体变为自觉的个体英雄。不用说，你写的是这大事中的一件小事（大事是由无数小事汇集而成的）。但是你这作者是什么人！不过一个学生式的二十二三岁的小姑娘！什么面目不清，个性不明，以及还有别的，对于你说，都是十分自然的。”
她掩着耳朵说：“我不听了。听得晕头转向的。”一面说一面就跑了。
写《萧红选集》序，像本文开头所述，我是不胜任的。现在病卧在床，无力把《萧红选集》通读一遍，更深的研究，更谈不上。就把这与萧红同志的三次谈话回忆出来，聊以充数。这些谈话，一面虽是言犹在耳，景犹在目；一面究竟也相去四十多年，不免有些记不完全了，但有地方，由于现在加了一些补充，或者反而比当时更完全了。
第一段，说明萧红虽然是我们大家公认的才女，她的著作，全是二十几岁时候写的。但要以为她是不学而能，未曾下过苦功，却是错的。这种错误看法，很容易阻碍青年学习写作。“我没有萧红那种天生的才能，学习写作就学不好。”这样一想就万事都休了。
第二段，可以看出萧红是怎样推崇鲁迅，尤其是鲁迅的杂文。她用了旧小说上的某些陈词滥调，简直像开玩笑似的。但那些陈词滥调经她一用，都产生了新意，而且十分贴切真实，而又未经人道。由此可以看出萧红对鲁迅，对文学艺术，乃至对历史社会，乃至对其他的人和自己的一些作品的看法来。
第三段，是我对萧红的作品的看法。之所以只谈到《生死场》，那是因为我当时只看过她的两本书：《生死场》和《商市街》。以后虽然也看过别的，也不毫无所见。但那是以后的事，不好把它混到这里来。好在《生死场》是她的最具特色，当时的影响也最大，也就是成名作，代表作。
这究竟算是《萧红选集》序呢？还是算对一个文友的逝世快四十年的纪念文呢？
1980年8月15日 北京邮电医院
选自《聂绀弩自叙》，周健强编，团结出版社，1998年1月
我和萧红在香港①
端木蕻良
1939年，重庆被日机轰炸越来越频繁，尤其北培，据说那里有个军火库，日本人总轰炸那里，萧红受不了了。另外又出一个隧道大惨案，这样，我想萧红在这儿要活不长了，因此决定离开重庆。我的原意要到桂林，那里已有不少朋友在，如艾青他们都在，而香港朋友少，海外情况又不了解。但萧红说，到桂林，然后再轰炸，我也受不了，这样就准备到香港。我事先跟华岗谈，当时他是《新华日报》副总编。他跟复旦文摘社的人谈过，其他人就基本没有通知，因为怕一传开国民党政府不让走。飞机票是托中央银行职员袁东衣买的，他现在是天津政协委员。
到香港后，后来艾青告诉我，我们去香港，胡风就给艾青写信，说随着汪精卫去香港，端木也去香港了。后来胡风发表的信中，说端木在香港安下一个“香寓”，这是何居心？当时作家的生活是疲于奔命，我们在香港还能建立一个“香寓”？所以后来就和胡风不大来往了。
到香港，我们工作量就大起来了。萧红对创作有一种宗教感情，她认为一切都要服从创作，既然到了香港，环境安定了，避开了轰炸，免去了负担。我们都年轻，都希望拼命写东西，但是香港的气候并不利于肺病。开始，我们并不知道肺病应在干燥气候下，在西安，那是高原地带，她的病就减轻了，而香港正适合肺病，这个，我们开始没有估计到，但也不能再回重庆，因此她肺病加重了。当时并没有注意这些，因为肺病不像别的病，没有太多症状。萧红身体本来就较虚弱，原来还喜欢喝酒、抽烟，和我结婚后，不抽烟喝酒了，身体比较恢复过来。在香港，创作紧，我在写《大时代》长篇，又写了很多稿子，供《大公报》、《星岛日报》，萧红也写东西，我又编《时代文学》，那时编刊物很费力的。柳亚子给我们介绍了几位大夫，一个叫李国基，很有名，但肺病不是几付药就能好的，另一个叫黄大维，也有名，也吃过他的药。他们都说主要是休息。中国人都是拖着病来干活，外国人眼光就不同了。史沫特莱来后说：“哎呀，你都这样了，还不到医院去赶快治。”她觉得我们住房条件、环境条件都很不相称，因此把萧红接到地哨号玫瑰园。萧红和她在一起，精神也比较愉快，有时我也去看看。但史沫特莱只是在香港等船。她说太平洋战争要爆发，劝我们也离开香港好，这样一是回重庆，二是到南洋。我们愿去南洋，史沫特莱给南洋朋友写了信，还介绍一位女士来过我们家，名字记不得了。对史氏的安排，我们也同意，但我们不知道战争会在珍珠港爆发。
史沫特莱在玫瑰园就要萧红去玛丽医院治病，那是香港最大的医院。医院当时对治肺病是打一种空气针，萧红对此非常不耐烦，一是对这种方法没有信心，二是对医疗方法很不喜欢。玛丽医院靠海，有一个大平台，上放着病床，病人为吸新鲜空气，就等于露宿了。这时医疗费由周鲸文支付，他的负担由于毅夫来担负。萧红几次说要回家来住。她这观念和外国人不一样，家里条件虽然不好，但仍愿意回家来住。我就跟朋友商量，认为要照顾病人情绪，于是就接回来了。但不久病情发展，仍要住院，于是又回玛丽医院。
一天夜里，玛丽医院打电话说萧红病危。那天正是12级台风，夜里就我一个人过海，这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当时奇怪，怎么会病危？前几天我还天天过海看过她。结果到医院，萧红在睡觉。她说：这么晚，你怎么来了？外面还刮台风呀。我找护士，护士说打错了电话，当时我很生气，医院对这个问题还搞错了？同时我也感到是一种不祥预兆。萧红看见我很高兴。
史沫特莱来港，她带来了新四军里的材料。有欢送她的诗歌和壁报、歌曲等等，她准备带回美国作为写书的资料。我问过她在美国的通讯地址，她说她在美国的家族已分散，就一个姐姐是洗衣服的，多年不见了，还要回美国后联系。另外，当时好多报纸、杂志都不登她的文章，好像只有一家德国报纸《法兰克福报》登她的东西。因此她走时留下十篇短篇小说，都是打字稿，我在《时代文学》发表了几篇。
史沫特莱回国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很快失陷，我们都无认真的思想准备，这时更感到史沫特莱有远见。南洋当然去不成了，跟史氏也断了联系。
史沫特莱把萧红的小说带给斯诺夫人，就是发表了那篇（是小说《手》——成按）。还带给《石太因》的作者辛克莱，他寄来一本书。他是搞和平运动的，那本书有他亲笔题名。我当时还未来得及细看，那封面是丝绒的，还有一个袋，他是在佛罗里达州竞选州长。那本书好像不是小说。斯诺夫人为《亚细亚》给我们来信约稿，还给萧红邮来200元港币稿费，未取出来呢，香港就失陷了。
战争一爆发，我和萧红就想趁日本人还未到香港，从九龙到深圳回内陆。当时《时代文学》有我一个助理编辑叫袁大顿，（他现仍在香港，前不久来过北京），他家在东莞，我们计划出九龙到东莞，万一出不去，可住他那儿。可是当时他已回家结婚（袁大顿是在12月6日，战争爆发前一天离港回家的——成按），原以为他会很快回来，所以也没留下地址。我们不会说广东话，脸型、习惯也不像广东人，若去找他，万一找不到，就暴露在外，这是很危险的。另外，日本人行动很快，没等我们动身，东莞已失陷，我们就困在九龙，涧上水乐道十八号，现是在恺悦大酒店。已能看到日本人的铁丝网。日本人步步逼近，我们就回到香港。先住在思豪大酒店，那是张学良弟弟张学明在那儿开的长期房间。当时空着，我们就住在那儿。不久，思豪大酒店中弹，人家都跑到地下防空洞，但萧红走不动，整个楼里只有我们两人。这样又得搬家，搬到哥罗斯达大酒店，但日本人一上岸，就把它接管了。这样，我们又搬了几次，等到25号圣诞节，港英政府投降与日本人签定占领和约，我就上街找医院，但都不营业。当时香港的港币，美金都不能用了，只有日本的叫军票，我们哪有军票？当时大街上到处都是兑军票的，一块钱最通用，十块钱就不行，香港叫税值。我找到养和医院，这是私营里最好的医院，玛丽医院是公家最好的医院。医院最好的大夫叫李树魁，只有他还在开业，我接触的是他弟弟李树培，现在大概不在了。这个人，后来我估计他就是要骗钱。因为当时最需要军票，因此他说，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房间，但不要美金港币，只要军票。当时我哪有军票？即使找朋友能借到金票，银行也冻结了。我连斯诺夫人邮来的稿费都取不出来。我得把这些钱都准备好，人家才允许萧红住院。特别是护士费，昼夜一个夜班要加25块钱。养和医院多半是外国护士，看护萧红的可能是个波兰人。
经检查，李树培说萧红肺气管里有瘤，要开刀，我知道有肺病的人开刀不易封口，我二哥他患脊椎结核，在协和医院开刀，结果在医院躺了八年，还是孟继想开的刀。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同意开刀，但李树培说，你是听我的，还是听你的！我们当然也要听大夫的。萧红说我：你不要婆婆妈妈的，开刀有什么了不起。但我有这个经验，我二哥那时还未起来床呢。可是萧红性格很倔犟，她自己签了字。她一签字，医院就不理我了。手术很快做好，我看手术流血不多，手术还是很利落的，就比较放心了，萧红被送进病房很快就恢复了，当时还很高兴，认为麻醉技术也高。但萧红对我说，她声音很低：“我胸疼，是不是我的胸？”我说：“对……”（语咽）这是，我又想起二哥的病，都是结核，但二哥还可以在北京协和的西山安静休养，可香港现在没有这个条件，大夫又……（哭泣）。到最后，医院说，我们束手无策了。这时你跟他们交涉没有用，一没时间，二没精力，我又找到玛丽医院，因为已经熟了，他们答应收留萧红。香港这时交通已断绝，从玛丽医院到城里来回80里路，有汽车是很方便，可当时就靠我一个人走路，萧红怎么送过去？我想找辆汽车。那时汽车都被日本人征用，要找汽车只有找日本人去。日本人也分两种，一种是军阀武士道，一种可能还有人道主义思想，如记者，万一有肯帮助我们的。当时只想快把车解决了，是什么后果就难说了，因为这样我就要暴露我的身份。我看到两个日本记者在用英语交谈，我就上前用英语说我是端木蕻良，不想他们知道，了解我的要求后，他们说好，于是一位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他带记者臂章，记不清是什么社了（这次南下，杜宣说是朝日新闻社的），反正是随军记者。他找来车，把萧红送到玛丽医院。玛丽医院很快就被军管，我又送萧红到法国医院，法国医院大夫非常好，我以前还记得他名字。后医院又被军管，法国大夫在圣士提反教会女校，设立个临时救护站，我问他萧红还有希望吗？他说：“在这个情况下，我很难说这个话，假使在正常的情况下，她是有希望的，我可以保证这点，现在这个情况，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维持现状。我尽量把现有的好药都拿出来，使出我最大本事。”这样使萧红维持了一段时间。
这期间，那位日本记者表现很不错，我就问他名字，叫小椋，在萧红最后的时际，他也去看过萧红。他也说，看萧红这样，希望不大了。我说都是养和医院开刀缩短了她的寿命。他说，不是开刀，也活不很长。我想至少能维持几年，他这么说无非是想减少战争的罪恶。但他本人还是帮了一些忙。萧红一死，我就把那个日本记者甩掉了。
萧红临死有这样的一个遗言：要葬在鲁迅墓旁。但当时情况做不到，我说只有将来办到了。她说：那你把我埋在一个风景区，要面向大海。这样我选定了香港风景最好的浅水湾。骆宾基根本不了解这情形。当时日本人军管，死人很多，都是乱七八糟地埋在一个公墓，我当然不能让萧红埋在那里，将来根本无法辨认，成了万人坑了，日本人就搞这种万人坑嘛。我去找管理的人，他也是高级知识分子，懂英文，我用英文跟他说，他很高兴，他问葬在哪儿，我说葬在浅水湾，他也不知浅水湾是哪里，因为那里根本不能葬人，但他批准了。我当时没有用他的车子，要甩开他们，我是抱着骨灰瓶走去的。
我想立墓碑在当时没有条件，就找了一块木板，写了“萧红之墓”。当时连锹都没有，是用手或拿石块挖的，那是人家的一个花坛（在当时的丽都酒店前方——成按），面向大海，路上一个人也没有。埋她，我心里很不放心，我知道香港是一定要收回的，但这个墓会不会保存呢？将来英国人是不会保存这个墓的，因为这不是埋人的地方。因此处理骨灰时，装了两个骨灰瓶。那时候，买不到骨灰盒，是敲开古玩店的门，买的古玩瓶，一个埋在浅水湾，一个后来埋在圣士提反女校中。
浅水湾埋了萧红后，我住到香港大学文学马纪明（又叫马，香港大学的教授——成按）家里，他对我很好，劝我在他那儿住，恢复一下。他家住半山，我把另一只骨灰瓶也带去了，在中国来讲，这是犯忌讳的。我想这个骨灰瓶要找一个不同于浅水湾的地方，这样毁了一个，还能保存一个，因此把它埋在圣士提反女校。
在战争前，我和萧红都不认识骆宾基，一天，忽然一个电话，说他是骆宾基要见我，我看过他的《边陲线上》，知道这个名字，就到旅馆看他。他说他在香港没着落，要我安排他。我就安排他到周鲸文的《时代批评》社里。有了吃住的地方，我又问他有无稿子，我给他发表，好拿稿费维持生活，他拿一个《人与土地》，这样他的生活解决了。战争中，他想回内陆，我想此时找一个人照顾萧红很困难，水电交通都断绝了，旁边没有一个帮手，很困难，当时他住香港，我住九龙。他打电话与我告别，我就打电话请他留下帮忙。这以前是我带他到我九龙的家，他才第一次见到萧红。萧红死后，我们一起回的澳门，而不是像他说的，你先走了，他后走了（当时还有于毅夫留下的王福时同志陪端木他们一齐走的——成按）。我们坐的日本船“白银丸”号，我们买的票是去广州湾，但那儿已被日本人控制。澳门有画家黄新坡，我南开中学的老师田聪，我们在香港见过面，所以是从澳门下船，辗转回到内地。
选自《端木蕻良文集》第七卷，北京文艺出版社，2009年6月
端木与萧红（节选）
钟耀群
一、上海初见
由于战火迅速蔓延，上海一些文学刊物都被迫停刊。这时胡风准备筹办一个刊物，便约端木参加。当时到会的有艾青、萧军、萧红等十来个人。这是端木第一次见到萧红和萧军，因为都是东北人，很快就谈到一起了。尤其萧军是辽宁省的，关系就更近了一层。当萧军萧红知道端木到上海已经一年多了，萧红便睁着一双大眼睛奇怪地问：
“我们怎么没听到老胡说起过你呢？要不我们早该认识了。”
端木笑了笑，没有吭气，同时接过萧红为他端过来的茶。
在会上，胡风提议刊物的名字就叫《抗战文艺》。萧红不喜欢这个名字，便说：“这个名字太一般了。现在正‘七七事变’，为什么不叫《七月》呢？用‘七月’做抗战文艺活动的开始多好啊！”
端木听了，很同意这个意见，心想，萧红不愧是北方女性，有一股质朴豪迈的味道。不过看到她老练吸烟时的样子，又想到这大概就是女作家的派头。之后，端木在胡风召集的组稿会上，也还见过萧红一两次，不过萧红不主动找他讲话时，他是不会主动找别人说话的。
二、小金龙巷
没过多久，萧军萧红为了办刊物方便，便搬走了。临走的时候，萧红笑着对端木说：
“我们走了，没人给你做饭吃了，看你怎么办？”
端木笑着说：“我有煤气炉，下面条吃还是可以的，饿不死。”
萧红还想说什么，萧军在外面喊她，她笑着打了端木一下就跑出去了。
……
萧军和萧红虽然搬走了，但也常来，有时是两人一起来，有时是萧红独自来。一次，萧红来看端木，来了就笑端木的脏乱差，边说边顺手帮他理一理。萧红见到毛笔、墨盒和纸，高兴地铺在桌子上又写又画起来。端木这才知道萧红也是学过画的。因为端木小时也学过画，很自然地谈到一些对画的看法。谈得晚了，萧红要端木出去吃饭，端木正赶写一篇稿子，便说在家吃，要萧红尝一尝他下面条的手艺。
萧红兴致很高地说：“今晚月亮那么好，还是出去吃吧，我请客。”
端木看了看窗外，月色确实不错，便和萧红一起出来了。挑了一处江边的小馆子，坐在靠窗边的桌子，要了两个菜和些零吃，边吃边聊，从手头的创作谈到各自的理想。萧红只想能有个安静的环境写东西。当个好作家，这是她最大的愿望。端木仍想当战地记者，只要有机会，他就走这条路。萧红听了直摇头，说他那样的身体根本不是那块料……这顿饭吃了足足有两个小时。回来路过一座小桥，萧红拉着端木在桥上看了会儿月亮。
萧红依着栏杆，轻声念道：
“桥头载明月，同观桥下水……”诗明明没完，但却不念下去了。端木觉得萧红有些兴奋，便说：“不早了，咱们回去吧。”
萧红说：“好吧！”便挽着端木的胳膊往回走了，走到小金龙巷口，萧红说声“再见！”便转身回去了。
有一次，端木出去办事回来，看到桌上铺着纸，在一些行书草书中间，很明显地题了几句诗：
“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最后一句重复练习了好几行。
端木知道萧红又来练过字了。不过她引用张籍的诗，没引全。
有时萧军过来也到屋里来，提起毛笔在毛边纸、报纸上挥挥洒洒地练字写诗。有一次边题、边念出声来：
“瓜前不纳履，李下不整冠。叔嫂不亲授，君子防未然。”
还写了“人未婚宦，情欲失半。”八个大字。
萧红见了，笑道：“你写的啥呀？你的字太不美了，没一点文人气！”
萧军瞪了她一眼：“我并不觉得文人气有什么好！”
由于外屋胡风他们在讨论问题，把他们三人叫出去了，也就没有争论下去。但萧红走到外屋，偏偏挤在端木旁边坐下，端木不得不往那边挪一挪。萧军却靠在门口，歪着脑袋看着他们。
端木那时一心扑在创作上，只想写出好作品来，对这些迹象就没往心里去。
三、在西安
在西安，他们住在八路军办事处大院。端木、萧红、田间、聂绀弩等分住在高台阶上一排屋子里。
一天下午，塞克兴冲冲地抱来几根树枝，告诉端木，这种木头作手杖最好，有弹力，不易折断，并掏出小刀，边说边刮。端木也挺有兴趣，在院外石堆中找到一块玻璃碎片，也来刮木棍。
塞克对端木说：“你穿马裤马靴，拿一根马鞭，再合适也没有了。”
二人正干得欢，萧红在屋里听到外边的欢笑，放下笔也走了出来，看见他们在削木棍，过来拿起树枝看了一下，笑着说：
“这树枝再好，也没我的好！”说罢，转身入内，不一会儿，拿出一根竹子做的小棍来。这小棍二尺来长，上面有许多节，光滑嫩黄，确实很精致。
萧红用小棍轻轻敲了一下端木问：“怎么样？”
端木接过小棍，轻轻闪了两下说：“确实不错，这是南方才有的竹子，北方哪有这样精致的东西？”
萧红高兴地说：“对喽！就是从南方带来的，我一直放在箱子里，从没拿出来过。”
聂绀弩、田间听到外面说话，也出来了，看到小棍，也不免讨论了一番。塞克和端木尽管做两根小棍，而比起萧红那根小棍还是逊色多了。但毕竟是自己劳动的成果，也还是挺喜欢的。
傍晚，他们各自拿着小棍散步的时候，端木有些恶作剧，拿着自己的小木棍，乘萧红不备，轻轻地敲打了一下她拿着的小竹棍，小竹棍应声就掉在地上了。
端木笑着说：“你那漂亮的小棍，还是没有我们的结实吧？”
萧红捡起小竹棍笑着说：“我就不信，我这棍儿没你的结实！”边说边拿着竹棍向端木手中的棍儿打将起来。
旁边的塞克、田间、聂绀弩等都笑着看他俩的“棍仗”。没想到端木手中的棍儿，被萧红的竹棍狠狠一击，断裂了。
萧红得意地大笑：“怎么样？还是我的结实吧？”
端木也笑着说：“好！我辛辛苦苦削成的棍儿被你打断了，你得赔我！”
萧红说：“你不是说你的棍儿结实吗？”
端木说：“这么着吧，把你那根小棍送我吧，就不要你赔了！”
萧红还没回答，聂绀弩在旁冷冷地说：
“萧红这根小竹棍儿，我早就向她要了。”
萧红听了不觉一愣，但马上说：“这么着吧，我把这小棍儿藏起来，明儿早上你们到我屋里来找，谁找到就送给谁。”大家说好，一边笑着，一边向宿舍走去。
第二天一早，萧红到端木屋里悄悄对端木说：“我的小棍在门背后，就看你找不找得到了。”说完就笑着走出去了。
吃罢早饭，聂绀弩叫着端木，一起到萧红屋里找棍儿。
聂绀弩直奔萧红的皮箱，端木却用眼睛扫了一下门后，见墙犄角除了扫把外，什么也没有。心想没准萧红在“涮”他。但看到门后钉子上挂着萧红的外衣时，便沉住气了。
这时，聂绀弩翻完了萧红的箱子，又准备翻萧红的床。
萧红笑着说：“别乱翻，不在床上。”
而这时，端木却伸手在萧红外衣下面摸到了那根小棍儿，高兴地叫着说：“小棍儿在这儿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这以后，端木穿着茄克马裤马靴，头上戴着船形小帽，这小竹棍儿的马鞭，就几乎从未离过手。有的人看着他这副装扮，觉得没什么，可有的人看了就觉得很不舒服。加上他不爱理发，又很少主动找人交谈，一味沉浸在他创作的天地里。
在上演话剧《突击》时，端木、萧红、聂绀弩、田间等，也在台下看戏，正看得入神，一位战地服务团的人来把萧红叫走了。直到戏快结束时，萧红才从后台走出来。在回宿舍的路上，萧红告诉端木说，丁玲出了点问题，很快要回延安去，整个服务团还留在这儿。
端木听了高兴地说：“那我们可以和丁玲一起去延安了？”
萧红却半天没有回话，到了驻地，才低低地说了一句：“听说萧军已经到延安了。”没等端木回话，就到自己屋里去了。
在西安这段时间，萧红似乎比以前快活，显得自由自在。和别人交谈，虽然有时争论得也很激烈，但没有赌气、逞强的味道。和端木接近得更多了。常常主动找端木谈创作，谈她想写的题材，以及对写作的看法。也谈她的身世，她的祖父、她的有二伯……
端木觉得萧红想象力非常丰富，不论看到什么，都会引发她一些联想。有一天晚上，他们几个人从外面回来，不知是谁拿着手电筒在前面边走边照路，萧红看到手电筒射出圆圆的光，便对端木说：
“你看，那手电筒射出的光，像不像海蜇在海里浮游？”
端木看了说：“像！”但心里却想刚才谈论的根本与这一点关系也没有的事，她的思想怎么一下就转到海蜇上去了？从而觉得她的联想力特别丰富。端木认为，只有想象力特别丰富的人，才能写出好作品来。
丁玲有事要回延安，聂绀弩约萧红、端木和他一起随丁玲去延安。但萧红因为知道萧军已经去了延安而坚决不去，并且要端木也别去。本来极想去延安的端木，也就没去。
西安名胜古迹很多，端木最爱去的地方是“碑林”。尤其爱在《三藏圣教序碑》前观赏琢磨。因为端木知道这是唐代和尚怀仁从王羲之遗墨中选集的字书写而成的，内容是唐太宗为唐僧玄奘法师译佛经所作的序文，和太子李治作的记；以及玄奘写的谢表及心经，所以统称《三藏圣教序碑》。 端木从小就喜欢王羲之的书法，这回到了西安，便要欣赏个够了。萧红知道了，也要和端木一起去欣赏，并要端木讲解。因为：萧红也爱书法。端木讲起这些问题，也和他写东西一样不落俗套，深入浅出，有他自己独特的理解，时时夹杂一些诙谐的语言，使萧红很爱听。两人常常乐而忘返。误了吃饭时间，就在街上吃小吃。萧红特别爱吃西安街头的粉皮儿，而且爱放很多醋。端木发现她特别爱吃酸的，还开她玩笑。和他俩常在一起的还有塞克、王力等。他们都喜欢在一起聊天，无拘无束地谈论问题。
不久，丁玲、聂绀弩从延安回来，没想到萧军也一起来了，这是萧红没有料到的。大家一阵欢迎之后，端木回到自己屋里，准备写他正在写的文章。
萧红走了进来，端木转过身看见她一副情绪低落的样子，便问：
“你不舒服吗？”
萧红还没有回话，萧军就大踏步地走了进来，完全一副“家长”的气派，粗声粗气地对萧红和端木说：
“萧红，你和端木结婚吧！我和××结婚！”当时端木屋里还有一架破钢琴，萧军说完还用手在琴键上打了一下，发出“当”的声音。
这一阵旋风，把端木和萧红都刮愣了，待缓过气来，萧红生气地说：
“你这是什么话？你和谁结婚我管不着，我和谁结婚难道要你来下命令吗？”
端木也生气地说：“你也太狂妄了！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人了？”
萧军怒冲冲地说：“我成全你们不好吗？”对着端木说：“瞧瞧你那德性！”
端木也怒冲冲地站起来说：“你想干什么？你怎么随便侮辱人！”
萧军说：“我就是要好好教训教训你这小子！”
萧红看萧军那架式是准备打架，急忙插了过去，推着萧军说：“走！走！咱们有话到外边说去！”连推带拽地就把萧军拽出去了。
端木极不平静，没想到突然来了这一阵风暴。他想到和萧红这些时的交往，可以说是志同道合，都欣赏彼此的才华，很谈得来。萧红虽是有夫之妇，萧军虽有过对不起萧红的地方，脾气粗暴，使萧红有时感到很痛苦，尽管萧红不止一次在他面前说起过，但他俩毕竟是患难与共在一起生活了好几年，两口子吵架是常事。他从来都是把萧红当姐姐样地对待。萧红对他好，关心他的生活，他也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端木从小就在女性无微不至的关怀下成长的。但现在萧军突然说出了要他和萧红结婚的话，这说明他和萧红要彻底分开了。他们真要彻底分开，他自己能和萧红结婚吗？……
那时，端木还从未考虑过要结婚的事，虽然他母亲一直在关心他的终身大事，有时他为了使母亲放心，也想为母亲找一个妻子，安慰她老人家。但现在是战争时期，却是从未考虑过要结婚的事。现在，目前的现实，却迫使他不能不考虑这个问题。他知道萧红一直都很关心他，彼此也确实相投，但还没有达到恋爱的程度。自己是退出来，还是听其自然？……真是辗转不能成眠了……
这时听到萧红屋里萧军和她争吵的声音，时而大，时而小。他们之间的火山爆发了。
第二天，端木看到萧红的眼睛是明显哭过的，而萧军仍然是一副毫不在乎的架式。
这一天，萧红没有到端木屋里来找他，见到他也没像往常一样有说有笑地打招呼。在这种情况下，端木也没和她打招呼，吃了饭就回自己屋了。但思想里是极不平静的，坐在桌旁，对着铺开的稿纸，一个字也写不下去。……
这时，萧红悄悄地进来了，站在端木背后，轻轻地说：“端木，我们出去走走吧！”
端木站起来说：“好！”顺手戴上他那小船帽，拿了围脖，就和萧红一起出来，慢步向公园的路上走去。
足足有半个小时，谁也没说一句话。往常萧红总是主动挎着端木的胳膊，今天却没有挎他，只是两人并排默默地走着、走着、走着……
到了公园门口，端木犹豫了一下，意思是征询萧红是到公园去，还是不到公园去？
萧红却连看也没看他一眼，就进了公园了，端木当然立即紧跟在后面。
萧红走到公园树丛密集的地方，突然停下脚步，转过身来拦着他，两眼直直地看着端木说：“我和萧军彻底分开了，我将他给我的信全部还给他了。我向他索取我的信，他却不给。他力气大，我也抢不过他，只有随他去。”
端木沉默了一下，慢慢地说：“这么说，你自由了！”
端木说完这话，以为接着而来的是萧红爽朗的笑声。殊不知接着而来的却是萧红掩面痛哭。
这下可把端木哭慌了，从来没有主动碰过萧红的端木，急忙过去扶着她的肩膀问：
“怎么了？怎么了？”
萧红一语不发，索性扑在端木怀里更加伤心地哭了起来。
端木生平还没有碰过女人哭倒在他怀中的事，更是慌乱不堪地拍着萧红的肩膀，连连地说：“别哭，别哭！怎么了？怎么了？”
萧红哭了一阵，猛然抬起头，坚决地说：“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端木问：“什么事？”
萧红退出端木的怀抱，往后站了两步，睁着一双大眼睛定定地看着端木说：“我和萧军有孩子了。”
端木一时转不过弯来：“有孩子？”
萧红死死盯着端木的眼睛，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我已经怀了四个月的身孕。”
端木直觉地问：“萧军知道吗？”
萧红：“当然知道！”
端木惊诧道：“那他还要你和我结婚？”
萧红仍毫无表情地死死盯住端木的眼睛说：“是的！他就是这样的人。”
端木不自觉地喊了一声：“天哪！”便不顾一切地扑过去，将萧红紧紧搂在怀里，气得全身发颤地说：“你，你怎么能和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啊……”
萧红依在端木怀里，更加痛哭起来。
萧红起先一直担心将自己怀孕的事告诉端木，端木会拒绝她，没想到端木不但没拒绝她，反而同情她，紧紧拥抱了她……
端木第一次尝到了亲吻的滋味……
他俩手挽手地轻松愉快地回到驻地。
萧军和萧红分开的消息，驻地的同志们、朋友们都知道了。萧红和端木也就坦然地在一起了。
萧军似乎还不甘心，常常手头拿一根大木头棒，走在萧红和端木的后面。有一天晚上，萧军突然踢开端木的房门，探头往里面看了看，气凶凶地说：
“走！端木，我们去决斗！”
端木看着这位心甘情愿地把怀孕的妻子双手送给别人的汉子，又来找人决斗，简直理解不了。只得站起来说：
“到哪儿去决斗？”
萧军：“到城外去！”
端木：“证人呢？”
萧军大声说：“用不着！就我们两个！”
他的声音被住在那边屋的萧红听到了，便急忙走了过来，厉声说：
“萧军！你耍什么野蛮？这里是八路军办事处，不是其他地方，你这种宪兵作风还是收起来吧！我告诉你，我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你要把他弄死，我也把你弄死！我是说话算话的！这一点你应该知道！”
没想到萧军看了萧红这副架式，“哼”了一声，倒转身走出去了。
萧红恨恨地说：“这种人就得这么对付他！”
接着，萧红和端木商量定：萧军要去延安，他俩就回武汉，萧军要去武汉，他俩就去延安。后来萧军决定随丁玲去延安，端木和萧红就回武汉了。
四、结婚—武汉
端木和萧红1938年5月下旬，在汉口大同酒家结婚。主婚人请了端木三哥未婚妻的父亲刘镇毓（号秀湖），还请了胡风、艾青等文化人士，再就是刘国英和她的武汉大学同学。
刘老先生首先举杯，以主婚人的身份致祝词，并感谢大家的光临，众人也频频举杯祝新人幸福，白头偕老！刘国英坐在胡风旁边，胡风还时不时和她们开玩笑，为她夹菜。
当时，端木和萧红并不想为婚礼来个大大的操办，只是想在亲友面前表明一下他俩的关系。端木从来的观点是，两人既要在一起共同生活，那就首先应该结婚，明确关系。这一点，萧红也是同意的。
当晚，送走主婚人及客人后，两人回到二楼包的头等房间，一张锃亮的大铜床，紫檀木的梳妆台，在红宫灯下也熠熠生辉。他俩从大镜子里，看到自己，看到对方，都是闪亮的眼睛，白里透红的脸庞……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了。
当他俩洗了澡，换上睡衣，躺在床上，熄了灯以后，端木可有点犯愁了：他活到二十七个年头，也写过小说，但真正接触女人，还从来没有过。同时，他想到，女人在怀孕的时候，是不能发生性关系的。皇帝有那么多妃子，据说也有这个原因。小时，母亲怀小妹妹了，父亲就不来和母亲睡觉了，说这是“胎教”。他一边抚摸着怀里的萧红，一边喃喃地告诉她这些想法，问她知不知道这些“古训”？
没想到萧红听他说完，更加紧紧地搂着他、亲他，庆幸地说：
“我可遇到一个懂礼的人了，我的亲人！我的兄弟！……”说着说着，不由地又哭了起来。
端木惶恐了，忙搂紧说：
“说得好好的，高高兴兴的，怎么又哭了呢？亲爱的！”
萧红抽咽着说：“我想起在哈尔滨快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
端木用嘴堵着她的嘴说：“别想了，别想了，过去的事想它干什么？挑愉快的想，想我们今后怎么好好生活，好好写东西！”
五、教授家属·女作家—在重庆
端木和萧红的小家，就是北碚黄桷树镇复旦大学教职员宿舍的“秉庄”，一栋两层楼房的楼下。当孙寒冰和贾开基知道萧红已回到重庆，身体也好时，便到家来看萧红，并且邀请萧红也能在复旦大学担任一两节文学课。
没想到萧红连考虑也不考虑地一口就回绝了。使得孙寒冰和贾开基几乎下不了台。端木虽然也不会“圆场”，但他还是说和萧红再商量商量。待孙寒冰和贾开基走后，萧红说：
“我怎么能去教书？教书必得备课，还要把讲义编好。这和写小说散文不一样。讲课时间长了，就会变成‘学究’，要搞创作也只会写‘教授’小说了。有人写小说，就有学究味儿，我不教书，还是自由自在地搞我的创作好。”
端木知道萧红崇尚的就是自由，觉得她说得也对，就再没有提教书的事了。
萧红笑着说：“有人巴不得到大学去教书呢，我可不稀罕什么教授头衔。”
端木笑着说：“不去就不去吧，干吗把矛头对准‘在下’呢？”
萧红咯咯地笑着说：“我现在是教授家属，否则连住的地方还没有呢！”两人高兴地笑作一团。
这段时间，重庆的局势也很危急，敌机随着逃难的人群轰炸，5、6月间更是变本加厉。听说北碚有个什么兵工厂还是弹药库，敌机经常来炸。端木和萧红忙于写作，对警报声常常置若罔闻，总是同事们来敲他们窗户，要他们快走，才夹着稿子走出来。有时就在山坳摆的小茶摊上边躲警报边写作，或是在山坡旁的大树下靠着，把纸放在膝盖的硬板上写作。因为敌机有时就在头上盘旋，既不投弹，也不飞走，使人烦躁不已。
端木与萧红都有些支撑不住，便想离开重庆。那时艾青已经去了桂林，端木就和萧红商量，是不是也去桂林。
萧红不赞成去桂林，说在那儿也免不了遭到敌机轰炸，不能安定写作，她说不如去香港，那里《大江》正在连载，有稿费，至少生活不成问题。
端木也觉得对，但也考虑到内地抗战正热火朝天，去香港是否合适。
萧红觉得一个作家能写出作品来，就是对抗战的贡献，其他都不是主要的。
为了听听有关同志的意见，端木和萧红决定去找《新华日报》前主编华岗同志。
华岗正在重庆乡下养病，同时编写《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他很高兴端木、萧红的来访。他分析了当时的抗战形势，还是赞成他俩去香港的。他说香港的文化阵地是很需要人的，不是没事干，而是有许多事要干。不过经济方面要有保证。他告诉他们，香港的生活各方面的消费比起内地来都要高得多。
萧红告诉他，端木和她在香港报纸上都有一些文章发表，估计生活是不成问题的。
华岗放心地说：“那你们就去香港。”
六、香港
1940年1月18日，端木从萧红那里拿了买飞机票和兑换港币的钱，到袁东依那里换到港币和两张飞香港的机票，除告诉了几个好友外，就和萧红于19日飞香港了。
他们在九龙金巴利道纳士佛台找到一间相当大的楼房，向南，前面直通一个大阳台，空气很好，对萧红的身体大有好处。房主人是一位能说几句普通话的年轻小姐，她的家人都到西沙群岛做买卖去了，室内家具都是现成的。
端木和萧红刚刚安顿下来，准备出去熟悉一下周围的环境，真是“鬼使神差”，戴望舒不知从哪里跟踪到他俩，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首先自报家门：“我是戴望舒！”尽管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但却像多年老友一样亲切地融和在一起了。他们一起出去吃了饭，约好次日一早，戴望舒来接端木和萧红到他的住所去。并告诉他们，报上要发他们到港的消息，文协分会准备开欢迎会。香港这块文化园地，太需要外来的春雨了。
次日一早，戴望舒来接端木与萧红。他家住在薄扶林道香港大学网球场对面的山坡上，是座背山临海的三层楼房，四周树木环绕，屋旁有小溪，远处还有一线飞瀑。戴望舒告诉他俩，他将住处取名“林泉居”。
端木微笑地说：“贺知章《题袁化别业诗》中有‘生人不相识，偶坐为林泉。’名字取得太贴切了。”
戴望舒高兴地为他俩详细地介绍左邻右舍国籍与身份，有的是作家，有的是诗人，有的是教授，都是和笔杆子打交道的。戴望舒和夫人穆丽娟、女儿同朵朵住二楼，很宽敞，他极力欢迎端木和萧红搬到他们这儿来。戴太太也热烈欢迎他们来同住。
端木与萧红也觉得环境非常好，他们到香港的目的也是要找一个安静的环境写东西。“林泉居”是再合适也没有了。但不巧的是，端木风湿病又犯了，出入“林泉居”要走一段不短的山坡小路，加上刚刚在金巴道纳士佛台租了房子，马上就搬也不太合式。因此，萧红看看端木，对戴望舒夫妇说：“还是过一阵子再说吧。 ”
没多久，孙寒冰来港办事，告诉端木，大时代书店隔壁已腾出了房子，同在尖沙嘴金巴利道纳士佛台，是三号，希望他和萧红能搬过去，对编“大时代丛书”有许多方便。萧红因对房东小姐不喜欢，立刻就同意了。
1940年春，由于孙寒冰的关系，端木和萧红搬到九龙尖沙嘴金巴利道纳士佛台三号二楼，一间不到二十平米的房间，房间对面是《经济杂志》主编许幸初的办公室。许幸初不常来上班，即使来，也坐不了多久，处理一下事务就走了。有电话可以使用，有朋友来，还可以在他办公室接待，就像是他们的客厅一样，非常方便，端木和萧红都比较满意。还请了一位计时保姆，按时来打扫卫生。尽管生活不太富裕，但在小窝内也其乐融融。
屋里放了一张大床，一张大写字台，仍然是两人相对而坐，各人铺摆自己的稿子。
端木写作时，一时想不起用什么词确切，常常会直愣愣地盯着前面看。
萧红坐在他对面，低头专心地写着、写着，偶一抬头，见端木盯着她看，不禁娇嗔地：
“你看什么呢？”
端木猛地回过神来：“我什么也没看呀。”
萧红不依地：“你坏！你明明是盯着看我来着！”
端木也调皮地笑着：“我自己的老婆还不让看呀？”
萧红不饶地拿着笔伸过手来敲了一下端木的脑袋：“我不和你面对面的坐着写东西了！”说着就要搬挪稿子。
端木忙按住：“别搬，别搬！我不看你还不行？”接着，身子往后一靠说：“我在想，你这部长篇应取你家乡一条河作名字，什么‘泥河’、‘土河’都不合适！”
萧红想了一下说：“我家是呼兰县，县里有一条河，叫呼兰河。”
端木听了，高兴而肯定地大声说：“好！你这部长篇，就叫《呼兰河传》。从你童年写起，就像呼兰河一样涓涓流过，你跟着这涓涓流水成长……多美！”
萧红也高兴地说：“好！就叫《呼兰河传》！”
端木乘机：“那，请我去吃一顿，犒劳犒劳我！”
萧红起身拿了钱，转身又赏给端木一个“响吻”，高高兴兴挽着他就下楼上小馆去了。
1940年2月，中华文协香港分会在大东酒店举行会餐会，邀请端木和萧红介绍重庆开展抗战文化的情况，萧红谈到重庆文化食粮还是很缺乏的，香港应该多往内地输送。“三·八”妇女节时，廖梦醒还约请萧红参加纪念会，谈女学生和“三八妇女节”问题；《大公报》“学生界”栏目，还聘请端木、刘思慕、许君远、李纯青等担任“每周创作研究”指导。在端木指导下，黄涛的文章发表在“学生界”上，同时附有端木指导的意见，对学生文学创作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颇得学生好评。学生反映《大公报》开辟的“学生界”，在每周创作研究的先生指导下，才成了真正的学生园地了。4月中，端木和萧红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第二届年会，端木被选为候补理事，和施蜇存一起负责文化研究班的工作，还应邀参加岭南大学组织的“艺文社”，谈抗战文艺的一些问题。
端木和萧红都热衷于创作，不愿出去参加什么活动。但宣传抗日的责任又迫使他们不得不去参加。他们到香港后，不用跑警报，不用担心逃难，觉得比较平静，思想里早就酝酿要写的题材，就像开了闸的水一样奔流出来。他们白天出去参加活动，晚上就开夜车写文章，彼此把自己的时间挤得满满的，忙得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彼此的体质又都不好，有时端木白天要参加各种会，常常早上出去，要到深夜才能回来。萧红独自在家写东西，广东保姆的语言又不通，常常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觉得有些寂寞。她常和端木说，还不如回内地好。
端木也觉得香港尽管目前没有战争，但和抗战气氛热气腾腾的内地比起来，也还是有些孤寂的。5月得知重庆大轰炸，孙寒冰不幸遇难，端木和萧红深为悲痛，端木写诗文痛悼这位为抗战文化事业奔波不辞辛劳的战友，更加深了要回内地的念头。但往哪里去，这是得考虑好的。
萧红说还是写信和华岗商量商量好。端木就要她给华岗写信。没想到很快就接到华岗回信。信中说香港也非久留安居之地，因之，端木和萧红仍在考虑往哪儿去的问题。
这期间，端木的长篇《新都花絮》、《蒿坝》（出集时改名《江南风景》）、萧红的《呼兰河传》、《后花园》等长短作品，分别在《星岛日报》“星座”、《大公报》“文艺”、“学生界”、“文艺综合”等报刊连载。
1940年6月，香港文协筹办纪念鲁迅先生诞辰六十周年大会。杨刚来找萧红，对萧红说：
“只有你见过鲁迅先生，只有你才能形象地将鲁迅先生搬上舞台，你来写个剧本，我们排了演出纪念他。”
萧红从未写过剧本，不知从何下手。
端木也觉得话剧不易体现。鲁迅先生要在台上说话，除了他演讲，其他的场面说什么呢？
这可难坏了萧红……
端木猛然想起他在南开上学时，曾经看过一位外国哑剧大师的表演，不如用“哑剧”的形式来写鲁迅先生。他马上把这个想法告诉萧红。
萧红高兴地说好！但具体怎么写，也还是没法下笔。
端木看着萧红发愁的样子，禁不住怜爱地自告奋勇，要萧红提供素材，由他来起草。不到两天时光，他就将提纲写出来了，两人再互相研究、补充后定稿。
端木的终生遗憾是没有见到鲁迅先生。但送葬时，鲁迅先生遗体上盖的“民族魂”却深深印在他的脑海中。因此，哑剧写成后，他脱口而出，说应以《民族魂》命名，萧红很赞成，第二天就向杨刚交卷了。
杨刚接到剧本很高兴，看后，硬要端木来扮演鲁迅先生。
端木从未演过戏，这突如其来的任务，实在接受不了，多亏萧红帮他解了围说：
“端木化起妆来不会像鲁迅先生，他演不合适。”
当时唯一见过鲁迅先生的“权威”说话了，杨刚这才作罢。
事后，端木好一通感谢萧红，因为杨刚当时那架式，是非要端木扮演鲁迅先生不可的。
1940年8月3日，香港文艺界联合举办纪念鲁迅先生诞辰六十周年大会，萧红根据鲁迅先生自传，在大会上介绍了鲁迅先生生平事迹，晚上演出根据哑剧《民族魂》编排的大型节目及话剧《阿Q正传》等。演出结束后，萧红还上台参加谢幕。
10月19日，端木与萧红又参加鲁迅先生逝世四周年纪念会。
10月21日—31日，《民族魂》以萧红的名义在《大公报》副刊连载，结束时，附作者的话，也是端木手笔：
“鲁迅先生一生所涉至广，想用一个戏剧的形式来描写，是很困难的，尤其用不能讲话的哑剧。所以这里我取冷处理的态度，是用鲁迅先生的冷静、沉淀，来和他周围世界的鬼祟跳嚣作个对比。”
同时，端木的《略论民族魂》也在《星岛日报》“星座”上发表。
11月4日《星岛日报》“星座”刊登启事：“《论阿Q》因被有关当局检删太多，不能成篇，只得中止。”
端木写了一些介绍鲁迅先生及鲁迅先生作品的文章交给戴望舒，但到了有关部门审稿处，常常被删去一些字句和段落。遇到这种情况时，戴望舒尊重作者，总是将开了天窗的稿子送来给端木过目，端木同意才发稿，如不同意，就撤下来。有时为了向读者揭露审查者，干脆连着“天窗”一起登。但是这篇《论阿Q》已被删得不能成篇了，所以就以“登启事”的方式告诉读者书报检查已到了何等程度。其实也就是一种斗争的方式。
1940年11月前后，端木和萧红结识了“国兴社”社长胡愈之。通过胡愈之的介绍，又与江北民主运动活动家周鲸文相识。周鲸文是香港颇具影响的杂志《时代批评》及时代书局的主人。他相当器重端木与萧红，马上就和他俩商议，由他出资筹办大型文学刊物《时代文学》。同他和端木任主编，他只挂个名儿，实则完全由端木负责。与此同时，筹建《时代妇女》杂志，请萧红任主编。周鲸文话刚说完，萧红立即说她身体不好，不能干。
周鲸文微笑地说：“什么事也不要你干，只要你挂一个名，具体事都由下面人来干，甚至审稿也不用看。”
萧红是从不图虚名的，仍然坚决不干。
周鲸文自找台阶，婉转地说：“那就请萧红女士再考虑考虑吧。”接着就和端木商议筹办《时代文学》的具体事宜。
周鲸文具有典型东北人的性格，豪迈，讲义气。从他主办刊物《时代批评》的名字上，就知道他毕生追求的是什么了。他和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是好友。他在香港丰山有一幢房子，经常请朋友到家里喝咖啡、饮茶、聊天。朋友有困难，即解囊相助。爱结交文化界朋友，早就看过端木、萧红的作品，一旦结交，便引为知己。常请他俩到家来饮茶、便饭。他的夫人也很好客，总是热情接待。他的小姨妹见了作家，更是问长问短，盯住不放。这年圣诞节前夕，端木和萧红买了礼品，准备送去周家，临出门，戴望舒送“小样”来。因为等着发，端木要留下看稿子，就由萧红独自送去了。
端木到香港后，在写稿、编《大时代丛书》的同时，能按照自己的意愿编《时代文学》这样一种纯文学刊物，是很高兴的，他的抱负和才华能够有施展的地方。他首先想到的是要将世界著名人物的头像，绘在每期目录上面，向读者介绍。第一位就是鲁迅先生，然后是高尔基、萧伯纳、茅盾、左拉、果戈里、伯林斯基、恩格斯、歌德、海涅、普希金、华盛顿·欧文、契柯夫、萧洛霍夫……这些世界名人头像，要找画家画，首先得有资料。
香港是个商业城市，寻找进步文化资料，是很困难的。萧红也在为他想办法、出主意。后来终于在《世界文库》的扉页上，找到这些名人头像，但只有指甲盖那么大，加之时间紧迫，找画家画是来不及了，端木只有硬着头皮自己来画。为此，萧红特意为他买了放大镜。好在端木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参加过美术学会，学过一阵子素描，所以画出来还看得过去，受到萧红的表扬。
端木在画鲁迅先生头像时，对萧红说：
“我不想将鲁迅先生画成‘剑拔弩张’的样子，我想画出鲁迅先生悲悯的神态。”
萧红非常赞成，并说：“鲁迅先生对世人就是很慈祥的，对敌人才是横眉冷对呢。有几个敌人会去看？更多是人民大众呀！”
端木高兴地竖起大拇哥说：“真是英雄所见！”
端木开始画了起来。但连画了两张不满意，在裁纸的时候，不小心把手指划破出血了，怕萧红骂他，也没吱声，想起读书时，常常用墨汁来涂伤口，便顺手把划破的手指往墨汁里捅了一下，拿出来后，看着手指上的墨，忽然想起他家乡的清代名画家高其佩，就是以手指作画的指画家。端木不禁也用蘸了墨汁的手指在纸上画起鲁迅先生头像来。没想到画出来比用笔画得好，特别是在神态上，有一些悲悯的味道。端木得意极了，忙叫萧红过来看。
萧红过来看了说：“哟！真不错！快署上名字。”
端木不想让人知道自己会画画，略为想了一下，提笔就署上“金咏霓”三个字。
萧红：“何典？”
端木：“楚辞，‘虹霓纷其朝霞兮！’也就是曙光在前的意思！”
萧红不禁赞赏地说了一个字：“好！”并且要端木为她的新作《小城三月》画插图。
端木当然很乐意，但他对小说里写的哈尔滨不熟悉，不知从哪儿下手。萧红就具体地告诉他，要他画一架马车在大雪中飞奔，另外画一幅书中女主人公翠姨站在松花江畔，以及对岸的景色和近处的啤酒桶。
端木略略思考了一下，提起笔就在纸上画了起来。
萧红一直在旁边看着，待端木画得停笔打量的时候，她就从端木手中拿过笔，顺着马车飞奔的走向，题了篇名《小城三月》，并签了“萧红”两个字。
整个画面非常协调，两人看了不禁相视而笑。
端木皱着鼻子看着她：“赏个什么？”
萧红撅着嘴在他脸上又亲个响吻。这是她对端木的最高奖赏。
端木就像孩子似的乐不可支。
年底，端木要在《时代批评》上发他赶写的《科尔沁前史》时，萧红为了回报端木，主动地为他题了篇名。
萧红在重庆的时候，就酝酿写《马伯乐》。原先是叫《马先生》，端木觉得这不像个书名，便改成《马伯乐》了。同时也准备写《呼兰河传》，南洋的洪丝丝知道萧红写了《回忆鲁迅先生》，就来信要她将稿子寄去，要在南洋出版，萧红为了寄出的稿子应和内地发表的有所区别，上心上意地做了增删改动。她对创作的态度是非常虔诚的，再加上短篇、中篇、散文、应急文章，几乎就没个喘息的时间。在端木赶稿、审稿、编稿开夜车的时候，她也不去睡，以致有些咳嗽、发烧。
端木这个从来被人照顾而不会照顾人的“老”儿子，和萧红在一起，也学会了不但用手摸摸萧红的额头，还会用嘴和脸蛋去碰碰萧红的脸和额头。最后，还是专门出去买了支体温表回来，对萧红说：
“相信科学！”要萧红含着试体温。隔了两分钟拿出来一看：“37．2”说明有点发烧。
但萧红说她的体温从来都是37度以上，各人体质不一样。
端木说不服她，买来退烧、治咳嗽的药她也不吃，拿她一点办法也没有。
1941年2月中，因为端木和萧红住的尖沙嘴金巴利道纳士佛台三号要调整房子，他们就搬到尖沙嘴乐道八号，时代书店二楼一间房子里。仍然是一张大床，一张大写字台，仍然是面对面而坐。只是有抽屉的这面让给端木用了，因为端木编刊物类别太多，用起来方便一些。不过就这样，也常常是要用的东西找不到了，还得萧红一边骂，一边帮他找。
2月下旬，香港文协分会在思豪大酒店开茶会，欢迎史沫特莱、夏衍、范长江等来港。要萧红当主持人。萧红和史沫特莱三十年代在鲁迅先生家中见过，这次萧红来主持会，只是作了礼节性的欢迎，没有多谈。
过了不久，史沫特莱突然到九龙乐道八号来看端木与萧红。上楼进门后，看到他们的住房这样简陋，竟惊讶地叫了起来：
“你们这两位大作家，竟然住在这么小的一间房子里，太不可思议了！……这怎么能生活？还创作作品？……”
端木苦笑地接待她，要她坐。
史沫特莱没理会端木的招呼，嘴里仍念着：“不可思议！不可思议……”转身拉着萧红的手，仔细地打量她：“瘦了，比我见到你的时候瘦多了！不过，更美丽了！更美丽了……”
端木乘机就向史沫特莱“告状”，说萧红身体不好，不看病、不吃药、不休息，试了体温表发烧，还硬说她的体温就是比一般人高……
史沫特莱听了皱着眉头说：“这怎么可以？健康是最主要的，特别是战争时期，我这次回美国，就是为了治病。”随即讲了国际局势：战火不但不会很快熄灭，还有扩大的趋势。香港也不是久留之地，不如去南洋，她可以为他们联系去新加坡。
接着，她要萧红收拾一两件换洗衣服，随她一起去香港主教罗纳德·霍尔的玫瑰谷去住些时，说那里很宽敞，阳光、空气都好极了。
萧红在犹豫。
端木说：“不妨先去看看。合适就住几天，不合适就回来嘛。”
萧红：“我走了，你怎么办？”
端木：“在家吃，有保姆，出去吃，有馆子，我会管好自己的。你就放心吧！”
萧红了她眼睛，从小柜子里拿了两件内衣，从抽屉里拿了一些钱放在提包里。同时告诉端木放钱的地方，便准备随史沫特莱走了。
临走，史沫特莱将玫瑰谷的地址、电话留下，欢迎端木有时间也去小住。端木问史沫特莱手头有稿子否？他主编的《时代文学》创刊号希望能有幸发表她的大作。
史沫特莱高兴地答应一定将稿子交给他，便挽着萧红下楼了。
萧红随史沫特莱住到玫瑰谷后，端木便废寝忘食地投入到编《时代文学》的工作中去了。他罗列了一系列名单，不论内地、延安，但凡有联系地址的，他都发了约稿信，他主编的这本刊物几乎要发全世界的名著。
他首先写信向许广平先生汇报，希望得到许先生手迹和海婴公子的相片；给华岗写信索稿，说有了自家的刊物，发自家的文章……，加上他写稿、讲课、参加会议，常常不在家，有的晚上也回来得很晚。萧红给他挂电话，常常为找不到他而着急。
一天夜晚，端木回来正上楼时，听到屋内电话铃响，他三脚两步赶到门口，拿着钥匙开门，连门都顾不上关就去接电话，但拿起一听，那边刚好挂上，他躺在椅子上动都不想动了。
半夜，电话铃响声将端木惊醒，急忙起来去接。
端木：“哈罗……”那边没等问是谁，便响起了萧红着急的声音：
“那么晚了你都没回家，你到哪儿去了？我打一天电话都没找到你。”
端木立刻想起他上楼时听到的电话铃声，准是萧红打来的。便抱歉地说：“晚上我回来上楼的时候就听到咱屋电话响了，我只要紧赶两步，就肯定接到了。可是亲爱的，我的腿不听使唤呀……”
萧红焦急地：“怎么？你风湿病又犯了？我不在家，你每天晚上还用热水泡脚吗？”
端木：“我没犯病，你放心！你怎么样？还发烧吗？还咳嗽吗？”
萧红在那边不回答他的问题，而是着急地：“我问你呢，你拿热水泡脚了吗？”
端木只得说：“泡了！泡了！每天晚上都边写东西边泡，和你在家时一样。”紧接着也是着急地：“你咳嗽怎么样？每天试体温吗？还发烧吗？”
萧红不耐烦地：“我根本不发烧！咳嗽好多了，这里环境很好。何鸣华主教的华语说得很好，史沫特莱很忙，常常不在，我很寂寞，我想你，我想回家。”
端木安慰她：“你才去了几天？那里环境好，就多住些日子，我把稿子发了就来看你，现在已经两点多了，你赶快睡觉吧，我的亲爱的，吻你！”接着对着电话送去一个响吻。
电话那边的萧红显然得到了安慰，声音柔和地说了一声：“小坏蛋！”就挂上了。
抽了一个星期天，端木穿得整整齐齐，过海叫了计程车，找到了香港大主教何鸣华的别墅玫瑰谷。当他走完林荫道，便看见这栋两层楼房下面绿丝绒一样宽阔的草坪，史沫特莱和萧红正在阳台上饮咖啡。
“密斯特端木！”史沫特莱首先欢叫了起来，萧红转身也见了他，便一起高兴地迎了下来。
萧红气色好多了，白里透红，不过端木拉着她的手时，仍感到手心里有灼热。
何鸣华主教不在家，他们玩得很自在。史沫特莱告诉端木，她正把在新四军收集的战士写的情报等资料给萧红看，说端木来得太好了，她已准备了十篇文章，要交给端木，在他主编的《时代文学》上发表，还有图片、照片……
她边说，边从屋里往外拿。甚赞中国人吃苦耐劳的精神。
端木对这些意外的收获，非常高兴，便向史沫特莱要了纸袋装起来准备带回去。并且告诉史沫特莱，她的这些作品和资料，会在《时代文学》上一篇篇地介绍和发表。
端木不放心萧红的身体，便将话题引向史沫特莱的健康。因为听说她身体也不好。
史沫特莱说不准备在香港看病，打算回美国去彻底治一治。关于萧红的健康，她通过何鸣华主教，联系了玛丽皇后医院，可以有一定的优惠，随时都可以去检查、治病、住院。这是香港最好的英国皇家医院。
这样，端木就比较放心了。
中午，他们吃了西餐，简单而富于营养。
午餐后，端木为了将史沫特莱的稿子和相片、人物介绍赶在创刊号上发出去，便告辞了。临走，要萧红好好再住些日子，乘着史沫特莱在，可以去玛丽医院检查一下。萧红不置可否地和史沫特莱一起送端木走出大门。
由于原先约定的稿子，没能按时收到。为了《时代文学》创刊号能在1941年4月1日出版，为凑够篇幅、字数，端木使出浑身解数，日夜赶写诗词、散文、杂文、评价……中外古今几乎无所不包。但这些作品不能都用端木蕻良的名字发表，因此为起笔名也费了不少脑筋。如红楼内史、度曲郎、庄生、东方亮、野马、苦介亭、金咏霓等等，终于凑够字数，送到印刷所，报刊也开始做宣传，专等4月1日出版了。可3月下旬，办刊物的助手袁大顿跑来告诉端木，4月1日因故出不来了，得往后拖些时。端木知道印刷所不是自己开的，找周鲸文也没起到作用，只有等待，继续将第二期、第三期继续编下去。
4月中，茅盾先生和夫人到香港，端木在开欢迎会的同时，请茅盾先生为《时代文学》撰稿，要发茅盾先生像、手迹。茅盾都高兴地答应了；周鲸文先生倡议人权运动、倡议营救张学良将军等活动，都得到文协分会的支持，端木写了一系列文章配合，几乎没有喘息的余地。
这时，萧红来电话，她不准备在玫瑰谷住下去了，要端木去接她。
端木从电话中听出萧红的口气，是没有商量余地的。因此，端木只得过海去将萧红接了回来。
尽管端木事先还将家中清理了一下，和萧红一起进屋后，还是没有得到认可：不过家中有了女主人，也就自然带来了温馨，端木又有了“坐享其成”的福气。
5月下旬，史沫特莱定了回美国的船票。到乐道八号来向端木和萧红告别。并向端木、萧红要文章带去美国。
萧红拿出《生死场》单行本，题签后交给史沫特莱，请她带回美国赠给辛克莱。同时就手头的短篇交给史沫特莱带去美国发表。
史沫特莱说她一定带到，并留下她的地址。希望能互相通信、寄文章。临出门，还叮嘱萧红去玛丽医院看病。
史沫特莱走后不久，《时代文学》创刊号出版了。其中不但发了史沫特莱的文章《这样微小的事》，还发了利士卡介绍史沫特莱的文章和史沫特莱的照片及签名。
端木拿到《时代文学》创刊号，就立即给史沫特莱寄去了。
不久就接到她的回信，和辛克莱写给萧红的感谢信。说已经收到史沫特莱带去的《生死场》了，同时寄赠了他的作品给萧红。
萧红从玫瑰谷回来后，看到端木成天那么忙，心里有些着急，又看到他在《时代文学》第二期上要连载一部长篇小说《大时代》，就责备他太贪多了。可端木觉得创刊号出来后颇得好评。这样一种纯文学大型刊物，得想尽一切办法办下去，萧红觉得也对。但她不想在《时代文学》上发表更多的文章，免得人家说闲话。因此她写的长篇和短篇，多半发在《时代批评》和一些另外的报刊上。在这些方面，端木觉得毕竟是女士想得比男士周到。
一天晚上，端木冒着暴风雨从外面回来，进门看见室内窗户未关，窗帘被风吹得鼓起好高，而萧红却躺在床上睡着了，他急忙关好窗子，来给萧红盖上毯子。
萧红醒了，问：“几点了？”
端木：“快十二点了，你怎么睡觉也不盖东西呢？”
萧红：“我有些头痛，就便躺下，没想到睡着了。”
端木急忙摸萧红额头：“糟糕！发烧了！”急忙打开抽屉取体温表。
萧红：“又大惊小怪了！”
端木一边用酒精棉擦体温表往萧红嘴里放，一边焦急地说：“这回绝不止37度！”
萧红含着体温表说：“你就赶快泡脚吧，十二点又过了，我们什么时候能在十二点以前上床呀？都是你这小懒虫，晚上不睡，早上不起。”
端木：“别说话了，你就试你的表吧。”拿着水壶就到卫生间去洗脚了。一会儿端木出来，看见萧红拿着体温表就着床头灯看，便问：“多少？”
萧红慢条斯理地：“怎么我没什么感觉呢？”
端木着急地：“多少？”
萧红：“38度多。”
端木一把拿过体温表，就着灯光转着，好不容易看到了水银柱已经紧靠39度了，大声地：“都39度了！不行，我打电话叫急救车！”
萧红急忙起来拦住：“你什么大财主？发一点烧就要叫急救车？38度多也不算太高嘛！等天亮了，如果烧不退，咱们就到玛丽医院看病去。”
端木心想：谢天谢地，萧红总算愿意去玛丽医院看病了。于是依了萧红，没有打电话要急救车。但是，端木一夜几乎未合眼，时时用手摸萧红脑袋：烧退了？还是高了？……倒是萧红咳了一阵后，在他怀里睡着了。
早上醒来，萧红体温稍稍退了一些，但头痛却加剧了。
端木打电话，请袁大顿过来陪他们去玛丽医院看病。因为袁大顿是广东东莞人，在语言上可以当翻译。
袁大顿很快就来了。叫了车，端木扶着萧红上车，到海边上了轮渡过了海，又叫车到了玛丽医院，找到史沫特莱留下名字的医生，很顺利地为萧红看了病。
大夫态度很好，建议还是先住院彻底检查一下，费用是遵照罗纳德·霍尔主教嘱咐的优惠价收取的。
端木当然很感谢。
袁大顿去问了头等、二等、三等病房的价格，都是成倍增长的。
端木和萧红合计，既然是做检查，住不了几天，就决定住三等的。告诉院方，预交费用，下午送来，领了住院证，便将萧红送入病房了。
端木要萧红安心躺下，下午会将漱洗用具送来。
萧红情绪也不错，笑着说：“还没为检查身体住过院呢。这回检查检查也好放心。”
端木也笑着拍拍她，便和袁大顿回九龙准备筹钱去了。
端木萧红在香港发表了许多文章，但是，稿费和住院费是无法成正比的。玛丽医院尽管给予优惠，也还是差得很多。为此，端木不得不首先向周鲸文谈了萧红需住院检查的情况。
周鲸文很爽快，告诉端木，要萧红放心，一切费用都由他负责，把病治好是主要的。随即开了支票，要袁大顿去医院办理。
下午，袁大顿去送支票时，来找端木取萧红的漱洗用具，由他带去，就免得端木再跑一趟了，因为他知道端木腿也不利落。
但端木知道，如果他不去送东西，萧红肯定会不高兴，同时他也不放心，便清了东西，买了水果和袁大顿一起过海到玛丽医院。袁大顿去交费处办手续，端木直接上病房。
萧红看见端木来了，很高兴。告诉端木，她的头痛好多了，还向端木介绍了同房的病友，告诉端木，医院探视病人是有时间规定的，要端木记住。说着便从手提包里拿了小本，将时间写上，撕下放在端木西服上衣口袋里，免得端木记不住。
端木笑着说：“这点时间，哪会记不住呀？”
萧红仍不放心地：“对你可说不好！”
这时，袁大顿办了手续来到病房，摇着脑袋说：“还是优惠呢，一天住院费，就够老百姓一月伙食费了。”
萧红担心：“很贵吗？”
端木忙接过来：“这你就别管了。周先生开了支票来了。”
萧红：“好说，有财东作后台，就住几天吧！”看看表后说：“你们回去吧，到时间了。我送送你们。”说着便换鞋。
端木：“你别送了，我们又不是小孩，你就好好躺着吧。”
但萧红执意要送，没想到了这个病区门口就被拦住了。只得乖乖地说“再见！”
萧红经医院确诊为肺结核后，就从普通病房搬到隔离病房了。那时对肺结核病人的治疗，主要是空气与阳光，休息与营养。人称：“富贵病”。有钱人得了不怕，穷人得了就只有死路一条。
玛丽医院的结核病房区，是一溜临海宽敞的阳台，一排间隔的病床。面对无垠的大海，阳光明媚，空气清新。
萧红搬到这里，开始是很喜欢的。曾发奇想：要是端木也能搬来和她同住，那该多好！并对端木说，以后出院了，也找一处临海的房子住。端木也爱大海，完全同意她这个想法。
萧红的肺结核病是相当严重的。X光检查，两叶肺上均有空洞，需要打空气针治疗。
萧红很害怕。但医院方面坚持这样的治疗，否则空洞不能愈合。
端木拿不定主意，征询了周鲸文夫妇、于毅夫夫妇，还有夏衍。他们都说肺部有空洞，打空气针，还是当时一种先进的治疗肺病的方法，病人当时可能有些痛苦，但过后就会习惯的。
于毅夫和周太太还去医院看望了萧红，劝她进行空气针治疗。
萧红后来也想通了，既然住在医院里了，也只有听从医生的了。第一次打空气针后，萧红痛苦得嚷嚷不如死了好！但过了一两天，便觉着不那么蹩气了；进行第二次、第三次后，就没什么太大的反映了；咳嗽也减轻了，胃口也好了，嚷嚷想吃罐头了，端木买来她最爱吃的凤尾鱼罐头后，她还说端木“抠门儿”，一次才给她买一个。
其实端木一次就给她买了一大盒，只是怕她凭着性子吃，一次能吃两三个，所以每次去看她只给她带一个。当然！端木看着她爱吃，还是很高兴的。
10月份的香港，气候宜人。
萧红倚着床栏，面对大海，又进行创作了。
端木每次按规定时间去看她，她总高兴得像孩子一样向他介绍旁边病人的情况。有一次孙夫人宋庆龄还来看望那边一位病人，据说是位工人，孙夫人是来慰问她的。萧红告诉端木，她真想过去和孙夫人握握手。舞蹈家戴爱莲，也在这个病区住过一阵子。
端木见萧红病情日渐好转，心情也不错，袁大顿能按时来取《马伯乐》下部的稿子，也就比较放心了。
萧红住院后，端木除去探视萧红的时间外，全身心地扑在编《时代文学》和创作上。由于《时代文学》发行后，反映不错，各地来稿也就多了。丁玲来信还介绍延安作家雷加和小说《旅港东北人士‘九·一八’十周年宣言》，端木代萧红签了字。
9月的一天，端木突然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他说他叫骆宾基，是从内地来的一个青年作家，到香港后，找不到工作，现在困居旅店，请求能够给予帮助。
端木马上想到鲁迅先生对待青年人的态度，立即问清骆宾基在香港旅店的地点和名字，要时代书店的张慕辛和林泉按地址去了解情况，既然是位从内地来的青年作家，理应尽可能地给予帮助。并打电话告诉周鲸文，是否可以将这位青年作家安置在时代书店的职工宿舍？周鲸文同意。张慕辛找到骆宾基，为他付了旅店的钱，取出行李，就搬到时代书店的职工宿舍了。
端木为了使骆宾基有稿费生活。便在《时代文学》第五六期合刊上，撤下自己的长篇连载《大时代》，换上了骆宾基的小说《人与土地》，骆宾基很感激。
香港气候由秋季转入冬季后，虽不算冷，但玛丽医院阳台式的结核病区，就不如夏季秋季那么舒适了，特别是海风变凉了。
萧红觉得不适应，想出院，端木也怕她经不住海风吹，万一病还没好，又感冒了怎么办？就去找医生。
医生对端木说：“你太太的病很严重！两边肺上的空洞，进行了这几个月的治疗，继续扩大被控制住了，但离出院还很遥远。你要劝你太太打消出院的念头，冬季到了，我们医院是会采取措施的，怎能使住院的病人患感冒呢？”
医生这一席话，使端木凉了半截。他回到萧红身旁不敢照实说，只告诉萧红医生说治了这一个疗程再说。萧红以为没几天了，也就没嚷嚷要出院了。
一天夜里，端木在家专心赶稿。外面正刮十二级台风，窗户被吹得呜呜呜直响，似乎不吹开决不罢休的样子，端木什么也没感觉到，只听到笔尖下唰唰的声音。
忽然电话铃响，端木拿起电话，原来是医院来的，说：“萧红病危！”
“什么？”端木如遭晴天霹雳，再问时，那边已将电话挂了。
端木放下电话，什么也不顾地带上门就往楼下跑，出门一阵风，几乎将他吹倒。他这才想起今天的天气预报说，有十二级台风。
此时，就是二十四级台风也阻拦不了他，他一边走，一边想：萧红怎么会病危呢？昨天从她那儿回来还好好的呀……
到了海边，轮渡停了，什么渡船都没有了，只有狂风刮着海水撞击海岸的声音。端木正焦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一个老船夫划了划子过来问他是不是要渡海？
端木如遇救星，感激地忙说：“要渡海！要渡海！”说话之间，就踩着水爬上小划子了。
老船夫：“给几多？”
端木：“你要几多就几多！”
老船夫：“十二级台风哪，你看着给吧！”他要端木坐好，抓牢船边，就往对岸划去了。
端木告诉老船夫划到离玛丽医院近的码头靠岸即可。
老船夫很有经验，并不像想象中在十二级台风下的海上行船。
到岸后，端木抽出一张十元港币给老人，老人忙说：“找不开，找不开！”
端木：“不用找了！”便上岸叫车到医院，直奔萧红病房而去。
整个医院静悄悄的，大阳台上除了棚布被风鼓起的声音和海水击岸的声音，都没什么异样。他轻轻走到萧红床前，看见萧红侧着身子睡觉。
萧红听到声音，睁开眼睛看见端木在床边喘气，奇怪地问：“你怎么来了？”
端木看到萧红好好的，一时竟不知说什么才好，只傻笑了笑。
萧红关心地：“今天是十二级台风呀！”
端木：“敢情就是十二级台风把我吹来的。我要看看你们的病区在十二级台风下情况怎么样？”说着，便去找护土问怎么回事？
护士说她是刚刚换班的，没有打过电话。要打，就是上一班护士打的，一定是她打错了。
端木非常生气，对护士说：“医院护士，在这样的问题上，怎么能打错电话呢？”
但是这位护士也无法回答，端木只得不了了之。在往萧红床边走的时候，心里忽然有一种不祥的兆头，就像一朵乌云在脑袋顶上一样……
当他走到萧红床边，看见萧红因他来而显得高兴时，那压在脑袋顶上的乌云才散了。
萧红告诉端木，她在医院结识了一位北方女友，叫金秉英。
端木：“那是萨空了的夫人，怎么？她也住院了？”
萧红：“不是，她是来看朋友的。我们在电梯里听到彼此都是北方口音，就交谈起来了。她和她先生都爱好文学。”
端木告诉萧红，他认识他们夫妇，还向他们约过稿子，并且告诉萧红，文协要召开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会。
萧红没等端木说完，立刻道：“我要出院，我要参加！纪念鲁迅先生的会，我怎能不参加呢？”
端木：“那得医生同意才行呀。”并且安慰她说：“我正在托人找面临大海的房子，找到了就来接你出院。”但很显然，萧红住医院已经显得很不耐烦了。
10月19日，文协在福建商会举办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会，端木在会上见到柳亚子先生。
柳亚子是国民党元老，由于爱国、正义，受到“通缉”，带着夫人和女儿辗转来到香港。端木早就慕名，见面即成忘年交。柳亚子诗文横溢，出口成章。端木向他求诗，一挥而就。在11月1日出版的《时代文学》五六期合刊上，辟了纪念鲁迅先生专刊，发表了柳亚子、周鲸文、陈君葆、胡绳、林平、于毅夫等的诗文。
11月中，端木和袁大顿一起去医院看萧红。袁大顿告诉萧红在《时代批评》上连载的《马伯乐》下部，再发一期就没有稿子了，下面怎么办？
萧红直愣愣地对袁大顿说：“不行！现在没心思写长篇，你就替我在《时代文学》上登个启事，就说‘作者生病，暂停’。”
袁大顿看看端木。
端木：“就这么办吧！”
接着，萧红又嚷嚷要出院。端木说待他问问周鲸文的意见，因为住院费用都是周鲸文资助的，出院与否，也得向周鲸文打个招呼呀。
这才使萧红暂时平静下来。
没几天，香港文协分会在漫莎餐厅为郭沫若举行“祝寿会”，柳亚子、茅盾、端木等近百人都参加了。会后，柳亚子邀端木到他寓所询问东北沦陷史。柳亚子听了端木的讲述后，悲愤地即席题诗赠端木，并呈萧红。
端木拿着柳亚子赠诗去医院给萧红看，恰逢于毅夫先生也去看萧红。萧红身边放着大包小包，端木感到很奇怪。
萧红高兴地告诉端木：“于毅夫先生来接我出院了。”
于毅夫说：“萧红既然那么想出院，看她目前的情况，硬要她住在这医院里反而不好。不如出院试试看，不好再回来嘛。肺病之人，心情是很主要的！”
萧红：“毕竟年长的比你知道得多，咱们赶快走吧！”
端木要给周鲸文打电话。
萧红着急地：“回去再打吧。”
端木无奈，只得和值班护士说家中有事，回去几天再来，好在还不结账呢。
这样，便将萧红接出院了。
萧红到家，高兴极了，往还未叠被的床上一坐：“终于回来了！”
端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接回了萧红，看见屋里实在脏乱得不像样，只有硬着头皮等挨骂了。但由于萧红情绪好，一时竟未顾上。
第二天，太阳老高了，他俩还没起床。萧红很兴奋，也很疲乏。
这时，外面有敲门声。
端木急忙起来问：“谁？”
外面一位老者的声音：“是我。”
端木一听，是柳亚子先生，慌忙告诉萧红。
二人急忙穿上衣服，铺好被子，萧红进卫生间，端木便去开门。
柳亚子先生笑咪咪地走进来，说他去九龙医院看女儿，顺便来看看端木。
端木接待柳亚子先生坐在书桌边，一边为他沏茶，一边说：“萧红昨天出院回来了。”
这时，萧红梳洗了一下出来，红红的脸蛋，一双闪亮的大眼睛，高兴而尊敬地向柳亚子先生问好。
柳亚子握着萧红的手，眯着眼睛端详说：“才女！早就久闻大名了！幸会。”
萧红微笑着，多少有几分忸怩：“这怎么敢当呀？我们还得请柳先生多多指教呢。”
端木担心萧红身体不支，将被子叠好放在床头，要萧红靠在床头说话。同时告诉柳亚子，萧红刚出院，怕她累着。又转身告诉萧红：“柳先生是长辈，不会介意的。”
柳亚子也说：“对，对，快躺下，我可以把椅子挪到床边来谈话。”
萧红只得顺从地靠在床上。端木忙将柳亚子的坐椅挪到床边。他们相见恨晚地聊了起来。
柳亚子聊了一会儿便起身到书桌旁，提起笔赠诗与萧红。
谔谔曹郎奠万华，温馨更爱女郎花。
文坛驰骋联双璧，病榻殷勤侍一茶。
长白山头期杀贼，黑龙江畔漫思家。
云扬风起非无日，玉体还应惜鬓华。
柳亚子边念边写，写完抬头看看端木与萧红，将诗又从头至尾念一遍后，双手拿起送给端木。
端木忙躬身双手接过：“能得柳先生墨宝，太荣幸了。”
柳亚子转身和萧红握手告辞：“贱内还在家等着呢。”
萧红要起来送，被柳亚子制止了。萧红在家住的这些日子，柳亚子常来和她聊天，萧红觉得很愉快。
袁大顿知道萧红出院，到家来看萧红，告诉端木和萧红，他已定于12月上旬回广东东莞去结婚。同时谈到这几天外面风声有些紧，如果港九有什么骚乱，欢迎端木萧红到他家乡去。乡间房子还是可以的，粗茶淡饭也是招待得起的，希望他们不要嫌弃。
端木和萧红忙恭喜他，希望他结婚后带喜糖来吃。
临走，袁大顿还依照萧红的要求，和端木把原来顺着墙放的床，挪到中间来一点，以便两边都能上下床。这位年轻人，从来都是乐呵呵助人为乐的。看看没有什么事，便回书店去了。
金秉英知道萧红出院，也常到家里来看她。萧红和秉英非常谈得来。只要两三天没来，端木不在家，她便写条子要保姆去请金秉英来聊天。
萧红出院回家后，从精神、言谈上看，比在医院里要好得多，端木挺高兴。
但是，过了没有多久，萧红咳嗽又加剧了，体温也开始升高了，头痛又开始了。端木不得不又将她送回医院。好在医院护士都熟悉她，端木还是比较放心的。
选自《端木与萧红》，钟耀群①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