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正在逐步实现双重转型
在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中，经济转型是指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而计划经济体制的推行则被认为是另一条通往工业社会的道路，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正是这样走的。
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的实践表明，依靠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工业社会是一条不成功的道路。这是因为，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虽然可以建立一批大型工业企业，但效率不高，代价过大，而传统农业社会中的种种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以新的形式凝固化了，所以农业发展是失败的，农村是落后的，农民的生活依旧是艰苦的，农民的人身自由受到很大的限制。
从1979年起，中国进入了双重转型阶段。双重转型是指体制转型和发展转型的结合或重叠。
什么是体制转型？就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
什么是发展转型？就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
两种转型的结合或重叠，是没有前例的，也是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中没有讨论过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一些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由于过去在这些地方不曾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所以只出现发展转型，即从传统的农业社会逐步转向工业社会。而1979年以后的中国则不同，一方面，要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以市场经济体制代替计划经济体制，这就是体制转型；另一方面，要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使中国成长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这就是发展转型。
总结1979年至今3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实践，中国在推行双重转型过程中积累了一些经验。可以把这些经验归纳为以下八项：
1双重转型中，重点是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要以体制转型带动发展转型。这是因为，计划经济体制对中国经济的束缚和限制是全面的；既包括城市又包括农村；既包括工业，又包括农业；既包括城市居民，又包括农民。如果不打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和限制，中国不可能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中国转型的目标(使中国成为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
2双重转型中，必须解放思想，清除计划经济理论的影响，否则改革与发展都寸步难行。1978年中国所进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使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进而启动了改革和对外开放。1992年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讲话，又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中国走上了改革和发展的快车道。因此可以这么说，中国双重转型在短短的30多年内之所以能取得这样大的成果，同“思想先行”是分不开的。
3双重转型中，必须把产权问题放在改革的首位。计划经济体制下，产权模糊，投资主体不确定，投资方的权利和责任不清晰，是改革的严重障碍，也是发展的巨大阻力。因此在体制转型中，产权改革是突破口，是主线；在发展转型中，产权界定和产权清晰是动力源泉。对广大农民来说，土地需要确权，住房也需要确权，而且确权应当落实到户，这既有利于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也能使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用于扩大再生产和创业。
4双重转型中，一定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改善民生。改善民生，是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缩小地方收入差别的重要途径。在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中，就业是重中之重。考虑到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双重转型中需要认真解决的迫切问题，所以在转型的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就业问题。同时，由于新的工作岗位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涌现出来的，经济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速。经济增长率过高当然不行，但如果经济增长率偏低，则会产生更大的就业压力。
5双重转型中，要不断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而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核心是鼓励自主创新。如果自主创新不足，企业的竞争力不足，在日趋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中国必将丧失自己的市场份额，或者中国又会回到过去依靠资源出口、初级产品出口以获取外汇的境地，这就难以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而自主创新的成效既取决于知识产权的保护，也取决于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和激励。人力资源政策应得到更大的关心，得到更有效的贯彻。
6相对于较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国家而言，环境压力在中国显得更为突出。中国在双重转型中，必须重视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1979年以来的经验告诉我们，经济增长固然重要，但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更加重要。经济增长的质量高低，除了结构的优化是标志之一外，还有另一个标志，这就是环境保护、节能减排、资源合理利用和清洁生产。环境是我们和子孙后代共享的，资源是我们和子孙后代共有的，只有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我们才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7城镇化率的提高是双重转型的成果，同时也是继续实现双重转型的助推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镇化的进度是异常缓慢的，甚至在某些年份还出现了“反城镇化”的趋势，即不但不允许农民进城，而且还把一部分城市居民强制迁入农村。直到双重转型过程开始后，情况才有所好转。提高城镇化率已是大势所趋，这将是今后若干年内最有潜力的投资机会，能保证中国经济增长继续以较高的速度推进。
8双重转型中，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不仅是为了缓解就业压力，更主要是为了调动民间的积极性，包括调动民间资本的潜力。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关系，无论是“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都不是国家的方针。国家的方针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共同发展，他们之间既有合作，又有竞争，进而形成双赢的格局。这是对国家最有利的。
以上八项经验，说明了中国双重转型之路是怎样一步步走过来的。这些经验总的说来表明了这样一点：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不根据国情进行转型，什么经验都不会产生。
二、继续以体制转型带动发展转型
双重转型的任务，在中国至今尚未完成。改革需要深入，发展也需要继续，并双双登上新台阶。
那么，改革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有没有变化？没有变化，仍同过去30多年一样，继续以体制转型来带动发展转型，即继续以改革促进发展，为发展开路。下面分三方面来论述：
1内生力量和外生力量
什么是内生力量？这是指一种体制及其所具有的机制所发生的作用。改革就是为了清除新体制或新机制建立过程中的障碍和阻力。
什么是外生力量？这是指外界对经济运行发生作用的某种力量，它从外界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或对经济活动进行刺激，或对经济活动进行抑制。改革就是为了把外生力量的干预减少到正常的程度，不要让外生力量的干预削弱体制及其具有的机制所产生的自我调节作用。
不妨以一个人的健康为例。一个人如果能健康地生活和工作，一定要有完善的内生的机制；如果生病了，自身内部调节机制是能够克服障碍和恢复健康的。外生力量就像必要的时候需要服药或动手术一样。相对于外生力量而言，内生力量毕竟是最重要的。
到现在为止，尽管我们的改革开放已进行30多年了，但内生力量还不健全，主要靠外生力量来调控经济。比如说，我国存在一种“投资冲动怪圈”的现象，从最近这几年的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到：地方政府、各个单位都希望加速发展，因此要求增加投资，增加项目，增加信贷，这样，投资加大了，项目增多了，信贷扩张了，经济也就上去了，结果，发生了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发生后，中央政府就依靠外生力量来压抑，地方政府感到困难，财政收入下降，产值下降，企业不振，就业也减少了，中央政府不得已再次启动外生力量调控，刺激经济，恢复经济快速增长。如此周而复始，一会儿经济上去了，一会儿经济又压缩了。这表明内在的机制并没有发挥很好的作用。外生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内生力量。
继续推进改革，就是要完善体制，让体制所具有的机制发生应有的作用，让外生力量的调控成为辅助性的。
2阶段性成果和目标模式
从1979年至今，30多年，我们在改革开放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这些仅仅是阶段性成果，还不能称为已经实现了目标模式。我们的目标模式是明确的：从体制转型方面说，我们的目标模式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发展转型方面说，我们的目标模式是实现工业化，建立现代化社会，使全国人民走向富裕，使和谐社会得以实现。改革要深化，发展要再接再厉，不可松懈，不可半途而废。中途停止下来，可能前功尽弃。
要知道，经济中很多问题不是靠宏观调控可以解决的，要靠改革的继续和深化。举一个例子，现在出现了“社会阶层凝固化”现象，跟改革开放初期相比，现在还不如刚改革之时。改革开放初期，77、78、79届大学毕业生的社会流动渠道是通畅的。社会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是调动人们积极性的主要方式。然而现在，“社会阶层凝固化”造成了水平流动、特别是垂直流动渠道的堵塞，这又形成了另一种现象，即“职业世袭化”。比如说，父亲是农民工，儿子还是农民工，孙子以后也可能是农民工，这就是“社会阶层凝固化”和“职业世袭化”的表现。这种情况要通过体制转型才能解决，宏观调控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
再说，城乡二元体制至今仍未消失。计划经济体制有两大支柱，一个支柱是国有企业体制，另一个支柱是城乡二元体制。过去30多年的改革，主要围绕着国有企业体制改革而展开，这一改革至今已取得很大进展，当然还有些问题有待于继续解决。虽然城乡二元体制在过去这段时期多少有些松动，但基本上尚未解决。
城乡二元体制不同于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结构自古就有，而且今后较长时间内还会存在。但城乡二元体制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 1958年户口一分为二，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分开了，城乡被隔离开来，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都不得自由迁移。这种划分，基于使农民处于与城市隔绝的状态，大大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而城市二元体制绝对不是依靠宏观经济调控就能消失的，一定要深化改革，才能改变现状。
总之，阶段性成果就是阶段性成果，它绝对不是我们的目标模式。
3全盘考虑，统筹安排
前面已经指出，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全世界没有先例，必须探索前进。当时有一句很形象化的话，叫做“摸着石头过河”。这在当时是对的。但现在不行了。为什么？因为水深了，摸不着石头了，怎么前进？假如河底的石头布置不均匀，摸着摸着，又摸回来了，又该怎么办？
所以一定要全盘考虑，统筹安排。改革领导者要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要有战略家的眼光、胆识、魄力。这就是当前不少人所谈论的顶层设计。
举一个例子，集体林权制度改革。1979年一些地方的农村试行承包制时，没有动集体的山林。有的地方分了山林，结果砍树成风，因为那时刚改革开放，不少农民对党的政策缺乏信心，怕变，所以承包山林后就砍树了。中央制止了把集体林权分掉的做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一个迟到的改革，晚了20多年。2003年，在福建、江西等几个省开始试点，很快中央、国务院在2008年6月8日发文件，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这项改革有三个突破。一是，林权证落实到户，这是一个突破，而不是按学术界某些人曾经建议落实到村，落实到乡，或落实到自上而下组成的林业合作社、林业协会等。事实证明，这些都是没有效的，必须把林权落实到农户，农民们的积极性才会调动起来。二是，林地、林木可以抵押，这样一来，农民承包林地后就有可能经营林场了，一个个家庭林场就是一个个小微型企业。金融活了，全盘皆活，农民林下养鸡种药材，生产蘑菇、木耳，农民经营林场，日子也富裕起来了。三是，明确林地承包期为70年不变。农田承包，最后用的词是长久不变。长久不变？究竟多长？农民心里还是不踏实。集体林地定为70年承包期，70年，第三代都长大了，爷爷种树，让孙子来砍吧，种树的积极性就增大了。可见，这些突破，没有中央做出决定，地方敢这样干吗？这就是统筹安排的成果。
现在需要全盘考虑、统筹安排的问题很多，包括金融体制如何改革？财政分权制度如何改革？国有企业今后的管理体制如何确定？今后的改革过程中，试点仍是需要的，但重要的是从整体上考虑，要有战略眼光。
三、双重转型中的结构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