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
现在学术界包括媒体，都在谈一个问题：中国过去30多年的发展，是因为有所谓的“红利”，即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和改革红利。有些人认为红利现在渐渐没有了，所以由此得出一个论点，中国过去发展所倚仗的比较优势丧失了。这种观点很流行，认为中国经济再不可能高速发展。我认为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
首先我们看人口红利。这么多年以来，中国之所以能够发展，因为依靠的是廉价的劳动力。正因为有廉价的劳动力，所以经济成本比较低，很多商品能够出口到国外。发展到现阶段以后，廉价劳动力消失了，廉价劳动力的时代结束了，怎么办？比中国劳动力更廉价的是一些东南亚的发展中国家，如越南、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它们发展起来了，承接了产业转移。中国的人口红利似乎已走到了尽头。实际上并非如此。要知道，人口红利的存在对中国而言，将是长期的优势，而并非一个阶段的优势。我们可以把廉价劳动力的存在叫做“旧人口红利”，而新的人口红利正在产生，正在发展。
新的人口红利是什么？就是中国正在转向技工时代。比如说，如果中国工人的熟练程度提高了，熟练技术工人增加了，那就表明跟东南亚国家相比，我们仍有显著的优势，因为它们的劳动力还处在廉价劳动力阶段，而中国能够首先转入技工时代，它们是追不上的。跟发达国家相比，虽然它们多年以来形成的熟练技工为数不少，但工资高。所以说中国的新人口红利，就在于有大量的熟练技工的成长。我们还没有充分开发和利用，现在要大力培育技工并好好使用，发挥我之所长。
第二个红利叫资源红利。中国资源红利已经减少，土地资源没有多少了，矿山资源虽然有但比较少，淡水资源几乎没有了，怎么发展？资源红利匮乏是一个事实。但是在经济走向发达阶段以后，主要的资源不是自然资源，而是智力资源、人才资源、科技资源，这些才是主要的。中国如果能够进一步发挥科技的作用，科技可以带来大量新的资源。比如海水淡化的成本降低，这将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北方就可以利用。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些技术问题需要解决。比如海水淡化，运输费用很高，而且钢管容易腐蚀，要经常更换。但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总之，科学技术将成为我们新的资源红利。
第三就是改革红利，或者叫制度红利。最近30多年，我们经过了许多改革，但当初改革的潜力已经用尽，其优势已经发挥得差不多了。现在新的改革红利就在于制度创新，我们要走继续推进改革的道路。这样的话，旧的制度红利消失了，新的制度红利还刚刚开始。
总之，只要有新的人口红利、有新的资源红利、有新的改革红利或制度红利，中国经济就可以保持长期的快速增长，而不会出现所谓中国经济会越来越衰退的问题。
二、中国最大的改革红利在于城乡一体化
中国最大的改革红利在于城乡一体化。走城镇化的道路，就要打破从前把户口制度一分为二的城乡二元体制。这项改革前30年没有推进。计划经济体制有两个支柱，一个是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体制，另一个就是城乡二元体制，二者共同支撑了计划经济体制。前30年的改革，我们主要改的是国有企业体制。尽管国有企业体制到现在为止已取得巨大成就，但它还没有彻底改完，因为行业垄断并未消失，国有企业体制改革需要继续深化。
可是，城乡二元体制至今还没有打破。尽管我们的改革是从农业承包制开始的，但承包制基本上维持了城乡二元体制，只不过使它有所松动而已，而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二元体制。现在很多报纸把概念搞错了，它们只谈城乡二元结构。实际上，城乡二元结构从古就有，但城乡二元体制在1958年以前是没有的。比如说山东人闯关东时，当时有城乡二元结构，但没有城乡二元体制。山东的农民到了东北，他愿意在城里干活就在城里干活，城里人愿意到乡下去租地就去租地，买地也行。当时是没有城乡二元体制的，从清朝后期一直到民国初年都是这种情况。刚解放时，城乡之间生产要素还是可以流动的，但1958年户口制度一分为二之后，城乡生产要素就不能流动了，就被隔离开来了。所以现在中国主要的改革应当放在城乡一体化上，放在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道路上。打破城乡二元体制而转为一元的户口制度，这将是最大的改革红利所在。
城乡一体化和中国当前的城镇化有密切关系，但我们不能学西欧，因为西欧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是同步进行的，已经有200多年历史。因此，在西欧的城市化过程中，发达的西欧国家的城市化率都在90％以上。中国如果走同样的路，将来15亿人口有90％(也就是差不多13.5亿人)都住在城里，那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一定会大大下降，城市的各种问题都会暴露，结果我们的“城市病”会比西欧的“城市病”更厉害。
适合中国的城镇化应该是什么样的？2012年我们到陕西、内蒙古、贵州、江苏、广东几个省(自治区)进行了调研，提出中国的城镇化或者说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应当是“老城区+新城区+农村新社区”。
老城区是过去历史上所形成的，要改造，改造成适合于居民居住的城区。工厂向新城区搬，把老城区变为居民区、商业区、服务区。老城区的棚户区要重建。
新城区主要是工业园区、物流园区、创业园区、小微企业园区等等。这里同样有居民住。工业企业进园区，好处是节省成本、防止污染源扩散，更便于政府服务到位，此外也便于各个企业相互交流，相互沟通信息，发现更多的商业机会。
农村新社区，就是由原来的新农村演变而成的。要让农民自愿，不要强迫拆迁。新社区一要园林化；二要走循环经济的道路，如污水处理、垃圾回收、废品利用等问题都要很好地解决；三要公共服务到位；四要社会保障城乡一体化。做到这四点特别是后面两点，即公共服务到位与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这就是中国的城镇化。将来，新社区的前面就不必再加上“农民”或“农村”了。
这样的话，中国的城镇化将会涉及一个问题：将来谁来种地？现在正在搞的是土地确权。第一，切实保护农民对土地的权益，不能任意侵占农民的土地。第二，以土地确权为基础，将来就能够逐步实现农民凭使用权证抵押、转让。第三，促进土地的流转。
应该说，散户始终会有。散户不愿意进城，他认为住在城里没有住在农村好，那就尊重他的意愿。我们相信，散居农民的看法以后是会转变的。年轻一代会有他们自己的考虑。
那么，今后谁来种田？
一是种植大户、放牧大户。他们可以规模经营，提高农牧业的生产率。我们在湖北考察，最大的种植大户租赁、转包了两万亩地，雇几个或几十个工人，全部机械化运作。
二是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合作社是一种新型的合作社，是自下而上、自愿组成的，账目公开，民主管理。
三是农业企业。它们带资本下乡，带技术下乡。像内蒙古蒙草抗旱股份有限公司这样的企业，就是科技型的农业企业。这是中国将来种地种草企业的方向。我们在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考察，那里干旱缺水，农民都靠台风吃饭，农产品的产量非常低。一些农业企业下乡了，来到这里跟农民谈判，通过转包或者是租赁的形式，把土地集中起来，打深井、喷灌、引进国外新品种。徐闻县原来粮食产量很低，一亩地产三五百斤粮食，现在大量种植菠萝，上万亩地一望无际，全种的是菠萝，连地名都改了，叫“菠萝的海”，该县菠萝产量现在占全国菠萝产量的1/3。农民有租金，还有工资收入，变富了。这就是企业带资本下乡、带技术下乡的成果。带技术下乡是很重要的，比如，在盐碱地上种水稻，以色列有。我们到印度考察，在印度的钦奈(过去叫马德拉斯)，用海水浇地，在滩涂上种稻子，不靠技术是不行的。在内蒙古，我去鄂尔多斯考察过，有企业在沙漠里打井，通过滴灌的形式在沙漠里种庄稼。
三、草产业大有可为
草产业应该是一种新兴的产业。草产业的功能，一是把土壤改良了，绿化了环境，保护了生态，符合低碳经济的要求，草业企业培育草种，大面积推广，草产业肯定是一个赢利的行业。同时，企业可以跟农户、牧场之间订立合同，使用企业的草种，双方共享收益。将来农户、牧场的收益增多了，还可以在草业公司参股。
最后，再回到前面讲过的三个红利问题。草产业实际上也体现了新的红利。
1新人口红利。将来，把草场的工人都训练成熟练技工，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草场质量也提高了，还能把牧民培养成熟练的牧场劳动力。这样，新的人口红利不就出来了吗？
2新资源红利。草场面积是既定的，但运用新技术，草场质量提高就是新资源红利。此外，草场面积也不是既定的，因为沙化使草场面积逐渐缩小，运用新技术后将出现“沙退草进”的局面，草场面积不就扩大了吗？加之，通过草产业的发展，从草产业企业培养出大量的技工、技术人员，这又是人力资源的新红利。
3改革要进一步推动。发展草产业，将来还有很多新的改革要推进。比如，牧区的牧业怎么发展？牧区小城镇的金融怎么发展？从草产业企业的角度看，将会涉及金融方面的内容。同时，内蒙古的草产业应该跳出内蒙古，要从全国看草产业的发展。据我了解，湖南绥宁的高山牧场，贵州威宁的高山牧场，都搞得很好。它们也有自己的经验，要交流，要借鉴。
内蒙古草产业企业的发展方向有四个：第一，立足于内蒙古草原，做到既出好草，又出人才，也出经验，还要节水，延长更新周期等等。第二，面向城市。比如说，城市的草皮应该怎么做，南方城市的草地绿化应该怎么做？这可以是草产业企业的研发内容。第三，做一个国际性的企业，向外出口新的草种、新的草皮。这样的话，企业的思路就广了，企业也就站得更高了。第四，适用不同草种、草地的草业机械制造业也是一个广阔的市场，可以开辟草业机械的国际国内市场。（原载《中国流通经济》2012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