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 上海审判
1946年1月24日上午，上海提篮桥监狱。
美军总部军事法庭在一幢监楼，开庭审判日本战犯。这是抗战胜利后美军关押日本战犯的地方。
法庭设在位于监狱五道铁门里的一个宽敞的大厅内。法庭正面设5个法官席，两侧坐记录员和翻译，记录员后的几十个座位是记者席。
法官对面，一面为检察官席，一面为辩护律师席。
法官以美国密德顿准将为首组成。检察官由韦斯德上校等二人担任，辩护律师由赫军斯中校和蓝文少校担任。
受审日本战犯共18人，分3排，每排6人站在被告席。
10时整，法庭宣布开庭。先后由记录员、翻译员、法官、检察官、辩护律师分别起立宣誓。然后由检察官读起诉书。
被告是日军第34师参谋长镝木正隆少将、汉口宪兵队司令福本龟治大佐，以及其他少佐、准尉、曹长等18人。
首犯镝木正隆，于1938年8月入侵中国。在华期间，他指挥部下残杀中国军民，并于1944年12月在汉口制造杀害美国飞行员事件：1944年11月21日，美国一飞机在汉口被击毁，3名美国飞行员被日军捕获，受到百般折磨。12月16日，这三人又遭日军毒打，处以绞刑后焚化。
1945年6月，镝木调回日本任第55军参谋长。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他作为战犯被引渡到中国，关押在提篮桥监狱。
2月11日上午，军事法庭又一次公开审讯日本战犯。2月18日的庭审，进入了高潮。原美国飞虎队司令官陈纳德将军也来提篮桥旁听。法庭特地为陈纳德设立了首席旁听席。
在历次开庭审理中，调查此案的美国蒙乃可少校、伯斯丁上尉及目睹美飞行员被害的中国平民杨德有、宋文通等人作了如实的陈述，控诉了日本战犯在汉口对美俘飞行员所作的种种非人暴行。
经法庭调查、辩论，并报经有关部门核准，4月初，美军法庭对18名日本战犯作出宣判：判处镝木正隆等5人死刑，判处大佐福本龟治无期徒刑，分别判处酒井定次少佐等3～15年有期徒刑。
4月22日上午8时，镝木等5名战犯，依次被押出牢房。美国宪兵分别把他们双手反绑，解到一个与绞刑房相近的房间内。由汉姆上尉用日语简要地宣读了他们的主要罪状，并宣布今天对他们执行绞刑。最后又询问他们，还有什么话要陈述。镝木等4人均摇头不语。只有军曹增井勉说：“我事先已把遗书写好，日期签的是4月20日，今天是4月22日。请求你们把遗书上的日期改一下。”
在当日处决的5名日本战犯中，只有增井勉信奉天主教。军事法庭请来了上海的西班牙籍天主教神父江柴拉士为其祷告。其他四人均信奉佛教，法庭请来了上海著名寺庙的僧人来为之诵经超度。
8时1刻左右，将镝木正隆陆军少将第一个押进绞刑房，先用绳子把其双脚扎牢，然后用黑布口袋，把头部套住，再用绞架上的绳索，把其颈部套住、扎紧，令镝木站在活动地板上。随着监刑官一声令下，轰然一声，闸门一推，活动地板向两侧分开，镝木就双脚悬空，整个身子被颈中的绳索死死地吊挂在房顶的绞架上，瞬息间窒息而死。尸体随着方孔，穿过三楼、二楼楼板由绳索吊入下面的停尸房。接着增井勉准尉、上等兵白川兴三郎、曹长增井昌三、增田耕一，相继入室就刑。
1946年4月19日深夜11时45分，日本战犯安藤利吉在面临审判前自杀身亡。
安藤利吉，是日本入侵台湾的“总督”，军阶为陆军大将。他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以大使馆副武官的身份出使过英国。1938年5月，充任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第2军第5师团师团长，是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和指挥官。他先后在徐州、青岛、广东、广西、福建一带施暴。1941年11月出任日本台湾驻军司令官，1944年1月晋升为大将，同年兼任“台湾总督”。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在台北市的受降仪式上，他代表日本驻台湾的16万日军官兵在投降书上签字。他在侵华战争中，在台湾以及在战俘集中营中犯有严重罪行。
受降后，中国方面发出拘捕令，把安藤利吉及其僚属共15人，于1946年4月15日，从台北押解上海，关押于提篮桥监狱。
入狱时，按常规对每人所携带物品作了严格检查。由于安藤事先作了谋划，把剧性毒药十分隐蔽地密藏在衣缝中，没有被察觉。他入狱数天，自感罪孽深重，与其被判处死刑，倒不如自我结束生命。一天晚上，他吞服了密藏的毒药，走完了他63岁的罪恶一生。
1946年9月26日，上海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前日本陆军特务机关情报主任芝原平三郎进行庭审。
芝原平三郎原是日本浪人，是搞情报的老手。20世纪30年代，曾在杭州西子湖畔活动。他凭借一口流利的北京话和上海话，广泛收罗社会渣滓为其搜集军事、政治、文化情报，发往日本特务机关。1941年4月，日军攻占宁波前夕，芝原平三郎用黄金、美钞，收买了镇海炮台国民党军官，在日军进攻宁波镇海时，要塞守军放下武器，使日军轻而易举登陆入侵。此后他卖力拼凑傀儡班底，先后建立“宁波商会筹委会”、“妇女会”等组织，为日军提供情报。还收买汉奸当向导，为日军进攻浙东一些城市带路。他杀害平民，奸淫妇女，无罪不作，犯下了滔天罪行。
抗战胜利后，芝原平三郎当年手下的汉奸蔡某在苏州被捕，供出了芝原匿居在上海的地址。芝原归案后，被关押在提篮桥监狱。上海军事法庭经过多次庭审，依据确凿证据，于1946年7月19日判处芝原平三郎死刑。
1946年11月12日，国防部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接到上级密令，特地从南京赶到上海。检察官王家楣、翻译官王成声及一个班的宪兵，也于上午11时驱车来到提篮桥监狱。11时40分，将芝原平三郎提押出监，到监狱刑场执行枪决。
石美瑜庭长扼要问清姓名、年龄、国籍、捕前职务、居住地等情况后，正言厉色地宣布对芝原执行枪决。
这时，芝原提出修书三封。经石美瑜同意后，令宪兵为芝原开铐。芝原就在法庭旁预先准备的方桌上铺好信纸，落笔书写。
第一封写给其妻子，大意为：今天我要执行了，望你照顾母亲和孩子。
第二封，写给日本的长官小仓和白川一雄。这两人此时还关押在提篮桥监狱内。其大意是：多蒙照顾，非常感谢，现在不能报答，引为遗恨。
第三封写给中国国民政府。侈谈什么中日亲善、共存共荣之谬论。
遗书写毕，芝原还向执法官提出，“贵国是文明古国，长期以来对婚丧之事十分隆重，我马上就要去见上帝，请允许我干干净净地走向另一世界。”
石美瑜爽快地答应了芝原平三郎的这一特殊要求。马上命令法警取来芝原平三郎的3包衣物，让其当场更换衣服。芝原把身上的旧军服脱下，换上一套比较干净的草绿色的军服，穿上一双军用球鞋。
此时，时钟已指向12点10分，石美瑜命令已经换好衣服的芝原平三郎在死刑执行书上签字，按指纹。然后宪兵把芝原双手反铐，由两名法警押上行刑椅（有靠背的椅子）。芝原坐在行刑椅上，左右两边各被一名宪兵按住，宪兵班长吴德法站在芝原的身后，举起“盒子炮”手枪，对准芝原的后脑，“啪--啪--”连发两枪，子弹从其后脑进去，经右眼及眉际间穿出，污血从弹孔中涌出，脸上一片血污。芝原“啪”的一声连人带行刑椅一起倒在地上。
1948年3月6日，南京，总统府。蒋介石同何应钦商谈对冈村宁次的处理问题。
冈村宁次是侵略中国时间最久、罪行最大的战犯之一，早在日俄战争年代他就戴着少尉军衔踏上了中国领土。此后，充当北洋军阀孙传芳的顾问，参与制造济南惨案，率兵侵占上海，在华北推行三光政策……罪行累累，罄竹难书。然而，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战犯，却因同蒋介石、何应钦的特殊关系，迟迟不得归案审理。
蒋介石与何应钦早在日本士官学校时，就结识了当时在该校当教官的冈村宁次。何应钦因为学习成绩好，得到冈村宁次的赏识。毕业时冈村宁次赠与他一柄军刀。蒋、何返国后一直和冈村宁次有信件来往。抗战期间，1940年12月，汪伪政府成立以后，冈村宁次被日本政府任命为华中派遣军总司令，驻扎在南京。蒋介石政府为了暗中和日方进行勾结，派冷欣在苏南与敌伪当局建立情报机构，交换情报，秘密同冈村保持联系。抗战胜利后，蒋任命冈村为总联络部长官，直接帮助蒋介石夺取抗战胜利果实，并充当蒋的高参，帮助蒋打内战。因此，蒋介石处心积虑地保护包庇冈村宁次。
何应钦：“昨天，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派来一位美军上校叫桑普拉斯。他带着两名美军士兵来到国防部。说是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之命前来拘捕冈村宁次。声称法庭审理战犯工作即将结束，冈村宁次必须在4月份军事法庭解散前到庭受审。从东京开始审理日本战犯后的一年中，他们曾给国防部打过多次电报，已先后派人来过两次。看来这次他们似乎非要带走不可。不然他们就在这里等待下去。”
蒋介石：“如果交出冈村宁次，远东军事法庭必判他绞刑无疑。如果我们再不交出，唯恐担包庇战犯罪名。冈村将军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最近帮助我们维持社会秩序，抵制八路军、新四军受降立了大功。担任国防部高级顾问后，多次为我们出谋划策操心费力。所以，无论如何得保护他躲过远东审判这个鬼门关。”
何应钦：“我们深知校长对冈村将军的深厚感情和保护他的苦心。昨天晚上国防部连夜召开紧急会议，经过反复讨论，作了三条规定。校长看是否可行？第一，根据国际情况，冈村宁次以暂时不回国为安全。第二，拖到6月份以后甚至年底，待远东军事法庭解散后再送其回国。第三，对东京来的人佯称冈村宁次患开放性肺结核，等治愈后再送回国。”
蒋介石高兴得站起来：“好，好！此乃万全之计！赶紧会见那位桑普拉斯上校。你亲自出面，热情款待，赠与厚礼。再由国防部开一证明信叫他带上，让他高高兴兴地回东京交差。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解散后，那就由不得他们了。”
1948年8月23日，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上海商会礼堂开庭审判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
开庭前几天，何应钦派曹副官向冈村传话：1.蒋主席、白崇禧部长、陈诚总参谋长、何应钦总司令对冈村将军战后工作甚为满意，表示感谢。2.即将进行的上海审判是应付舆论，走走形式，毋庸挂意。3.归国时机要等国际形势缓和再定。
上午9时，法庭庭长石美瑜同法官叶再增、陆起、林建鹏、张体坤依次在审判席就座。
在宪兵引导下冈村宁次身着西装，带着明显的矜持和傲慢，一副满腹经纶的学者派头，走进法庭，坐到被告席上。
开庭后，检察官王家媚宣读起诉书。
王家媚在调查冈村宁次罪行时，国防部、外交部以及所有政府部门都拒绝提供材料。他只好将冈村宁次指挥部队进攻南京时，其部下有7个师团长和一个旅团长8个人的罪行加在冈村身上，以连带罪进行起诉。
冈村宁次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对检察官起诉和法官审问的犯罪事实概不承认，用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进行反驳。
冈村抗辩后，三位律师同检察官王家媚唇枪舌剑地激烈辩论了近一个小时。
中午休庭时，石美瑜宣布辩论结束，下午宣读判决书。
休庭后，法官们都到四川北路路口的凯福饭店进餐。正当大家为这个两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罪大恶极的罪犯即将受到严惩而高兴的时候，饭店招待进来请石庭长接电话。
石美瑜庭长回来时，脸色变得很难看：“刚才接到国防部秦次长的电话，冈村宁次一案暂停审理，听候命令。”
第二天，冈村宁次向法庭提出“因病要求保外就医”，军事法庭立即转呈国防部，很快就批下来，冈村宁次由国防部两名少将高参联名具保“准予保外就医”。
1949年1月26日凌晨，石美瑜庭长突然接到国防部紧急通知：今日在京沪杭警备司令部四楼会议室开庭审判冈村宁次。石美瑜赶紧打电话通知了所有法官。
上午9时，法官们到齐之后，你望望我，我望望你，都感到莫名其妙。只有老法官陆起因为即将退休，此案是他参与审理的最后一个案件，特意穿了授衔时的那套上校新军服，精神抖擞地坐在那里。相反，庭长石美瑜却是强打精神，完全失去了往日的自信和威风。
由于是秘密审判，审判厅内来宾和听众很少。由法官例行公事似的念了一遍判决书，就休庭了。
吃过午饭，石美瑜庭长召集法官研究定刑。
主审法官张体坤首先说：“冈村宁次罪大恶极，早该判死刑了，不杀他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他我们也无法向国人交代。”
石美瑜和其他法官一致赞成他的意见。
正当石美瑜要提笔写判决书时，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的副官突然闯进来，在石庭长耳边说了一阵，石美瑜很不情愿地跟着走了出去。
大约过了10分钟，石美瑜回来，他满脸不悦地说：“告诉你们一个新情况，南京国防部来了5个人在隔壁，是来监视我们审判的。他们说，蒋总统、李代总统认为冈村宁次战后协助国军剿共和遣俘有功，让军事法庭宣判无罪释放。”
石美瑜说着将手中拿着的两份文件展示给法官们看。一份是代总统李宗仁的命令，一份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的命令，内容一样：“冈村宁次遣俘有功，法庭应该宣判无罪！”
法官们面面相觑，作声不得。
承办法官张体坤说：“那判决书怎么办？”
石美瑜又拿出一份文件，是抄写工整的冈村宁次判决书原本。主文只有6个字：“冈村宁次无罪”。上面盖有国防部长徐永昌的大印。
法官们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气愤、痛苦、屈辱、困惑使他们有口难言。
石美瑜无可奈何地说：“现在就请诸位在判决书原本上签字吧！”
4位法官依然是你望望我，我望望你，谁也不肯作声，谁也不提笔。
石美瑜叹息说：“你们不肯签字，我也不能强迫。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们，隔壁房间里国防部那5个人，就是军法官。若是我们不签字，他们将立即接办此案，宣布重新审理，结果还是一样。”
老法官陆起无比气愤地说：“那就让他们去审判好了！还让我们签字干啥？”
石美瑜苦笑了一下，低声说：“南京来的人带了两包东西，由我们选择。一包是5副冰冷的手铐。我们如果不签字，立即逮捕。这幢楼地下室就是京沪杭警备司令部的拘留所。另一包是给我们每人加发的三个月薪金。如果签字，就能得到这笔钱。”
张体坤 ：“我们成傀儡了，拿了钱，释放了大战犯。老百姓知道了，我们要遗臭万年，这名我不能签！”
房间里一时死一般的沉静。
石美瑜的眼光在法官们的脸上流动，最后停留在老法官陆起脸上：“陆法官，你年纪大，资历深，就带头签个字吧。”
陆起痛苦地说：“如果一定要签，那也没有办法。不过我要在评议本上写上保留意见。”
石美瑜说：“写上保留意见当然可以。”
于是，陆起颤抖着手签上了名字，接着其他3位法官苦笑着摇摇头也签了字。
石美瑜脸色铁青，含着羞愧的泪水，咬着牙一声不吭地签了字。
当日下午4时，法庭对冈村宁次案件宣判。
审判厅里零零落落只坐了几十名听众和几名记者。
石美瑜宣读判决书：
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决（民国三十七年度战审第二十八号）
公诉人：本庭检察官
被告：冈村宁次，男，66岁，日本东京人，前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陆军大将。
主文：冈村宁次无罪
理由：
本案被告于民国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受日军统帅之命，充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所有长沙、徐州各大会战日军之暴行，以及酒井隆在港澳，松井石根、谷寿夫等在南京大屠杀，均系于被告任期之前，原与被告无涉（酒井隆、谷寿夫经本庭判处死刑，先后执行去案）。且当时盟军已在欧洲诺曼底及太平洋塞班岛登陆，轴心即行瓦解，日军陷于孤立。故自被去受命之日，以迄日军投降为止，阅时八月，所有散驻我国各地之日军多因斗志消沉，鲜有进，迨日本政府正式宣告投降，该被告息戈就范，率百万大军听命纳降。迹其所为既无上述之屠杀、强奸、抢劫，或计划阴谋发动，或支持侵略战争等罪行，自不能仅因其身份系敌军总司令官，遂以战争罪犯相绳。至在被告任期内虽驻扎江西莲花、湖南邵阳、浙江永嘉等县日军尚有零星暴行发生，然此由行为人乃各该辖区之直接监督长官落合甚九郎、菱田之四郎等负责。该落合甚九郎等业经本庭判处罪刑核准另行有案。此项散处各地之偶发事件，既不能证明被告有犯罪之联络，自亦不能负共犯之责。综上论述，被告既无触犯战规，或其他违反国际公法之行为，应予谕知无罪，以期平允。
根据以上结论，按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第一项、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项，判决如主文。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一月二十六日
审判长诸人 署名签章
当听到冈村宁次“无罪释放”时，听众席上一片哗然，纷纷高呼，提出抗议、质问。
石美瑜无法回答，赶紧退回庭长室。
愤怒的记者不顾宪兵阻拦，紧追不放，一些人越过宪兵，跟着进入庭长室，当面抗议。
石美瑜只得支吾其词说：“此次判决当否，有待社会公论。”
1949年1月29日，冈村宁次同先期释放的259名日本战犯一道，乘美国轮船“约翰·维克斯”号，秘密逃回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