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
以器识为先在不少人的心目中，文人不仅总是瘦削、羸弱的，而且只能干些舞文弄墨、吟风弄月的勾当，总不会是虎啸龙吟、令山河变色的豪杰。《宋史·刘挚传》甚至有言：“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前一半诚为卓见，后一半则大谬不然了。
所谓器识者，无非器局与识见，怎可断言文人便一定与此无缘？这份贬损实在武断得很。幸亏在古今中外，人类几千年的故事，早有几万股文人的剑气侠骨，消此妄言。中国人的热血警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正是文人顾炎武语，这不是天大的器局与识见么？即使是“平时袖手谈心性”的懦弱者，也会有“临危一死报君王”（颜习斋诗）的壮烈，更何况多少文人梦中一直有铁马冰河的血鸣。“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东林党文人的这副对联表达的正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壮怀，这种器识已然成了文人的传统。
笔与剑，文情与剑气，其实是很相亲相倚的。
“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龚自珍既有吹箫的哀怨，更有说剑的壮怀。“涅与人语：吾棺中，宜置剑，勿放笔也。”1823年的拜伦提剑率远征军赴希腊战场，终以马革裹尸归葬故土。即使在我们广东同乡中，也有文人袁崇焕，那位万历四十七年的进士，他的如虹剑气在辽东雪原上令皇太极闻风丧胆；康有为说，读袁的文章，便“想见鲁阳挥戈、崆峒倚剑之神采”（《袁督师遗集序》）。笔与剑，笔锋与剑锋，可刺可削，五千年的黑暗应见双锋刺破青天，倚天屠龙锷未残。鲁迅持宇宙锋剑，东砍西劈，天下无敌。泽畔有屈子佩剑，桥下有张良佩剑，伶仃洋上有文天祥佩剑。沅水之外是云梦大泽，是灞桥折柳，是玉门寒笳，是荒漠驼铃，均有文人弹剑而歌，歌的是八千里路云和月。
文人的豪情侠气也冲腾在西方，在欧罗巴、阿美利加。提毛瑟枪穿黑色燕尾服腾跃在鹅卵石的街面上，在鹅卵石筑就的街垒后，多少诗人、作曲家曾在巴黎浴血为一轮人性的旭日？到处小酒馆弥漫着酒气，到处文人密谋着一次又一次的起义，马克思指日：“革命的炼金术士”。文人是“革命”的么？这问题提得太愚也太聪明，太现实也太浪漫，可让人怎生作答。恩格斯把1848年德国汹涌的批判思潮、革命情绪归功于文人，因他们作品充满“倾向性”，即“政治暗示”，即“一种半遮半露的反政府精神”。有趣的是，西文的“intelligentsia”最初用来形容专唱对台戏的。对台戏者，批判态度之谓也。
19世纪60年代的俄罗斯，intelligentsia指“仅仅由于信念、批判意识或道义情感而联结在一起”的一群人，1898年的法兰西，“intelleetuel”响彻云霄，因为一件牵动知识分子良心的案件，德雷福斯案件。“Manifested dintelleetuel”（“知识分子宣言”）反对判罪于德雷福斯。路德反抗教会，率先支持他的是符腾堡大学的师生。思想敏锐的霍布斯以“特洛伊城的木马”喻英国的大学。无论是谁，彼得还是玛丽，张三还是李四，“他们总是用更高、更博大的真理来对当前的真理提出疑问”（Lewis Coser语）。这种穷究大千、追根溯源的器局与识见，使某一群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器识其实就是一种博大、深邃的思想襟怀，文人当然要以此为全部生存方式的根基。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帕斯卡尔语）。文人是这些芦苇中最茁壮的一片。学会思想便是学会“用头来走路”，这样即使文人手无寸铁，他们也是不可战胜的。
文人之思除了运用逻辑理性对世界作对象化的思考，更重要的是对存在本身的“倾听”、“惊异”和“守护”其意义。诗人里尔克说，在先辈的眼中，一座房子、一口井、一个熟悉的塔尖甚至身上的衣服、长袍都是蓄含人性的容器。
这种体验就是文人之思。这种思就是诗意的栖居最肥沃的土壤。
弹剑而歌的壮怀、特洛伊木马的意识与震颤着神秘悸动的存在之思，这些都是文人的双眸中最璀璨的辉光，都有一种去供奉、去殉道的崇高意味。文人是真的汉子。他们要到中流击水。
为文之难
文人当然是要写文章的。让文人离开笔恐怕会像让鱼儿离开水，那种鼓鳃打鳍的痛苦一定很不好受。强制要文人沉默不语不仅是令文人痛苦不堪的，而且爱因斯坦更认为“保持沉默就是犯同谋罪”（见《我的世界观》）。因此文人要写文章就如太阳一定要升起那么自然。
但写什么？为青春的事物写颂歌、为配得上称为不朽的逝去写挽歌、为“大树飘零”的将军写哀歌么？是摹写岭表洁白的寒雪，抑或是追踪梨花溶落的欷歔——那天地间至低微的音籁？无论写什么，文人都是在蚕食自己的心血精魂。
对文人的最可怕的误解，莫过于认为文人就是那些写“散文”——那种被余光中名之曰“花花公子的散文”——的人。他们“上自名作家，下至初中女生，简直车载斗量，可以开十个虚荣市，一百个化装舞会！”余光中又说，他们“歌颂自然的美丽，慨叹人生的无常，惊异于小动物或孩子的善良和纯真，并且惭愧于自己的愚和渺小。不论作者年纪有多大，他会常常怀念在老祖母膝上吮手指的金黄色的童年。不论作者年纪有多小，他会说出有白胡子的格言来”（见《剪掉散文的辫子》）。不消说，他们都是文人的赝品。每当我初次结识一位“作家”、“散文家”时，总有一个问号像浮标一样升起、晃动：你，写什么样的文字？应该说，这并不是风格、水平的问题，而是质的分野。说得极端一点，是生而为文人还是一辈子装作文人的根本分野。
有时甚至不用看文字，接触一下、交谈几句，恐怕就能见微知著，有了几分把握。我们在书店逡巡，捡起—本书翻翻，跳入眼帘的几行字便已经透露出作者的属类。文与人相衬，形与质相映，一切都显示得分分明明。
唐代镜铭中有这样的文字，“形炼精冶，莹质良工。如珠出蚌，似月停空。当眉写翠，对脸傅红。绮窗绣幌，俱函影中”（《骨董琐记》）。虽华彩艳艳，却自有鉴人睁光，因其质莹之故。另一段唐镜铭文曰：“光流素月，质禀玄精。澄空鉴水，照回疑清。终古永固，莹此心灵”（《骨董琐记》）。
可见质之清浊高下是可以如镜照人的，文的优劣取决于质莹否、工良否，赝品是永远也会被识别出来的。
为文之难是文人永恒的苦恼与欣悦。巴乌斯托夫斯把文字的创作活动比之于沙梅老爹以生命簸筛出来的那朵金蔷薇，“每一个刹那，每一个偶然投来的字眼和流盼，每一个深邃的或者戏谑的思想，人类心灵的每一个细微的跳动，同样，还有白杨的飞絮，或映在静夜水塘中的一点星光——都是金粉的微粒”（《金蔷薇》）。台湾诗人洛夫则说，写诗是对付残酷命运的一种报复手段，他自觉其文字是“在生与死，爱与恨，获得与失落之间的犹疑不安中挤迫出来的一声孤绝的呐喊”（《我的诗观与诗法》）。一说体察之深、感受之微，一说命运的挤迫、血肉的熬炼，二者合起来便是为文的主要法门了。
但无论如何，文章总是很难令作者自己感到完美无缺的。在能力与理想之间总有距离，写作的成品就是这距离的测量结果。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己的评判是“想的远比写的好”，天晓得陀氏的心灵曾是何等宽广、深邃的星空！文章得失，唯寸心相知。遥想当老杜“新诗改罢自长吟”之际，其为文的甘苦也一定会同时在他心中翻腾吧。“语不惊人死不休”应是文人容颜憔悴的原因。
寒夜梦回，为一个句子的凄美，惊悸地拥被而起，于是有暗香浮动在笔砚之间，有文思如月照你的无眠。文心是水夜中一根摇红的烛火，文人是艰辛的寻梦者。谁知道下一个句子应如何写出？
心香一瓣
“百无一用是书生。”文人给人们留下的多是忧愁善感、羸弱多病的才子形象。其实，这是很片面的。
千古文人侠客梦。文人也有英雄之气充溢胸怀，也有铁马冰河驰骋疆场的抱负。他们多数集才气与侠气于一身，有着“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高度社会责任感。
文章天下事，得失寸心知。尽管社会环境有时会给文人带来无奈和悲伤，但真正的文人总有一种傲骨，或张扬在外，或内敛于心，用自己的笔端游走于天下，践行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人生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