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半农
我们应当取极严厉的态度责备我们自己。我们应当把以往所得的光荣——若然有的话——看做没有，应当努力寻找自己的耻辱，而力求所以雪耻之道。
国立北京大学自从创办到现在，已整整三十五年了。我们在校中做事的，读书的，碰到了这样一个大纪念日，自然应当兴高采烈地庆祝一下。
但是，严重的国难还依然严重，国内分裂的现象又已重演于目前，—九三六年的世界大恐慌，也一天天地紧逼上来。我们处身于这样的局面之中，只须稍稍一想，马上就可以收回了兴高采烈，立时变做了愁眉苦脸。
不错，瞧我们的校徽罢！“北大”两个篆文，外面一道圈子，是不是活画了个愁眉苦脸？
但我并不在这里说笑话。我以为这愁眉苦脸的校徽，正在指示我们应取的态度，应走的道路。我们唯有在愁眉苦脸中生活着，唯有在愁眉苦脸中咬紧了牙齿苦干着，在愁眉苦脸中用沉着强毅的精神挣扎着，然后才可以找到一条光明的出路。要不然，“覆巢之下无完卵”，就是醉生梦死者应得的报应。
瞧瞧欧战以后的德国人罢！他们真能在愁眉苦脸之中蛮干。他们痛苦时只是抬起头来喘口气，喘完了气还是低着头干。而我们呢？在我们的账簿上，只怕除去呼口号，贴标语，开会，游行示威，发通电之外，所余下的也就近于零了罢！
回想三十五年前，清政府因为甲午一役，受了日本人的大挫折，才有开办大学的决议。而大学开办了三十五年，其结果曾不能损及日本人之一草一木，反断送了辽东千里，外加热河一省，这责任当然不能全由大学师生担负，而大学师生回想当年所以开办大学之故，再摸摸自己身上这三十五年中所受到的血渍未干的新创，请问还是应当兴高采烈呢？还是应当愁眉苦脸呢？
当然，我们不能不承认现在的北大已有相当的根底，更不能不承认已往三十五年中的北大已有相当的成绩。我们到国内各处去旅行，几乎没一处不碰到北大的旧同学。这些同学们或做中央的委员部长，或做各省县的厅长局长县长，做大中小学校长教员的更多。他们各以其学问经验用之于所办的事业，自然对于国家各有各的贡献。把这一笔总账算起来，自然也不能不算伟大。所以，若然我们要说一句自为譬慰的话，也就不妨说：要是这三十五年中没有北大，恐怕中国的情形还要更糟。可是这样的话，要是校外的人拿来恭维我们，我们还应当谦逊不遑，要是我们自己这样说，那就是不求上进，没有出息的表现。
我们应当取极严厉的态度责备我们自己。我们应当把以往所得的光荣——若然有的话——看做没有，应当努力寻找自己的耻辱，而力求所以雪耻之道。
我们这学校并不是研究飞机大炮的，所以，我们造不出飞机大炮，并不是我们的耻辱。但是，我们研究自然科学，而我们在自然科学上还没有很重要的发明，那是我们的耻辱。我们研究社会科学，而我们对于本国社会的情况，亦许还没有外国学者调查得清楚，那是我们的耻辱，我们研究本国文史，而我们所考据的东西，亦许有时还比不上外国学者所考据得精确，那是我们的耻辱。
大家都呼号着要雪国耻，我以为国耻应当一部分一部分地雪。做商的应当雪商耻，做工的应当雪工耻，我们头顶三十五年老招牌的北大，应当努力于雪学术耻。
单有坚甲利兵而没有其他种种事业以为其后盾，决不足以立国。
我们的责任，既不在于为国家研究坚甲利兵，就应当在我们的本分上做工夫！要是能把本分上的工夫做得好，其功业也决不在于为国家研究坚甲利兵之下。
前几年，“读书”“救国”两问题的冲突，真闹到我们透气不得。到了今年五月二十二日，这问题就被事实解决了。虽然我们回想到了这样的事实就要心痛，但心痛的结果可以指出一条我们应走的路，那还不得不认为“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同学们，同事们，三十五年过去了，愁眉苦脸的校徽正在昭示着我们应当愁眉苦脸地去做，我们在今天一天上，自然不妨强为欢笑，兴高采烈，从明天起，就该切切实实，愁眉苦脸去再做上三十五年再说！
廿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北平
作者简介
刘半农，原名刘寿彭，改名刘复，初字伴侬，时用瓣秾，后改字半农，号曲庵。江苏江阴人，是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之一。著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同时，他又是我国语言及摄影理论奠基人。他的《汉语字声实验录》荣获“康士坦丁语言学专奖”。是我国第一个获此国际大奖的语言学家。1925年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讲授语音学。1926年出版了诗集《扬鞭集》和《瓦釜集》。1934年在北京病逝。
【心香一瓣】
这篇发表于北大35周年校庆时的演讲，把北大的过去和我们的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在肯定北大人为国家所做贡献的同时，提醒大家不忘国耻，继往开来，抛弃空洞的口号，以实际行动为国家发展努力做贡献。
读书人的忧国忧民和一腔的报国热情，尽情地流淌在字里行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光阴如百代之过客，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莘莘学子，但大学精神却融进了学子的血液里。
而现在，有人认为急功近利、缺少人文关怀，使大学丧失了其作为“精神家园”和“理想灯塔”的崇高定位。重读这篇文章，也许会对我们有所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