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事变发生后，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建立包括国内各党派团体、各阶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迫在眉睫。受人民群众“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呼吁的影响，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多数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逐步形成一种强烈的民族共识：取消国民党一党独裁，建立各党派、各革命阶级共同组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民主政府，以便协商国是，共同抗日。毛泽东对此曾有高度概括，“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是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这即是统一战线政权”。正是基于对这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主政权形式的认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形成了最初的政党协商思想。
“九一八”事变后，尤其是华北事变的发生，全国大中城市兴起了大规模的抗日爱国学生运动，学生以游行示威请愿的方式，向国民政府施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压力，并扩大了停战抗日的政治诉求在社会中的影响，促成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在国内停战抗日的社会共识形成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爱国学生运动和国民党内部开明派系的爱国举动相互交织，极大地助推了停战抗日的社会氛围与共识的形成，扩大了党派间民主协商的政治基础，协商民主及政党协商顿挫的局面逐渐结束。
协商民主及政党协商的实验
抗战时期是新民主主义政治思想形成的重要阶段，也是中国式协商民主与政党协商的实验阶段。中国共产党一方面以合作党的身份参与国防参政会和国民参政会等机构，同国民党及各民主党派进行协商性对话以达成一些共识；另一方面又以领导者的身份主持根据地的“三三制”政权建设。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开展重庆谈判，邀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但这些协商努力在国民党发起的内战中化为泡影。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斗争和政治较量同时进行，还在第二条战线中争取各民主党派和人民的支持，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协商程度和政治凝聚力进一步加强，中国式协商民主及政党协商实验向纵深发展。
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重要推动
迫于民族危机和国内停战抗日舆论的压力，国民政府开始逐步改变对内政策，有限度地推行政党合作。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则由谋求推翻国民政府，逐步转向推动国民政府政策调整以实现合作抗战。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解决了中国共产党存在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共中央于1935年8月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又称“八一宣言”）分析了“九一八”事变以来国内的局势：“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到现在：我同胞抗日救国事业之所以还未得到应有的胜利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日寇蒋贼的内外夹攻，另方面是由于各种抗日反蒋势力互相之间，存在有各种隔阂和误会，以致未能团结一致。”中国共产党在宣言中呼吁各党派和各军队间，无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利害的差异或者敌对行动，“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中国共产党承诺可以不计国民党任何旧仇宿怨，“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八一宣言”还提出中国共产党愿意与各党派、各团体“谈判”成立国防政府，组织全国性的抗日力量救亡图存。实际上，提出成立国防政府就是通过商谈途径实现党派合作共事，蕴含着一定程度的协商民主思想，中国共产党愿意与国民党在抗日的前提下，握手言和，共同抗战，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思路开始酝酿。“八一宣言”是根据同时进行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人民统一战线的思想提出的，为瓦窑堡会议的召开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抗日救亡运动重新高涨的形势，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形势作出全面准确的分析，调整党在新形势下的策略，纠正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在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的指导下，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瓦窑堡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和《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两个决议，中国共产党在《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全面地分析了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提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要实现民族解放和争取领土完整，“只有最广泛的反日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蒋介石。”决议正式提出的建立最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包括国内所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各派别、各武装队伍、各阶级，实现抗日力量的联合统一，但是将对日妥协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排除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外，仍执行“抗日反蒋”的斗争策略。瓦窑堡会议解决了遵义会议未及时处理的政治策略问题，克服存在的关门主义思想，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为此后的国共第二次合作奠定基础。
1936年5月5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出《停战协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向国民党表达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诚意，呼吁国民党政府“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同年9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此前的“抗日反蒋”口号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一方面继续揭破他们的每一退让，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另一方面要向他们提议与要求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订立抗日的协定。”由此可知，“逼蒋抗日”是与国民党既斗争又联合、在斗争中争取联合的政治策略，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的转变是中国共产党斗争策略的重大变化和政党政治方面的认识进一步成熟。
面对全国各界要求停战抗日的局面，张学良、杨虎城于1936年12月发动西安事变，采取“兵谏”之策扣留了前往西安督战“剿共”的蒋介石。经过中国共产党的斡旋，国民党接受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等内容的协议，蒋介石以人格担保履行协议内容，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发生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历史契机，迫使蒋介石停止“剿共”的内战政策，中国共产党实现了“逼蒋抗日”的目标，标志着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步实现，中国式协商民主及政党协商由顿挫状态进入实验阶段。
全面抗战爆发后，抗日救国成为各阶层各党派最为紧迫的任务。“为进一步促进国内团结，蒋氏在26年（即1937年，笔者注）6、7月份曾先后邀请政、经、学、教各界人士在庐山交换意见。‘庐山谈话会’可说是执政党首次表示与党外人士的妥协，会后似已初步决定扩大政府的基础以容纳党外人士。自8月开始，战火延及上海，全面抗战已成事实，国内的团结更形重要，于是政府正式与其他党派（中共、青年党、国社党）达成协议，促成抗日联合阵线”。9月蒋介石发表关于国共合作的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抗日民族统一战正式建立，政党协商实验在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迅速展开。
中国共产党首先加强同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前身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协商合作。1938年2月，章伯钧、彭泽湘等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代表同周恩来在武汉会面时就一致表示加强在今后密切合作，其认识到“政治上没有什么中立，总是要偏向某一方面的。我们是代表工农平民的政党，应该偏向共产党”。为同中国共产党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章伯钧向周恩来表示：“如果贵党对国事有何主张，需要各党派表态支持，则不必事先征求我的意见，尽管将我的名字签上”。
中国共产党同职教社、乡村建设派也开展频繁和深入的协商。1937年底，黄炎培等职教社领导人从武汉撤往长沙，八路军驻长沙代表徐特立主动前往看望黄炎培，双方商谈党派合作共御外侮的原则立场。1938年5月，黄炎培、江问渔等在重庆结识了周恩来、秦邦宪、吴玉章、林伯渠、邓颖超等共产党人，频繁的接触和经常的深谈，使他们增强了相互的了解，为以后中共与职教社的团结合作打下了基础。1938年1月，乡村建设派代表人物梁漱溟访问延安，同毛泽东就抗战办法和国家建设问题进行八次会面，其中包括两次彻夜长谈。访问延安加深了梁漱溟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使他感到“没有什么不可与其他党派合作的”，这就奠定乡村建设派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主运动中政治合作的基础。
1939年9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通过了《请政府明令定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案》的决议，蒋介石指定黄炎培、张君劢等参政员协助政府修改宪草，宪政运动平地而起。各中间党派深感自身势单力孤，无力促使国民党实施宪政，转而寻求各进步党派间有序的合作关系，通过政党间协商合作的形式产生抱团效应，以达到共同的政治目的。11月23日，统一建国同志会在重庆召开成立大会，与会的党派团体包括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等，无党派人士也参与其中。该会的宗旨是“集合各方热心国事之上层人士，共就事实，探讨国事政策，以求意见之一致，促成行动之团结”。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成立是各中间党派的初步联合，在国内政治生活中，以第三者身份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建立提供了政治和组织上的准备。
1940年底，国民参政会第二届参政员名单公布，国民党参政员人数大增，而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受到排挤。于是，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沈钧儒等民主人士频繁聚会“共商组织问题”，决定“发起成立民主联合运动”，并“与中共积极联合以抵抗国民党的压迫”。皖南事变发生后，各民主党派纷纷痛斥国民党反动罪行，民主党派领导人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会面反复讨论，决定在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组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1941年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大会在重庆特园秘密召开，参加党派有：中国青年党、中国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演变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国家社会党（后改称民主社会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的成员及其他民主人士，它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政党组织，而是包括党派领袖和成员在内松散的多阶级政治联盟。1942年，沈钧儒领导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至此，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集体成员共六个，故有“三党三会”（或“三党三派”）之称。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将名称正式改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抗战时期，特园成为重庆的知名人士、社会贤达从事民主运动的大本营，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活动的重要场合，被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誉为“民主之家”。
民盟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所有民主党派中影响力最大的组织，是国共之外各抗日党派的政治联合体，被称为“民主运动的生力军”。其关于政党协商的民主思想由来已久，1941年10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表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提出“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在宪政实施以前，设置各党派国事协议机关”，实际上这就明确提出政治协商的组织构想。民盟广纳民主力量，在争取抗战的最终胜利和抗战胜利后争取和平民主、反对独裁内战的斗争中，始终与中国共产党保持亲密合作。民盟的成立表明中国的抗日民主党派已经形成政治合力，加深了党派协商的程度，壮大了民族民主革命阵营力量，极大推动了国统区宪政运动的发展。
二、中国共产党的系列尝试
1937年7月，蒋介石发表的《告抗战全军将士书》宣称“和平既然无望，只有抗战到底”。为寻求国内各方面的支持，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于8月决定撤销国防会议和国防委员会，改设国防最高会议，负责国防方针、国防费用、国防总动员等国防方面事宜，国防最高会议下设国防参议会，作为凝聚各党派与民主人士共商国是的咨询性机构。第一批参议员多属当时军政名流、学界泰斗和社会精英等硕望人才，且以中国共产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等主要在野党派和社会团体的代表人物居多，还包括部分社会名流。国防参议会极大提高了各党各派和社会精英参政议政的积极性，社会民主氛围有所改观，梁漱溟评价到“今天政府愿意大家来，大家亦愿意来，一面是政府开诚延纳，一面是大家竭诚拥护。团结在此，民主在此，统一在此，进步在此。气象光昌，三十年来所未有。”国防参议会具有党派合作、参政议政的性质，是国民党在抗战初期对于多党合作和政党协商的思考和尝试，也是国民党政治制度改革的重大突破。
由于国防参议会所体现的民主程度不能满足战时需要，在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社会各界协商救国的共同呼吁下，为集思广益和凝聚全国抗日力量，1938年3月至4月，国民政府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和《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决定设立国民参政会，目的是“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成立之初的参政会被赋予五项重要权利：决议权、建议权、询问权、调查权和审议权，但在实际运用上，国民参政会的权利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其地位及扮演的角色几全操之于战时政府领袖的意向。它所通过的决议案对国民政府并无强制的执行力，最终决定权在于国防会议。同年7月，在武汉举行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发表的《国民参政会首次大会宣言》标志着国民参政会正式成立，它是国防参议会的延续和发展，带有“战时国会”的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