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及政党协商的发生与顿挫
201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并作系统论述；2013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对过去九十多年政治智慧的经验总结，也是对现实需求的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及政党协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中，逐步把各民主党派和广大人民团结在自身周围而逐步形成和确立的，此后，又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不断得以完善和巩固。作为民主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协商民主，其构想缘起于民主革命时期的党派间的政治协商，新中国成立之后得到发展和完善，反映的是近现代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变迁的政治环境中民主政治的生长特征。
近代以来的中国政派林立、政争不已。在很长时期内，中国面临三种可供选择的建国方案：第一种方案先由北洋军阀后由国民党统治集团代表。他们主张实行地主买办阶级的专政，使中国社会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第二种方案由某些中间派或中间人士代表。他们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中国社会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第三种方案由共产党代表，主张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中国，需要完成的历史性政治任务是国家独立和人民民主，在此过程中，与上述三种方案相匹配的三类政党：主要代表着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中国国民党；主要代表着工人阶级及广大人民的中国共产党；介于国共两党之间的主要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各民主党派。
三类政党的主要分歧在于建立何种性质和模式的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创制体现各“革命阶级”利益诉求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目的在于造就一种工农主导、多阶级阶层参与的政治模式。这种制度设计，包含“协商”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中国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与社会主义相关联的一系列制度体系中，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共同支持的中国式协商民主和政党协商制度成为重要选择之一。
一、中国现代政党的缘起
中国政党的产生和演变，肇因于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新兴阶级的出现和西方政党学说的传入。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历代专制王朝皆制定严厉律例禁止民众结社集会，群众只能秘密结社从事帮会活动，《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迫于国内外压力实行“新政”，先后颁布了《结社集会律》和《钦定宪法大纲》等律令，承认民众享有结社权利，并对结社集会的活动限制在清政府允许的范围内，党禁逐渐被废止，政党政治开始起步。
中国现代政党起源于清末反对专制皇权斗争，由革命团体整合发展而来，早在19世纪末，近代资产阶级就开始冲破清政府禁令，改良派和革命派相继成立诸多高度政治化的团体组织。20世纪初的民主革命思潮愈益高涨，迫切需要成立能够凝聚和领导全国革命力量的政党，统筹反清革命事业，同盟会应运而生。清光绪三十一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于日本东京，留日学生之加盟者，达十七省，盖中国民主共和主义者大集团之秘密结社，抑即今日国民党系之元祖也。当时组成主要分子，大别为三：一曰孙文一派之兴中会（广州派），二曰黄兴一派之华兴会（湖南派），三曰章炳麟一派之光复会（浙苏派）。同盟会以“三民主义”为政治纲领和指导思想，具备完整的组织形态、明确的革命目标、健全的组织机构，成为首个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组织，同盟会的成立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团体联合反清的需要，政党政治开始登上中国历史舞台。
民国初年，政党政治观念在民主共和浪潮中得到增强，诸多政客开始投身其中，中国政治舞台上演了政党政治的活剧。社会各利益集团纷纷提出自己的政纲、政见，开展建立或改组政党的活动，试图通过政党竞争角逐政治权利，导致当时中国迅速出现建党或改党的高潮，政党林立之势如雨后春笋。据统计，从1911年武昌起义至1914年1月国会解散，新兴的公开的党“会”竟达682个，其中从事政治活动的约有312个。
辛亥革命成果被袁世凯窃取后，在宋教仁的主持下，同盟会于1912年8月与多个党派合并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同盟会由秘密状态成为公开的政党。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和颁布的《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拉开了中国历史上首次政党竞选的帷幕，1913年5月，统一党、民主党和共和党合并成立进步党，进步党成为国会仅次于国民党的第二大党。以三个分立的小党对抗一个大党，况且此时各省的政治机关，大半还是操在革命派的人手里，所以选举的结果，国民党大获胜利，其余三党皆归失败。于是三党为在国会里面对抗国民党起见，乃合并而为进步党，这便是进步党的大化合。
在选择何种政党政治模式问题上，孙中山认为两党制的优势在于“互相更迭，互相监督，而后政治始有进步。是以国家必有政党，政治始得进步，而党争者，绝好之事”。两党竞争的结果是“轮流互易，国家之进步无穷，国民之幸福亦无穷焉”。议会政治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属宋教仁，其醉心于两党竞争的责任内阁制，两党“相摩相荡，而政治乃日有向上之机”。袁世凯对于国民党当选为国会第一大党非常恐惧，唆使部下刺杀了宋教仁，撕去了假民主共和的面具，接着又对国民党、共和党和民主党等党派肆意破坏，民国刚刚起步的政党政治遭到严重践踏，开始跌向低谷。
国会是当时政党政治的活动中心和政治舞台，也是政党组织表达政治诉求的主要途径。袁世凯于1913年成立御用党——公民党，其操纵议会选举，通过控制和威胁议员使议会和议员成为傀儡，民初政党政治从内部已开始腐烂变质，第二年，袁世凯正式下令解除国会议员职务和解散国会，在袁世凯的专制迫害和武力胁迫下，政党失去合法的政治活动平台，政党政治名实俱亡。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失去了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各派系集团争权夺利，相互打击和排挤，新旧国会中的政治斗争愈演愈烈，诸多政党抛弃作为立党之本的党纲，沦落为单纯追逐权势的工具，政党派系相继在政治舞台上登台表演，政党政治混乱不堪。党派之争与军阀斗争相互重叠，致使列强入侵、帝制复辟、民不聊生，孙中山于1918年怀着无比痛苦的心情回顾这段岁月“革命之建设所以无成，而破坏之后国事更因之以日非也。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
民国初年，资产阶级多党制、议会制的短暂尝试表明，西方国家行之有效的政党政治制度移植入中国，非但不能解决中国的任何实际问题，反而成为军阀、官僚、政客借以争权夺利的工具。在政党政治（两党制或多党制）遭受专制独裁摧残的历史条件下，联合相对进步的党派势力，发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共同反抗西方列强和封建军阀，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客观需要，也是进行民主革命的党派必须面对与思考的问题。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力量逐渐壮大，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其成立初期就开始萌生和发展政党协商思想，最终促成国共合作基础上的国民革命，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在一系列重大问题决策上进行协商。此后，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建立一党专制的独裁政权，“围剿”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革命根据地，迫害民主党派和国民党内进步人士。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为实现共同的革命目标，逐步走上协商合作的反蒋道路。但是，客观上国民党以执政党的身份和地位排除异己，民主力量与反民主力量的矛盾愈演愈烈，主观上中国共产党在一定时间里受到左倾思想的不良影响，协商民主和政党协商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甚至出现顿挫状态。
二、协商民主及政党协商的萌发
从民国建立到军阀专制的政治落差，社会的“之”字型发展路径引起中国人的深刻反思，探求适合中国社会特色和时代特点的政党政治制度。新文化运动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深入思想文化层面，寻找民主政治在西方取得胜利却在中国失败的原因，陈独秀从政党方面分析“吾国年来政象，惟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也。……凡一党一派人之所主张，而不出多数国民之运动，其事每不易成就，即成就矣，而亦无与于国民之根本进步”。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将激荡在欧洲大陆的“共产主义幽灵”引入中国，社会主义思潮逐渐兴起，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登上历史舞台，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蔚然成风，最终诞生出首个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中国的政党政治由此揭开新篇章。
中共一大于1921年7月召开，部分参会代表提出应“行动上与其他政党合作反对共同的敌人”，如此则“我们的力量会因为这个进展而强大起来”。就思想内涵而言，提出此观点的代表已初步具备政党协商的思想，这也是基于对中国国情的准确认识而提出的正确道路。由于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对革命认识尚不成熟，虽然通过的最终决议未采纳该主张，但为此后中国共产党接受并形成政党协商共事的国民革命统一战线作了思想铺垫。
中共一大部分代表能够提出党派合作具有深刻思想根源。一方面，马列主义中有关民主和革命的理论对政党协商思想的产生具有引导作用；另一方面，部分代表在从事早期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已产生民众合作和政党联合的思想，如毛泽东在1919年《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提出中国社会改造“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李大钊倡导政党和社会团体的大联合，在“五四”运动中撰文讲到“我很盼望全国各种职业各种团体，都有小组织，都有大联合，立下真正民治的基础”。另外，他还主张建立坚强的政党，倡导政党与阶级的联合和呼应，该思想此后向政党合作及联合国民党的实践转变。
经历“一大”与资产阶级联合的短暂犹疑之后，中共中央于1922年6月公开发表首个政治声明《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以下简称《主张》），为中共二大制定的民主革命纲领作了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主张》是中国共产党基于马列主义中的统一战线思想以及对中国国情的基本分析，认为中国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首先要进行的是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应该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反对共同的主要敌人。中国共产党在《主张》中还提出建立多党合作的民主联合政府，公开明确地提出“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为达到此目的，“中国共产党的办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在上列原则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认识到阶级联合和政党合作的必要性，并且形成了较为清晰的党派合作思路。《主张》同时指出“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中国共产党以国民党为革命合作的对象，对国民党性质的准确认识为建立国共两党合作的统一战线提供了可能性。
中共二大于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讨论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决定“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18联合全国一切革命的和民主的党派，邀请革命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共商革命具体办法，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应该联合和援助民主派，并非附属或合并。决议还阐明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和对象，强调统一战线与多党合作应由中国共产党主导，明确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基本原则和实施步骤，决定加入共产国际。最后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实际上制定出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确定了中国革命应当分两步走，制定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是这次大会最伟大的历史功绩，表明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开始承担起领导中国人民完成民主革命的历史重任。
中共二大第一次在党内权威而公开地提出“联合战线”的概念，由此衍生出以党派联合为核心的政党协商思想与实践。为实现联合战线，首先“先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适宜地点召开代表会议，互商如何邀请其他各革新团体，及如何进行”；其次，“运动倾向共产主义的议员在国会联络真正民主派的议员结合民主主义左派联盟”；最后，“在全国各城市集合工会农民团体商人团体职教员联合会学生会妇女参政同盟团体律师公会新闻记者团体等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决议中有关各党派团体“互商”、“联盟”、“同盟”等词语成为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概念的最初表述。
中国共产党在政党联合的认识和实践上皆走在其他政党前面，在成立之初就对阶级和党派合作进行理论探索，并产生政党合作的协商思想。《中共中央对于时局的主张》和《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的起源，也蕴含着中国共产党早期政党协商思想的萌芽。以政党协商的民主方式推进和实现党派合作，尤其强调国共两党的联合，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民主革命，最终发展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基础上的国民革命。
三、协商民主及政党协商的初步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