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明翰， 2013 年8 月
3 月， 我们搬离了原先的公寓， 在一条绿树成荫的街上重新租了一幢屋子， 但感觉却像是在“露营”。我们的财物都还留在斯瓦特。
屋子里到处都是纸箱， 里面装满了好心的人们寄来的信件和卡片。
有一间房里有架钢琴， 但我们家没有人知道怎么弹奏。母亲抱怨说，墙上的希腊神祇壁画和天花板上镶刻的天使都在盯着她看。
我们的房子又大又空， 大门口有一道电动栅门。有时候， 我们会觉得自己住在一种我们巴基斯坦人称之为“替代性监狱” 的地方，“囚禁” 在一幢高级住宅里。院子的后部是一座巨大的花园， 里面有很多的树木， 还有一块我可以和弟弟们一起打板球的绿色草皮。但是， 我们没有办法上屋顶玩， 街道上没有比赛放风筝的孩子， 也不会有邻居来向我们借一盘米， 或我们去跟他们借三个西红柿。我们和隔壁邻居只有一墙之遥， 但两栋房子之间却仿佛相隔数里。
如果我往外看， 就会看见母亲在花园里转悠。她的头上戴着披巾， 正在给那些鸟儿喂食。她看起来好像在唱歌， 也许是那首她钟爱的拓帕： “可别杀害园子里的鸽子， 杀了一只其他就不会再来了。”
她把我们昨晚的剩菜喂给鸟儿吃， 眼中含着泪水。我们吃的食物与在老家差不多———午餐和晚餐都是白饭配肉， 早餐则是煎蛋、薄饼，有时来点蜂蜜， 这样的餐点搭配是从我的小弟阿塔尔开始的， 但他现在最钟爱的则是“伯明翰大发现” ———榛果巧克力酱三明治。我们总是会有剩菜， 母亲则因为觉得浪费了食物， 而感到难过。我知道她回想起那些寄宿在我们家中的孩子， 我们会把他们喂得饱饱的，这样他们就不会饿着肚子去上学。她不知道他们现在都吃些什么。
还在明戈拉时， 每次从学校下课回家， 家里总是高朋满座； 而现在， 我无法相信自己以前居然会祈求能够拥有一天的安宁， 或留给我一点私人空间， 让我完成功课。在这里， 我们唯一能听见的声音是鸟叫和胡沙尔的Xbox 所发出的声响。我独自一人坐在自己房间的地板上玩拼图， 渴望有访客前来造访。
我们家并不富有， 我的父母也深知饥饿的滋味。但我母亲从未拒绝过任何前来寻求帮助的人。在家乡的时候， 有一次， 一个贫穷的女人来敲门， 她又热、又饿、又渴。母亲让她进门， 给了她食物，那个女人非常感激。“我敲了这个街区的每一扇门， 只有你们家愿意为我开启，” 她说， “无论你们身在何处， 愿真主永远让你们的门敞开。”
我知道母亲很寂寞。她很热衷社交活动———过去， 邻里的女性常在午后聚集在我家后面的走廊， 而在其他地方工作的女人也会在休息时来此歇息。现在， 她总是在打电话给老家的人。这里的生活对她来说很艰难， 因为她不会说半句英语。我们家的设备一应俱全，但当她初抵此处时， 它们对她来说却等同于一道又一道的谜题， 还得找人来教我们怎么使用煤气炉、洗衣机和电视。
像以前一样， 父亲不愿意在厨房帮忙。我借此取笑他： “爸爸，你最喜欢谈女权， 却让我母亲干所有家务！ 就连茶具你都不肯刷洗。”
这里有巴士和火车， 但我们不知道如何搭乘。母亲怀念在耆那市场逛街购物的日子。直到我的表哥搬来与我们同住之后， 她的心情才有所好转。表哥有一辆车， 可以载她出门购物， 但这和家乡的生活还是不同， 因为她不能和朋友或邻居分享她购物的喜悦。
只要有人敲门， 母亲就会一跃而起———最近， 即便是最细微的声响都能让她雀跃。她时常抱着我落泪。“马拉拉还活着。” 她说。
她现在把我当成她最年幼， 而非最年长的孩子。
我知道父亲也会哭。他的眼泪会在我把头发推向一边， 露出头上的伤疤时涌出； 他也会在午睡醒来， 听着他的孩子们在花园里发出的声音， 并在其中分辨出我的声音时， 潸然泪下。他知道， 人们总说我被枪击是他的错， 是他把我推向讲台， 就像一个热衷网球的老爸卖力培养孩子成为网球冠军一般， 好像我从来没有过自己的想法。这对他来说很痛苦。他辛苦工作近20 年的成果全被留在身后：那间他从零开始做起的学校， 现在不但有三栋建筑物， 更有100 名学生与70 名老师。我知道他对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 他曾是一个来自夹杂在黑白山脉间的小村落的贫穷男孩。他说： “这就好像你种下一棵树， 并将它灌溉长大———你有权坐在树荫底下休息。”
他此生的梦想， 一是在斯瓦特拥有一所很大的学校， 以提供良好的教育； 二是生活平静； 三是我们的祖国能实行民主制度。在斯瓦特， 他组织活动、为人们提供帮助， 赢得了尊敬和社会地位。他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在异国他乡生活。而当人们说他本来就打算搬到英国时， 他觉得沮丧。“一个在教育事业上打拼了18 年， 拥有美好的生活、完整的家庭的人， 只因为女子受教育的权利呼吁， 就像一条鱼一样被抛出生活着的水域？” 有时候， 他会说： 我们从国内难民变成了国际难民。吃完饭后， 我们经常会聊到故乡， 试着去回忆一些事情。我们怀念家乡的一切， 包括发臭的溪流。父亲说： “如果我早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会回头看最后一眼， 就像先知在离开麦加准备移居到麦地那时所做的一样： 他一次又一次地回头。” 事到如今， 有些关于斯瓦特的事回想起来就像是发生在远方的故事， 就像是我曾经在书本上读到的故事。
父亲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出席与教育相关的会议上。我知道这对他来说还有些不适应， 人们现在想听到他的意见， 却是因为我的缘故。以前别人知道我， 是因为我是他的女儿； 而现在人家知道他，却因为他是我的父亲。当他前往法国替我领取一项奖时， 他告诉观众： “在我所属的世界里， 多数人都因为他们的儿子出了名， 而广为人知。我是极少数幸运的父亲， 因为我的女儿， 而成了一名公众人物。”一件很时尚的新校服挂在我的卧室门上， 它不再是宝蓝色， 而是玻璃瓶般的绿色， 在这所学校， 没有人担心上学途中忽然被袭，或有人会炸掉学校建筑。4 月时， 我的身体已经复原到可以上伯明翰的学校了。能够好好上学， 对我来说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我再也不需要像在明戈拉的时候一样担惊受怕， 在上学途中左右张望， 担心塔利班会从哪个角落蹦出来。
这是一所优良的学校。教的许多科目都和家乡一样， 但是老师使用PowerPoint 和计算机教学， 而不是粉笔与黑板。这里多了些不同的科目———音乐、美术、计算机， 以及家政———这堂课会教我们如何做菜。在这里， 上科学课时老师会带我们实际操作， 这在巴基斯坦则很罕见。虽然我的物理只考了四十分， 但它依旧是我最喜欢的科目。我喜欢学习有关牛顿的故事， 以及万事万物都需遵从的基本原理。
但是， 像母亲一样， 我很寂寞。要交一群和家乡那边交情一样好的朋友需要时间， 而这所学校的女孩子们用另一种方式看待我。她们会说： “喔， 那是马拉拉。” 她们把我视为“马拉拉， 追求女权的社会活动家”。而在胡沙尔学校， 我就只是马拉拉， 是大家都熟悉的软骨（原文为double-jointed， 正式名称则是Hypermobility。有这种遗传特征的人，天生的骨骼结构就与常人不同， 有些可以做出手指往内折至碰到手腕、膝盖可以往前弯曲、脚可以放到脖子后面等对一般人来说相当高难度的动作）女孩， 喜欢说笑， 喜欢用图说的方式来解释事情。喔， 还有， 她很喜欢和弟弟以及好朋友拌嘴！ 我相信， 每个班上都会有乖乖女孩、很聪明或天才型的女孩、受欢迎的女孩、美丽的女孩、有点害羞的女孩、出了名的讨人厌的女孩等等， 但我还没有弄清楚，在这里谁扮演怎样的角色。
在这里， 没有人和我分享我的笑话， 我就把它们保留起来， 在用Skype 聊天时讲给莫妮巴听。我的第一个问题总是： “学校最近发生了什么事？” 我喜欢听到谁跟谁吵架， 还有谁被哪个老师骂了一顿。莫妮巴在最近几次的考试中都拿下了班上的第一名。我的同学们依然为我保留着一个上面写有我名字的座位； 男校方面， 阿姆杰德先生在入口处张贴了一张我的大海报， 并说他每天早上进办公室以前都会先跟我打招呼。
我把在英国的生活讲给莫妮巴听。我告诉她这里街道上的房子都长一个样， 不像老家那边家家户户的外观都不同、毫无章法， 房子旁边用泥巴和石头搭起来的棚子可能跟城堡一样硕大。我告诉她，这里的房子美观而又坚固， 可以承受水灾或地震， 但也少了一个能爬上去玩的平坦屋顶。我告诉她我喜欢英国， 因为大家都奉公守法，人们尊敬警察， 每一件事情都遵照时间表进行。政府负责打理一切，没有人需要知道军方的负责人叫什么名字。这里的女性做各种各样的工作， 是我们在斯瓦特无法想象的： 她们可能是警察或保安， 她们也可能掌管大企业， 她们想穿什么就穿什么。
我不常想起枪击事件。但每天， 只要照镜子， 我就会看到那起事件留在我身上的烙印。神经手术已经发挥了它最大的作用， 但是，我还是永远不会跟以前一模一样了。我无法将眼睛完全闭拢； 当我说话时， 左眼经常不受控制地合上。父亲的朋友希达亚图拉告诉他，大家应该以我的左眼为荣。“这是她自我牺牲留下的印记。” 他这样说。
我们依旧无法完全确定是谁对我开了枪， 但有一名叫作阿陶拉·汗的男子说是他下的手。警方还没有找到他， 但他们说正在着手调查， 并希望能有机会跟我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