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他们现在拿回了自己的手机， 我们之间的沟通因而方便许多。每一次， 都是由贾维德医生先联络我的父亲， 告诉父亲我什么时候会跟他通话， 让父亲把那段时间先空下来。但当医生拨号之后，电话线却又总是忙碌。父亲竟然随时都在讲电话！ 我很快背出了母亲的十一位数字电话号码， 贾维德医生的表情看起来很惊讶。他马上明白， 我的记忆力并没有受损。但我父母仍不清楚为什么还不能飞过来看我。贾维德医生也很困惑， 为什么他们还不赶快过来。当父母告诉他他们也不知道原因时， 贾维德医生打了一通电话， 很快确认问题并非出在军方， 而是出在政府。
等过一段时间之后， 他们发现， 与让我的父母在最短的时间内搭上第一班前往伯明翰的飞机去跟他们生病的女儿会合相比， 内政部长拉赫曼·马利克更希望自己能跟他们搭上同一班飞机， 这样，他们就能在医院一起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 而要把这些细节安排妥帖， 需要一定的时间。他同时希望能够确保， 父母和弟弟们不会在抵达英国之后要求政治庇护， 因为这会使他任职的政府蒙羞。到最后， 他直接询问我的父母是否有此计划。这件事说起来很有趣， 因为我的母亲根本不懂什么叫作“庇护”， 而我父亲压根没想过这件事。他脑子里正在思考其他问题。
当我的父母亲搬进克什米尔之家后， 索尼娅·赛义德前来拜访他们。她是那位帮忙安排全体胡沙尔学校的女孩们到伊斯兰堡旅游的友人———西莎的母亲。起初， 她以为父母已经跟我一起去了英国，当她得知他们还留在巴基斯坦时， 吓坏了， 因为大家都说到伯明翰的机票已经卖光了。因为我的父母离开斯瓦特时没带什么衣服， 因此索尼娅帮他们带了些衣服过来， 同时把总统扎尔达里的办公室号码给了父亲。父亲打了过去， 留下一则讯息。当晚， 总统直接跟他通话， 并承诺会把所有事情都安排好。“我了解被迫与孩子分离是什么感受。” 他提到了自己坐牢那几年的日子。
当我听到他们两天内就会来到伯明翰时， 我提出了一个请求。
“帮我把书包带过来。” 我恳求父亲， “如果你没有办法回斯瓦特拿，请帮我买一些新书， 因为三月份我就要参加学级考试了。” 当然喽，我想成为班上的第一名。我特别想要我的物理课本， 因为物理对我来说很不容易； 而我也得练习算数， 我的数学不太好， 解题对我来说很困难。
我以为我11 月就能回家了。
父母用了十天时间， 才来到我的身边。少了他们陪伴的那十天，对我来说度日如年。那些日子很无聊， 我睡得也不好。我常紧盯着房里的时钟。时间的变化让我觉得心安， 知道自己还活着， 而那也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认识到自己也能够早起。每天早上， 我都期待七点钟的来临。那时， 护士们就会来到我的病房。护士们和菲奥娜医生都会来陪我玩游戏。我最喜爱的游戏之一是“四子棋”。我总是与菲奥娜医生打成平手， 但除了她之外没有人能赢得了我。护士及医院内的员工都可怜我人在遥远的异地， 又缺乏家人陪伴， 因此都对我很好， 特别是总是满面笑容的营运总监伊玛·乔杜里， 以及护士长茱莉·崔西， 她会坐在我的身旁， 同时握住我的手。
我从巴基斯坦带来的唯一一件物品， 是一件米色的披肩， 那是朱奈德上校托菲奥娜医生转交给我的礼物。所以， 护士和医生们上街为我采购衣物。他们完全不知道我的个性有多保守， 也不知道斯瓦特河谷的少女通常穿些什么。他们去了服饰店与英国居家用品商店， 为我带回了好几大包的T 恤、睡衣、袜子， 甚至胸罩。伊玛问我想不想要传统服饰纱丽克米兹， 我点点头。“你最喜欢什么颜色？”她问。我回答： “当然是粉红色的。”
我不大吃东西， 他们很担心。我不喜欢医院提供的餐饮， 而且也担心这些食物不符合伊斯兰教饮食戒律。在那里， 我唯一接受的食物， 就是营养奶昔。护士茱莉发现我喜欢吃奶酪玉米片， 常常准备一些给我吃。“你喜欢吃什么？” 他们问我。“炸鸡。” 我回答。伊玛在小希思发现了一家遵循伊斯兰教饮食戒律处理食物的肯德基，因此， 每天下午会去那里帮我买炸鸡和薯片。有一天， 她甚至为我烹煮了咖喱。
为了让我有事可做， 他们为我买了一台DVD 播放器。在他们为我准备的第一批电影里， 有一部叫《我爱贝克汉姆》。他们认为一个锡克教的女孩挑战她的文化规范， 跑去踢足球的故事能够吸引我。
但当我看见一群女孩脱掉了衬衫， 仅穿运动内衣打球时， 大吃一惊，赶紧请护士帮我关掉。那之后， 他们带来了一些卡通和迪士尼电影。
我把《怪物史瑞克》前三部全部看了一遍， 还看了《鲨鱼黑帮》。
我的左眼依旧看不清楚， 所以当我看电影时， 会先把它遮盖起来；而我的左耳依然不时会流血， 因此， 需要不停地塞棉花球进去。有一天我问护士： “为什么我这里肿了一块？” 然后把她的手放在我的肚子上， 那个部位又大又硬， 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是你的一块头盖骨。” 她回答我。我非常震惊。
在能说话之后， 我也开始再次尝试走路。躺在病床上时， 除了左手因为子弹射入而变得较僵硬之外， 我并没有觉得其他的手或脚有任何异样。所以， 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无法正常走路。最初的几步对于我来说非常吃力， 好像我刚跑完一百公里一样。医生告诉我我最终会行动自如的， 目前只是需要大量的物理治疗， 好让我的肌肉恢复功能。
一天， 另一个叫菲奥娜的人出现了， 她的全名是菲奥娜·亚历山大———医院新闻处的主管。我觉得这件事听起来很有趣。我没有办法想象斯瓦特中央医院会有一间新闻处。直至她出现， 我才知道自己引起了外界多么大的关注。当我从巴基斯坦被送来英国时， 这则消息理应是被封锁的， 但有些我离开巴基斯坦的照片流了出去，并提到我将被送至英国， 而报刊媒体很快就发现我在伯明翰。一架隶属“天空新闻台” 的直升机很快就在医院上空盘旋， 同时有250名记者来到医院， 其中最远的来自澳大利亚及日本。菲奥娜·亚历山大当过12 年的记者， 也当过《伯明翰邮报》的编辑， 所以她完全知道要用怎样的素材来满足媒体， 以防止他们企图闯入。院方开始针对我的病况提供每日简报。
不断有人想来探望我———政府官员、外交官、政治家， 甚至坎特伯雷大主教都派了使者来致意。他们大多带着花束， 有些花束非常精致而美丽。有一天， 菲奥娜·亚历山大带了一只装满卡片、玩具和照片的袋子来给我。当时适逢宰牲节， 这是伊斯兰教的主要节日， 所以我以为是一些穆斯林送给我的。然后， 我看到了邮戳日期，有10 月10 日、10 月11 日， 甚至在这之前的都有， 随即我意识到这与宰牲节无关。这些礼物来自世界各地， 许多发件人都是学童， 祝福我早日康复。看见我一脸惊讶， 菲奥娜笑了。“你看到的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呢！” 她告诉我， 外面还有很多袋， 总共约有八千张卡片， 很多上面都只注明“马拉拉， 伯明翰医院”。甚至还有一封上面只写了“头部中枪的女孩， 伯明翰”， 不过它还是顺利寄达了。有些人表示他们愿意收养我， 好像我在这世上没有任何亲人一样， 甚至还有人向我求婚。
蕾哈娜告诉我， 世界上有好几千万个大人和孩子都在支持我，并为我祈祷。那一瞬间， 我意识到， 原来是这些人挽救了我的生命。
我存活下来是有理由的。人们送来各种各样的礼物： 一箱箱的巧克力以及各种造型、大小的泰迪熊。而其中最贵重的， 也许要算贝·布托的孩子比拉瓦尔与巴克塔瓦尔寄来的包裹。里面装着两条披巾， 是他们的亡母生前所使用的。我将鼻子埋进披巾， 试图闻到她的味道。后来， 我在其中一条披巾里找到了一根黑色长发， 这使我的礼物显得愈加珍贵。
塔利班对我的所作所为， 让我的抗争变得举世皆知。当我还躺在病床上， 等着向这个新世界跨出第一步时， 戈登·布朗， 这位联合国教育特使、前英国首相发起了一份请愿书， 口号就是“我是马拉拉”， 呼吁最迟2015 年前， 让世界上所有的孩子都能够获得受教育的权利。国家领导人、总理， 以及电影明星都为我送上了祝福，其中一则祝福来自统治我们省份的最后一位英国总督奥莱夫·卡罗爵士的孙女。她说， 虽然她的祖父用普什图语会话和写作都很流利，她很惭愧自己对普什图语完全不懂。碧昂丝写了一张卡片给我， 还将它贴在自己的Facebook 上； 赛琳娜·戈麦斯在Twitter 上发了一则有关我的“推文”； 而麦当娜则为我献唱了一首歌。其中一则祝福，甚至来自于我最喜欢的演员和社会活动家安吉丽娜·朱莉———我真等不及要告诉莫妮巴！
但我并不知道， 我回不了家了。
24“他们夺走了她的笑容”
父母抵达伯明翰的那天， 我搬离了加护病房， 住进一般病房519室的第四床。房间有窗户， 让我得以第一次看到英国的景色。“怎么都看不见山呢？” 我问。外头雾雨蒙蒙， 我以为山被遮掩了起来。我当时并不知道， 这里少有晴日。我眼中能看到的只有房子和街道。
房屋都是红砖砌成， 每一间看起来都一模一样。所有的事物看起来都安静平和、井然有序， 而我看着人们过着如此平静的生活， 有些无所适从。
贾维德医生说我的父母快到了， 所以帮我把床调高。这样， 他们抵达时， 我就可以坐着跟他们打招呼。我很兴奋。从我离开明戈拉的家门， 大喊着“再见” 的那天早晨至今， 已经过去了16 天。其间， 我换了4 家医院， 远赴千里之外。对我来说， 这16 天宛如16年。门打开了， 熟悉的声音唤出了“亲爱的” 和“猫咪”， 他们就在我的眼前， 亲吻着我的双手， 好似他们不敢直接触摸我一样。
我无法控制自己， 号啕大哭起来。住院的这段日子， 我没有哭过， 即便在他们朝我的脖子打针或拔除我头上的钢钉时都没有。但现在， 我哭得停不下来。父亲与母亲也哭了。这种感觉， 就好像原先压在我心上的重量， 全被一股脑儿抛掉了一样。现在， 我觉得一切都没问题了。就连看见弟弟胡沙尔， 我都很开心， 我正缺个能吵架的伴儿呢。“我们都很想你， 马拉拉。” 我的弟弟们说， 但他们很快就把注意力转移到那些泰迪熊和礼物上了。而当胡沙尔拿走我的笔记本电脑去玩游戏时， 我跟他很快又吵了起来。
我被父母的面貌吓了一跳。他们从巴基斯坦长途飞行而来， 疲累全都写在脸上， 但不止如此———他们看起来苍老了许多， 白头发多了很多。他们试图遮掩， 但我看得出来他们也被我现在的样子弄得心神不宁。在他们进门之前， 贾维德医生就曾警告过他们： “马拉拉的身体只康复了一成， 我们还有九成的路要走。” 但他们不知道，我只有半张脸会动， 我也无法微笑。我的左眼凸肿， 头发被剃掉了一半； 而我的嘴歪向一侧， 就好像有人把它往下拉一样； 当我试图微笑时， 看起来更像是在做鬼脸。这情况就好像我的大脑忘记了我还有左半张脸。我有一边的耳朵仍然听不见， 而我讲出口的句子，简单得就像我是一名刚开始咿呀学语的婴儿一般。
我的父母被安置在大学宿舍， 和学生们住在一起。医院的管理层认为我的家人住在医院会比较辛苦， 因为记者会把他们团团围住，院方希望在我现阶段的复原关键期， 尽可能地保护我们。他们的行李极少， 只有身上穿的衣服和西莎的母亲索尼娅送给他们的。10 月9 日离开斯瓦特时， 他们并不知道此后将回不了家。父母回到宿舍的房间后， 像孩子般地大哭起来。
过去， 我一直都是个快乐的孩子。父亲总是向人们炫耀我那“天使般的笑靥和天使般的笑声”。而现在， 他对着我母亲悲叹， “那张美丽对称的脸， 那张明亮闪耀的脸， 没了； 她也失去了她的笑靥和笑声。塔利班多么残忍———他们夺走了她的笑容。” 他补充道，“你可以捐给别人双眼或肺脏， 但恢复不了他们脸上曾经的笑容。”问题出在一条面部神经上。当时， 医生并不确定它究竟只是受损， 会自行恢复， 还是已经被切断。我安慰母亲说， 就算我的脸左右不对称， 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一直以来， 我都很在意自己的外观，在意自己的发型。但当你亲眼见识过死亡， 世界在你眼中， 就完全不同了。“就算我没有办法正常微笑或眨眼，” 我告诉她， “我依旧是我， 马拉拉。最重要的是， 真主已经赋予了我新的生命。” 但每次他们来探视我， 当我大笑或试图微笑时， 母亲的脸庞仍会如同被暗影侵袭般阴暗下去。这就像是一面相反的镜子———当我脸上出现笑容时， 母亲的脸上就会出现悲伤。
父亲会直视着母亲的脸庞， 母亲的眼里藏着一个大大的困惑：为什么马拉拉会变成这样？ 这个由她带进这个世界的女孩， 这个曾笑了十五年的女孩。
一天， 我的父亲问母亲： “托·贝凯， 你老实跟我说， 发生了这种事情， 你怎么想———是我的错吗？”
“不， 卡什塔，” 母亲回答， “你没有要马拉拉去外面行窃、残杀或犯罪。她从事的是一项高尚的事业。”
即便如此， 父亲依旧担心， 在未来， 我的每一个微笑都将提醒我们枪击案的存在。这不是唯一一件他们觉得我“变了” 的事情。
过去， 在斯瓦特， 我是个非常脆弱而敏感的孩子， 哪怕是最细微的事情都能惹得我一阵哭泣。但在伯明翰的医院里， 经历再极端的痛苦， 我都不会抱怨一句。
院方拒绝了其他访客的探望， 纵使探视请求如洪水般袭来。医院希望我能在不被干扰的情况下， 集中精力尽快康复。父母抵达医院四天之后， 三位曾联手帮助过我的政治家来到医院———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拉赫曼·马利克， 英国外交部长威廉·黑格， 以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外交部部长谢卡·阿卜杜拉·本·扎耶德。院方拒绝了他们探望的请求， 改由医生向他们简单报告我的现况， 同时与我的父亲会面。部长们的来访让父亲心情沉重， 因为拉赫曼·马利克对他说： “告诉马拉拉， 她应该对全国人民微笑致意。” 部长并不知道，在所有事情里面， 那是我唯一做不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