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些难民， 他们打开了住家、学校及清真寺的大门。在我们的文化里， 女性不得跟与她们没有亲戚关系的男人待在一起。为了维
护女性的妇德， 这些接待难民的家庭里的男人甚至离开自己的家，去别的地方住宿。他们成了自愿的IDPS。这又是一个关于普什图人好客传统的感人事例。我们确信， 如果这次的大规模移民是由政府主导， 会有更多的人死于饥荒和疾病。
因为我们在马尔丹没有亲戚， 所以决定继续赶路， 前往香拉县———我们家族的所在地。到目前为止， 我们走的实际是与香拉县相反的方向， 但我们必须抓住这唯一的搭便车的机会， 离开斯瓦特。
第一个晚上， 我们住在阿富扎医生的家里。而父亲则离开我们，动身前往白沙瓦， 进行他关于斯瓦特近况的宣讲。他与我们约定，之后在香拉县会合。母亲竭力说服他和我们同行， 但父亲拒绝了。
他要去告诉白沙瓦与伊斯兰堡的人们， 难民的生活是如何的艰苦，而与此同时， 军队依旧毫无作为。我们和父亲道别， 担心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
第二天， 我们搭便车前往阿巴塔巴德， 我祖母的家族住在那里。
我们在那儿遇见了我的堂哥卡安吉， 他跟我们一样， 要向北去。他在斯瓦特经营一家青少年旅社， 他租了一辆大巴， 带着七八个男孩前往科希斯坦。他会途经贝沙姆。从那里， 我们要想办法再搭一次车， 才能到香拉县。
因为沿途多条道路被堵， 我们抵达贝沙姆时， 夜幕已经降临。
我们在一间便宜的肮脏旅馆过夜， 堂哥则去帮我们找辆厢型车， 好载着我们去香拉。在旅馆， 一个男人靠近我的母亲。母亲立即脱下自己的鞋子打向他， 一次又一次， 那个男人总算逃走了。她打得太用力， 事后检查时才发现鞋子都坏了。我一直都知道母亲是一个坚强的女人， 当我看着她， 心里升起了一股全新的敬意。
要从贝沙姆走到我们的村庄不是件容易事， 我们得带着所有的行李徒步25 公里才能到达。在一个检查哨， 我们被军方拦下， 对方告诉我们不能再往前走了， 必须掉头回去。“我们的家在香拉县。你要我们回到哪里去？” 我们苦苦哀求。外祖母开始哭泣， 说她的人生从来没有落入这么悲惨的境地。最后， 他们终于让我们通过。一路上， 到处都是军队与他们的机关枪。因为宵禁与检查哨的缘故， 路上所有的车辆都是军方的。我们很害怕军方在不知道我们身份的情况下， 就对我们开枪。
当我们抵达村庄时， 家族的成员看到我们都很讶异。所有人都认为塔利班会回到香拉县， 所以他们不理解为什么我们不留在马尔丹。
我们留在我母亲长大的村庄卡夏特， 与我的舅舅法伊兹·穆罕默德及他的家人住在一起。因为带的行李不多， 我们得借亲戚的衣服穿。我很高兴能和表姐苏布待在一起， 她大我一岁。在我们都安顿好之后， 我开始和她一起去上学。我之前读六年级， 但我现在跟苏布一起念七年级。因为村里多数的同龄女孩都不上学， 所以七年级的女孩只有三位。由于学校的教室和员工都不足， 没办法单独教导三个女孩， 因此我们跟男生一起上课。我和其他女孩不同， 我不会遮起自己的脸， 而且我会跟所有老师谈话、问问题。但我试着表现出顺从而有礼， 我的回答总是： “遵命， 先生。”
走路到学校需要半小时， 而我不习惯早起， 所以第二天， 我们就迟到了。当老师用藤条打我的手心以示惩戒时， 我感到震惊， 但转念一想， 至少这表示他们接受了我， 对我一视同仁。舅舅甚至给我零用钱， 让我能在学校买点心吃。在明戈拉， 学校卖的是糖果和薯片， 卡夏特这里卖的零食则是小黄瓜与西瓜。
一天， 学校举办家长日， 并举行了颁奖典礼， 所有的男孩都被鼓励发表演说。有些女孩也参加了， 但不是在听众面前———她们在教室里面对着麦克风说话， 声音被传送到大厅里。但是， 我习惯了在听众面前演说。所以， 我走了出去， 在所有男孩面前朗诵了一首纳特———一首我用来赞美先知的诗词。接着， 我问老师， 是否可以多读几首诗歌。我朗诵了一首诗， 主题是“加倍努力， 以达成你心中的愿望”。“一颗钻石要经过无数次的切割和打磨， 才能成为一小颗宝石。” 我说。紧接着， 我提到了跟我同名的“迈万德的马拉莱”，她的能力和勇气抵得过成百上千英勇的男人。她用寥寥几行诗句，改变了战局， 导致英国最终战败。
听众席里， 人们的脸上写满惊讶。我在想： 他们是觉得我过度卖弄呢， 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我的脸上没戴面纱？
我很喜欢和表姐妹们相处， 但我还是忘不了我的书本。我不停地想起家里书包里的《雾都孤儿》和《罗密欧与朱丽叶》， 以及书架上的《丑女贝蒂》DVD。但现在， 我们正在上演自己的人生戏码。
我们曾经生活得那么快乐， 可是不幸入侵了我们的生活， 而现在，我们在等待快乐的结局。每次当我念叨我那些书时， 我的弟弟们就会嘀咕起他们的鸡。
我们从收音机上播放的消息得知， 军队已经开始在明戈拉作战。
他们空降了不少士兵， 街上到处可见双方在搏斗。塔利班把旅馆和政府建筑物当作碉堡使用。经过四天的奋战， 军方拿下了三座广场，其中包括塔利班经常用来展示被他们斩首的被害者尸体的绿色广场。
接着军方占领了机场。一个星期之内， 他们夺回了这座城市。
我们依旧担心父亲的情况。在香拉县， 手机很难接收到信号，我们得爬上田野中的一块巨石。但即便如此， 手机信号的状况也很难超过一格， 所以， 我们极少有机会能跟他说话。但在我们抵达香拉县约六个星期后， 父亲说我们可以到白沙瓦去， 他在那里与三个朋友共住一个房间。
与父亲再次相见， 大家都很激动。团聚后， 我们来到伊斯兰堡，与西莎———那位从斯坦福大学打电话给我们的女士———的家人待在一起。住在那里的时候， 我们听说美国派驻巴基斯坦及阿富汗的特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先生将就近日所发生的冲突事件， 在塞雷娜饭店举办一场会议。我和父亲想办法得以出席。
因为我忘了调好闹钟， 搞得我们差点迟到， 父亲气得几乎不跟我搭话。霍尔布鲁克是一名高大、强壮、满脸通红的男人， 人们说他曾为波斯尼亚带来了和平。我坐在他的旁边， 他问我几岁。“我十二岁。” 我回答他， 同时想办法让自己看起来更高些， “尊贵的大使先生， 我请求你， 请帮助我们女孩获得接受教育的权利。”
他大笑起来。“你们已经存在太多的问题， 而我们也为你们做了很多，” 他回答， “我们已经为你们注入了几十亿美金作为经济救援；我们跟你们的政府合作， 为你们提供电力、燃气……但你们的国家面临着太多问题。”
我接受了一个名为“力量99” 的电台的访问。他们很喜欢那集的内容， 同时告诉我们， 他们在阿巴塔巴德有一间招待所， 我们一家人如果愿意的话， 可以过去住。我们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令我很开心的是， 我听说莫妮巴也在阿巴塔巴德， 还有我们的另一位老师和朋友也在这儿。我和莫妮巴从最后一天上学吵架了之后就没有说过话。我们约好在公园相见， 我带了百事可乐和饼干给她。“那都是你的错。” 她告诉我。我同意她的说法。而且我一点都不介意， 我只是还想和她是朋友。
在招待所的一周很快就结束了， 我们转往赫里布尔， 我有一个姑姑住在那里。这是我们两个月以来换的第四座城市。我知道， 跟那些住在难民营的人比起来， 我们的生活要好得多。为了领取食物和饮用水， 他们得在大太阳底下排队等待好几个小时。但是， 我想念我的河谷。在赫里布尔我度过了12 岁的生日。没有人记得， 就连我的父亲都忘了， 他成天忙着东奔西跑。我很难过， 回想起11 岁生日庆祝会的情景： 我和朋友们共享一个蛋糕， 生日会上还有气球，我许下了一个和我11 岁生日一样的愿望。但这次既没有蛋糕， 也没有蜡烛等着我吹熄。
又一次， 我希望和平能够降临到我们的河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