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在这时候，柳传志终于确认杨元庆是值得信赖的一个人。杨不仅能把一个部门的年营业额从3000万元做到3亿元，而且从来不让自己搅在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里面。所以，柳的第二个决定就是起用杨元庆担任新成立的微机事业部总经理，把微机的整个流程都交给他统领。他每天躺在病床上思考公司的未来，彻夜无眠。清晨走到医院旁边的“八一湖”散步，这一来就看到了和自己整天为之焦虑的那个世界完全不同的场面。那场面在20世纪90年代的北京城里随处可见，只有柳传志这样的人才会觉得新鲜：一大帮老头儿老太太在湖边跳交谊舞，都是退休的。我就坐在那里看。我不会跳舞，也不会唱歌，人家跳完了，我还要给人家鼓掌，所以非常尴尬。后来我说反正我也没事，也学吧。人家介绍了一个老太太来教我，我一上来把人家的脚给踩了。那老太太说，你要知道这舞曲的节奏，有三步有四步。我这才明白，于是拿着录音机听音乐，非常专注地听。叫人意外的是，他的病情就有了转机。他干脆停止服药，每天跟随李医生沿湖畔跑步，心情开始好转，渐渐能够睡着。
医院里的务虚会依然在进行。高级经理们之间最重要的话题是：还要不要搞自己的微机？联想微机在竞争中屡屡处于下风，让人怀疑自己的力量，但要说就此罢手，从此退回来做外国品牌的代理商，柳传志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至少也要拼命赌上一把，就算牺牲了，也要慷慨就义。”
他对倪光南和李勤这样说。总工程师和常务副总经理这回终于有了一致的看法，他们全都主张迎难而上。这段时间柳传志和倪光南至少有过两次谈话。倪光南支持他绝不放弃联想微机的决心，也支持他起用杨元庆的决定。总工程师在公司全体员工面前的一番话，让柳传志感到极大安慰：形势是非常严峻的，比设想的还要严重得多。我们国家还要不要自己的计算机工业？都说要，那么谁来做这件事？事实上，这个重任已落在联想身上。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实际上已充当了民族计算机工业的旗手。今天回顾起来，在柳、倪二人患难与共的10年中，这是最后一次两个人如此心心相印。这让柳心存侥幸：也许公司领导层中的分歧没有那么严重，假以时日就会冰释前嫌。当时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与倪光南的冲突竟会掀起巨浪，而他与另外一个人的矛盾，却能在瞬间消弭无形。
相逢一笑泯恩仇
1994年3月初的一个中午，孙宏斌突然出现在柳传志面前，就像是从天而降。自从1990年分道扬镳，柳就再也没有见过此人。他看上去瘦了很多，脸上挂着沧桑，不过还有昔日那副神采。原来孙在监狱服刑期间表现优秀，又为劳改局的《北京新生报》写了很多漂亮文章。囚犯是没有稿酬的，但却可以赢得分数，累积在案。孙由此获得“减刑一年两个月”的奖励。现在即将出狱，孙最想见的人就是柳传志。他总是对旁人说他非常尊重柳传志，甚至有一种仰视和崇拜。这不是矫情，而是真心，即使经过这么大的周折，也没有丝毫改变。他利用到北京为监狱买东西的机会，辗转找到柳传志。于是两人在一家饭馆见了面。柳为这顿饭付账，孙则当面述说自己的悔恨，以及在牢狱生涯之中的大彻大悟。孙宏斌在1992年9月接到被公司开除的通知，此前两周，也即1992年8月22日，他接到法院的判决。这时候他在圆明园附近的一个拘留所里已被关押28个月。
接到判决的那一刻，他内心的感受有点奇怪，或者说什么感觉也没有。他后来如此描述那时的情形：凌志军：对你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吗？孙宏斌：也没有，都在看守所里待两年半了。天天看着这个被拉出去毙了，那个被拉出去毙了，还能打击什么？凌志军：从看守所里拉出去就毙了？孙宏斌：被判了死刑的，不就枪毙吗？我在那里看到的死刑犯起码有十几个！凌志军：可是你能提前出来。孙宏斌：对，我改造得比较好。凌志军：那时候你有孩子吗？孙宏斌：有。凌志军：孩子多大？孙宏斌：孩子是1990年1月23日出生的，我是1990年3月出的事。凌志军：太太常来看你吗？孙宏斌：在看守所里不允许家人看。凌志军：当时强迫你劳动吗？孙宏斌：在看守所里特别想劳动，可是没有劳动，就是天天在屋里待着。凌志军：出来放风吗？孙宏斌：很少，没有。凌志军：两年多没有出门？孙宏斌：对。上法院的时候才能出来。凌志军：是不能出那间房子，还是不能出那个院子？孙宏斌：房子。
接到判决书之后他终于走出看守所，被转移到天津市郊的一所监狱服刑，其实就是在农场被强制劳动。这里比在看守所要好很多，至少可以走到阳光下去，妻子也可以来看望了。他特别想他的孩子，但夫妻二人还是决定不让孩子到这里来。他不希望孩子看到的父亲是这副样子。尽管孩子还小，什么也不懂，但他总觉得这一切会在孩子心上刻下一点什么。事实上他很少对人提起这段艰难岁月，被朋友问急了，也不过是只言片语：“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子”、“关了十七八个人”、“就是一个平铺，晚上睡觉大家并排躺，人挨人”、“每天吃窝头菜汤”、“吃饭不交钱，房费也不用交，都是财政拨款”。如果有人还希望他把牢狱的生活多说几句，他就回答：“其实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你生活的环境里没有人有这种经历，但是在那里面，有这种经历的人很多，那么多人都是一样的，你并没有比别人更难受。所以我觉得受罪不受罪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里面学到了什么。”
他的表现优秀，所以被“任命”为“号长”，这是在狱警支持下的“犯人头儿”。他还有足够的时间面壁思过：开始的时候，我对柳总也有一种怨恨，后来慢慢就没有了，对整个事情的看法也改变了。在一个企业里面，包括柳总的这种做法，其实要是换了我，可能也会这样做。这个事如果不这样做，那又怎么收场？所以我就认了。当时我一直认为我是对的，现在我知道不对了。我想把这个企业部做好，想把它的销售做得更好，想让它没有阻力，你说对不对，肯定是对的，但是你在联想的环境里就不对了，因为你会冲击别的部门，你让整个企业乱套了，你让别人管不了你了，这个肯定就有问题。很多事情本身没有错不错的，就是看你的时间、地点、分寸，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有些事情摆在这个环境下是好事，摆在那个环境下就很糟。你一定要把环境想清楚。不把这个环境想清楚，又想做事，你上来就错，你上来就死。所以如果有机会回过头重新开始，我就不会那么做了。我原来有一个误区：我如果不那样做，就不是我了。后来再想想，才觉得情况不是这样，其实你不需要改变你的性格，你只是要把环境分析得清楚一点，把事看得更明白，就有可能不至于把事情搞糟。
在3年10个月的牢狱生活里，孙宏斌天天在想这件事，现在有机会与柳传志见面，忍不住娓娓道出，听上去像是道歉，又像倾诉。在一般人的眼里，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场面。这两个人，一个才三十出头，一个已年过五十，曾经相互信赖，又分道扬镳。一个曾经为所欲为因而陷公司于危机之中，另一个毫不容情地将其送交法律审判。按照常情，这两人即使不是反目成仇，也一定会白眼相向，但是只不过在一顿饭间，便已化干戈为玉帛，表明孙宏斌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柳传志一样拥有大智大勇。10年之后，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两个目标：开创顺驰公司并且成为京津地区房地产业的佼佼者；让法院撤销原判，宣布他的“罪行”可以免于刑事追究。其中这第一个目标，他在1994年3月与柳传志相见的时候，即已和盘托出。他说他想做房地产生意，还说他希望自己能站起来，把今后的路走好，所以想了结过去，重新开始。柳传志望着面前这个青年，觉得他“能在监狱里面挺过来，还能反思自己积极向上，很不简单”，不禁大起恻隐之心。他说了一句话，让孙宏斌当场振作起来，而且毕生难忘：“你可以对别人说，柳传志是你的朋友。”
拼命“赌一把”
就在孙宏斌走出监狱的那个星期，杨元庆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具刺激性的一段经历。1994年3月19日联想公司成立微机事业部。柳传志再次说服杨元庆打消出国的念头。“真是对不起，我无法兑现让你出国的承诺，”他对杨元庆说，“我希望你能来负责新成立的微机事业部。”杨听了柳的劝告，留下来。柳把与微机有关的研发、生产、销售、物流供应和财务运作全都交给杨元庆—这是原来四个副总裁掌管的权力。在以后的几年中，柳传志用既杰出而又符合中国现实的哲学思想指挥着公司航向，杨元庆则利用手中大权和他在CAD部获得的营销经验，彻底改造了公司的体制。这一老一少构成了相辅相成的搭档，然而真正的权力始终掌握在柳传志手里。微机事业部是在仓促中成立的。形势刻不容缓，计算机行业的竞争已到白热化的程度，国产微机大都溃不成军，转而寻求与外国公司合作，长城和IBM，方正和DEC，四通和康柏，都是那时候中关村人人传诵的故事。AST倒是没有进入中关村，但是它在天津建了生产基地，据说投产以后的产量将超过全部国产微机。整个形势就像电子部的一位官员说的，“一个外国公司加一个中国公司，能打败中国一个行业，真不知道还会有谁能做国产微机。”
也像李勤在微机事业部成立大会上所说，“在座各位受命于一个非常时期，肩负着公司的重任。我们的竞争对手已是国外大的名牌公司。”倪光南很少在这样的会议上说话，即使说也都属于技术性质的问题，但是现在也忍不住发言了：“我们主要的对手是自己。与其说去年未完成任务主要是客观原因，不如说主要是主观原因，体制不顺，把大家手脚束缚了。成立了事业部，束缚没有了，就要靠拼命干，不能再怪体制了。”柳传志在多年以后承认，把杨元庆推出来是“拼命赌上一把”，但在当时他却不肯当众这样说。那一天他拖着多病之身来到会场，告诉属下：“现在我感到紧张，满脑子装的是如何使整个公司形成同仇敌忾的气氛，都有背水一战的决心。首先要大家明白，后面就是河。如果这一关过不去，我们必死无疑。”他把自己对于联想微机事业的最后希望托付给杨元庆。后来人们谈论当时情形，都说微机事业部的成立以及杨元庆的出现，标志了联想微机的转折点，而且也是20世纪90年代整个中国微机事业的转折点。其实当时所有人都拿怀疑的眼光打量杨元庆。
柳传志告诉公司员工这是“背水一战”，又让杨元庆放手一搏，其实在心里还是为自己留了后路。当时联想微机的销售额在公司只占12%，就算全都赔光，还不至于满盘皆输，无非是退回到代理商的轨道上来。杨元庆在离开CAD部就任新职的时候，曾对他多年的助手林扬袒露心迹，他觉得代理惠普业务的前途光明，还认为自己去了微机事业部之后很难再有作为。很多年以后，他又谈到当时的情形：凌志军：柳传志把最重要的一块交给你了，是不是在“赌一把”？杨元庆：我的感觉是放手一搏，但不是赌博。我觉得他心里是有数的，当时的个人计算机在整个公司占的比重并不大。公司利润中的大部分是靠代理产品得来的。当然微机是联想未来的期望。凌志军：没有必胜的把握，是吗？杨元庆：对，当时确实没有把握。杨元庆慨然受命，但是这并不表明他就一定心甘情愿。不过，他是那种只要认准彼岸的目标就会豁出命来划船、就算明知这船要沉下去也不会罢手的人。
杨元庆其人
这个注定要承担起“联想微机革命”的人，既不是公司研究部门的资深科学家，也不是老一代的管理者，他甚至与公司传奇般的汉卡和主机板的开发历史没有任何联系。杨元庆这一年还不满30岁，所具有的全部职业经历只是外国产品的代理商。杨是出生在晶体管时代的一代新人。他的外表令人印象深刻，身高一米八一，宽肩，面色白净，棱角分明。无论在当时还是成名之后，他都不是那种喜欢张扬的人。他的性格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敏捷却又内敛、刚硬却又含蓄。他有一种过人的智慧，但却并不善于与人沟通。他在行动的时候总是带着一种强烈的霸气，锋芒毕露，对任何事任何人，包括对他的老板柳传志，都是一副坚决、固执和不肯妥协的态度。但在表达思想的时候，他总是露出一丝羞涩。他在公开场合讲话总是显得不够自信，因而带着难改的口头语：“我觉得……我觉得……”或者“这个……这个……”以当日情形来看，柳传志身边的年轻人中，有很多比杨元庆更聪明，更机敏，更善于表达，也更早地进入公司的权力核心。但是毫无疑问，杨是当时公司里面业绩最为突出的经理之一。
有意思的是，让柳传志终于对杨产生强烈印象的原因不仅是他的业绩，还有一些偶然发生的小事。那一次柳传志给他打电话，说要派他去夏威夷参加惠普的全球代理商大会。杨回答：“最近销售的事情特别多，如果实在忙不过来，能不能换具体管业务的杨一兵去？”正是这一刻让柳传志大有感慨：当时出国风非常盛，无论谁有了出国的机会都很高兴。杨元庆是早想要出国的人，但是他却说让别人去，而且他的口气特别自然，漫不经心的，绝没有给你一个感觉，好像他有多高的风格。这个电话给我很深的印象。了解柳传志的人都知道，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认人惟才”的。他曾有个经典的表述在公司流传：“假如有一个人本分老实但没有能力，另外一个人很有能力但不大老实，那么我要用谁呢？用后面这个。
我宁愿再找一个人来看着他。也要让他发挥才干。”一定是这些年的很多事情让他改变了自己的想法，所以才会对杨元庆的一件小事产生如此大的兴趣。杨元庆1964年出生在安徽合肥，祖籍却是浙江定海，那里是中国最大的渔场。不过，这个家族打鱼为生的历史到杨的上一辈结束。父亲4岁时离开了老家到上海，又在上海长大。所以杨元庆在简历表上填写祖籍的时候，一直觉得“那和我没有什么关系”。他在安徽长到17岁，然后去上海交大学习，毕业之后回到安徽，进了中国科技大学读研究生。这就是他进入联想之前的全部履历。那段生活尽管简单，但却在他的性格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我读了两个学校，学的都是计算机。我觉得交大相对来说比较严谨，注重逻辑思维，学生就是为了一个好成绩，也比较听话。而科大就更自由，更开放。科大的学生雄心勃勃，而且有主见。我觉得这两种方式都需要，其实对我都有帮助。”他认为能够执掌公司的微机事业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也是一个挑战。“我喜欢挑战，喜欢困难的问题，”他说，“那会让我很兴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