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住在黄土高坡。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就从我家门前通过。1927年4月23日，甘肃河西走廊东端发生里氏八级地震，我的家乡古浪县城被夷为平地。我即在劫后瓦砾堆中出生。此时，曾经做过九品典吏小官的曾祖父早已去世，家中空留藏书万卷，却无隔夜之粮；于是，父亲携全家迁居农村，在祖遗百亩贫瘠山地上辛勤耕耘，养活八口之家。我的童年，就在这个恰巧与《水浒传》吴用智取生辰纲的地点同名的山村黄泥岗度过。祖父赵元普，博学多艺，能诗文，善绘画雕刻，我自幼受家庭影响，爱好文学艺术。九岁时曾用树根雕成木马一具，昂首奋蹄，神态生动，深得祖父赞赏，特撰铭文一篇，中有“举足凌空，不借长风鼓翼。睥睨骀驽，等闲志在万里”之句，寄托了对爱孙的深切期望。
我七岁入本村私塾读书。一座破败的龙王庙，一位白胡子老秀才，使用“木板打手心”的古老教学法，强迫山里娃子读圣贤书，练毛笔字，幻想有朝一日皇帝重登龙庭，说不定穷山窝也会考出个状元郎。然而，时代的新风不断吹来，动摇了三家村陈腐的教育方式；于是，我终于抛弃“三百千”气走出龙王庙，转入县城完全小学，这才在中华书局新编教科书中，笫一次认识了十个阿拉伯数字和四十个国语注音符号，由此开始了全新的学业。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后方人民负担日益加重；我勉强读完小学后，出于十五岁少年爱国激情，遂投笔从戎，却被分配到辽远的大马营草原，在山丹军马场，做了一名穿军装的“弼马温”。这里是两千年前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大破匈奴的古战场。“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牛羊不蕃息！”这便是那时候战败者的悲歌。而今大马营草原，已划定做国家培育军马的基地，但也有零散藏族、蒙族、裕固族部落从事游牧活动。同牧一山草，共饮一河水，我在军马场服役的五年时间里，尽有机会与兄弟.民族人民进行广泛交往，这为我后来的文学创作，奠定了深厚的生活基础。
边疆牧地的生活环境极其严酷。然而，我始终刻苦坚持自修文学、美术。抗战胜利后辗转来到省会兰州，寄居于一家书店的阁楼上，每天吃两顿最廉价的桨水面，犹自奋发读书，辛勤创作。如果你翻检那一时期兰州出版的报纸杂志，就会看到署名“雁翼”的许多尖锐暴露社会黑暗生活一诸如《路有冻死骨》、《弃婴》、《流亡之家》、《行乞图》等等继承新兴木刻战斗传统的版画作品发表。我写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地震》，被收入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出版的征文集《忘不了的事》一书中。由于生活过于清苦，我不幸染上肺结核。兰州文艺界热心的朋友们，曾在《西北日报》上公开吁请社会募捐救济，从物质到精神，给予我莫大支持与鼓舞。
1949年秋天，我以一掬热泪，悼念过在兰州解放前夕的白色恐怖中遇难的多位战友，之后，就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进到青海高原去了。遗憾的是在一军文工团结核病复发，失去了随援朝部队横跨鸭绿江的机会。此生两度参军，均无缘经受炮火洗礼，只好脱去戎装，仍回兰州重操旧业。为了适应当时客观需要，我以饱满的政治热情，为解放初期的广大工农兵群众“雪里送炭”，写了大量戏曲、曲艺、说唱、故事等通俗文艺作品，大多发表在我先后参与编辑的《甘肃文艺》、《陇花》、《工农文艺》等报刊上。这些应时之作，大抵如“明曰黄花”，旋开即谢，早已无可寻觅；倒是我在五十年代中后期，根据民间文学素材改写的多篇童话故事，却意外地保持了长久的艺术生命力。由上海《少年文艺》首发的《五个女儿》，曾得到老作家茅盾热情赞扬，称之为一篇“别具风格”的“难得的佳作”。其他如《金瓜儿银豆儿》、《米拉尕黑》、《铃铛儿》等篇，先后被译为英文、日文、俄文，得以传播国外。属于同类题材的童话故事，编集成书的有：《金瓜和银豆》（上海文艺出版社）、《花木碗的故事》【甘肃人民出版社】《白羽飞衣》（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等数种。从七十年代后期起，则致力于新童话的创作。如《小燕子和它的三邻居》，获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全国第一届（1980—1986）优秀儿童文学奖，《白鼻梁骆驼》，获1986年《儿童文学》优秀作品奖；《铁马》，获1990年第十届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在迎接新中国诞生40周年之际，我从我发表的全部童话作品中选出26篇，编成《金瓜银豆‘小精灵》一书，并撰写了《三十五年话童话》（代序）长文，回顾了自己从事童话创作的历程。此书已由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封面上印着个小姑娘，有点儿像我的小孙女；我珍爱我这本历30年岁月写成的“小人书”，有如珍爱我掌上那颗小小的明珠！
如火如荼的大跃进，随着五十年代的终结而偃旗息鼓。《工农文艺》停刊，无需我再去赶写《彭德怀元帅进食堂》之类的说唱文学了。于是，我背起行李卷，深人到抓喜秀龙草原藏族牧民的牛毛帐篷，重温我青少年时代度过的游牧生活；一面就着微光闪烁的酥油灯，开始重新创作小说，因此产生了一部短篇小说集《草原新传奇》0964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其中《桑金兰错》、《老官布小传》诸篇，被译为英、法、日、越南等国文本。有些热心的外国读者曾经主动来信与作者交往。“文化大革命”中涉嫌“里通外国”，我被审查了好长时间。直到七十年代初，才从“五七干校”解脱，分配到甘肃省歌剧团担任编剧。我趁此机会，两度远去阿尔金山、天山及阿尔泰山等哈萨克牧区体验生活。虽然“剧”不曾“编”成，却写了好些反映哈萨克民族生活的小说。中篇《阿尔太‘哈里》获全国第二次少儿文艺创作奖。短篇《三月风雪》被译成英文。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0年，又为我出版了一部中短篇小说集《冬布拉之歌》，可谓“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了。
我所写的反映西北兄弟民族生活的小说，有相当一部分可归属于“儿童文学”。1979年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为我出版的《驼铃和鹰笛》，就是这样一本少儿读物。这本书经过修订增补，已改名为《远方少年》仍由上海再版。
我执笔写这份小传时已年逾花甲，但我仍然是甘肃作协的专业作家。今后有生之年，我愿将自己全部心血汗水，浇灌“儿童文学”这朵美丽的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