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年关，年就是关就是坎，过个年就是过个关、过道坎。祖父与祖母总是这样说。我不明白，过年多么愉快啊！怎么是过关、过坎呢？当年真的像关、像坎横在我眼前时，我已经没有了小时候过年那一个劲儿向上蹿的兴奋，我开始将身体一点点缩起来。然而，无论我再怎样蜷缩躲进离年更远的冬天，那道像关、像坎的年依然会来到我正经历的岁月中——一个人一旦惧怕冬天，他便很难温暖好自己。
祖父终于没过了那个年。秋风一起，祖母就唠叨，过了年就好了，天暖了就好了。祖父躲在当年刚打下的新棉絮里拼命将狗皮背心掖紧，可双脚依然没有暧热。他也唠叨着，过了年就好了，一打春就好了，河冻就开了，燕子也回了。
祖父靠教我唱的《九九歌》，熬着冬天漫长的寒夜。“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河边看柳，七九河冻开，八九燕子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我对节气的认识就是从祖父所说的年关开始的。
真正关于年是关、是坎的感觉，起始于一场让我期盼已久的雪。我怀着怎样的渴望走进那吸引并迷惑我的大雪？多少年后，我才知道被雪吸引的同时，我还必须承受起天寒时的地冻和化雪时的寒冷。
一场美丽而诱人的大雪使一切不正常起来。雪在第二天就冻成了光溜溜的冰凌，我再怎样小心翼翼，还是从自行车上重重跌在铁硬的冰地上，双膝顿时失去知觉，我不得不在冰地上躺了很久。这是一个凌晨，没有路人来搀扶我一把。我的心一阵阵紧缩着。我从没有想到摔倒了先痛的竟然是心，终于我也在度像个关、像道坎的年了。
躺在冬天的冰凌和雪地中木然了很久，没想到在痛感压倒一切时，我竟然还有心思顾及面子。我对自己说，快起来，快起来，会有早行的人笑话你的。
果然，有了早行的人。他们步履维艰地走，避开摔倒的我。在雪地里摔跤再正常不过了，所有的人都这样认为。不久，我就看到一个人倒下去，过了好一会才爬起来。
我也爬起来。我不可能让自己在地下躺太久。客观现实也不允许我在地下躺太久。支撑我站起来的并不是我的坚强，而是面子——这在我脑海里占统治地位的观念而已。我及时调整了目标，丢下让我摔跤的车子准备坐车到目的地。我等的那班车始终没有来，浸满雪水的双膝又被浸在凛冽的寒风里，可我只能从站立的地方出发，我躲不到哪儿去，任由我身上某一根被摔得凌乱的骨头再被冷风吹寒。
童年的我曾经也摔倒在冰凌上。当我全身僵硬被人从冰窟窿里拉起时，总会被乡亲裹进怀抱里抱着回家，我很容易地就暧和了过来。我朴实而憨厚的乡亲！多少年之后，我再没有了这样的幸运。实际上，一个人幸运并不在于他永远不摔倒，而在于当要摔倒或已经摔倒时，能有人拉一把。我身上肯定有一根骨头在那个冬天摔坏冻伤并且再没有温暧过来。因为从那个冬天以后，我不能再穿短裙，即使是炎夏。我拥有了一条条质量纯正加厚保暧的连裤袜和羊毛裤。衣柜里挂满了清一色款式不同却都长过膝盖的裙子。那根被摔伤冻坏的骨头已经严重地妨碍了我的健康和美丽，也妨碍了我的正常生活。我常常对那些充满朝气活力、穿网球装和短裙的女子投去羡慕的目光，我不可能再与她们一样了。当然，我也可以过她们那样的日子，但夜深人静时，没有人知道我将热水袋放在膝边度日。因此，我更愿意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按照生活原本的面目生活。一盆炉火尽管微弱可依然能让我感到安慰和幸福，坐在火炉边，透过玻璃注视那些在雪地中欢呼雀跃的人们，我并不为留给自己片刻的享受而不安。我平和地享受着炉火的温暧，耐心地让如关的年慢慢过去，等待立春的到来。
立春，一个美好的字眼，和祖父一样，我习惯于在年关边寻找它。我知道，它对我很重要，它对生命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