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着大巴，我们前去看鸟。
我乐意去看鸟的飞翔，但我并不喜欢以这样的方式：一行七八十人，扛着长枪短炮，而且前方有警车开道，浩浩荡荡，不要说鸟，就是人，也要给吓跑了。我之所以随车前往，是必须陪同我的一位老师。老师是一位作家，但他对鸟的熟悉，一点不亚于那些从全国以及外国各地赶来的鸟类专家们。二十多年前，老师曾随一支考察队深入大山，从此对鸟就有了一种特别的情结，他那浩瀚的关于大自然的系列文学作品在中国作家中几乎绝无仅有。
“这样的天气，什么也拍不到的。”在我问他要不要带上相机时，他回答我说。我犹豫了一下，结果还是把刚刚买来的数码相机揣进了口袋。
“大雁开始迁徙了，几天前我就听到归雁的叫声。”他又说。我想，这是他对鸟的音迹近乎职业的敏感，否则，身在合肥这样的闹市，又怎么能听到雁的叫声呢？
鸟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们现在只能在资料片中去欣赏鸟飞翔的姿态，我们的孩子只能在图画中去认识鸟。有时候，我们来到某一个偏僻的乡镇饭馆，冷不丁，好客的主人会为你点上一盘野味。当你知道那盘中的真实内容时，震惊之余，顿时会有一种被带上贼船的感觉。鸟就是这样远离我们的，鸟们不得不躲到人类所不及的地方去悄悄营造自己的生活。猛然想起圣经上的一句话：我们都是罪人。是的，现在我只要一闭上眼睛，幼时被我用骄傲的弹弓射杀的鸟那临死前的眼神仍电影一样闪现在我的眼前，以致每每看到伤害或被伤害时，我总会想，不要以为自己很强大，有时候也就是那躺在地上的鸟。
窗外一派雾气朦胧，我对此行的结果开始怀疑，然而鸟类专家们却一个个兴趣盎然，他们用英语或是汉语热烈地交谈着，似乎一点也不怀疑今天的收获。两小时的颠簸，我们终于爬上一座大堤。大幕已经拉开，雾气开始消退，像是为主角的登场所做的必要准备。眼前是一片开阔的湿地，看不到尽头，测不出它的方圆距离。然而除了偶尔从头顶上飞过几只乌鸦和麻雀，不见一只水鸟的踪迹。一些摄影记者掉转摄像机，开始拍摄随行的人们，以对付当天晚上的电视新闻。人群开始四散开来，一些人架起了高倍望远镜，细心地调整着焦距。有人叫起来：“看啊，一只老等。”我不知道“老等”是什么，凑到那台望远镜前仔细地搜索着，终于看到一只硕大的水鸟一动也不动地朝着我们的方向，像是有所祈盼，又像是在等候着谁。与此同时，一只白鹳悠闲地走进镜头，它浑身雪白，尾部拖着黑色的羽毛，一副闲庭信步的姿态。悠闲的白鹳没有高倍望远镜，所以它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存在。那边又有人兴奋地叫着：“呵，好多豆雁，有四五千只呢！”人们涌过去，依次凑近那台高倍望远镜，于是有人纠正说：“何止，少说也有一万多只。”望远镜再次轮到我，浑然的镜头里一开始只是无边的湿地以及湿地里冬季凋零的水草，我调整了视力，定心看去，于是，我看到了无数只栖息在那浩渺的天际处褐色的水鸟。我不知道专家们是怎样测出这些豆雁的数量的，随着镜头的摇动，我看到那黑压压的雁群一直向无边的天际逶迤而去。奇怪的是，除了偶尔低空飞行的一两只白鹳，成千上万的豆雁全都静静地栖息在原地，像是一支集结待命的军队。
人群骚动开来，那些为数不多的高倍望远镜顿时成了大家抢手的武器，人们纷纷挤在一起，等待观看那无比壮观的场面。我不得不结束了镜头前的赏心悦目，我闭上眼，回顾着镜头里的那庞大的部队，那水鸟的王国，水鸟的世界。我不知道这个世界是否安宁，也不知道在它们的世界里是否同样也有掠夺和反掠夺欺诈和反欺诈，但至少此刻，这些水鸟们显得如此安详，如此自在，是因为它们暂时远离了人的世界，远离了我们这些只能借助高倍望远镜才能看到它们的人们吗？
我抬起头来，却正好看到那位瘦小的美国人一边哭泣一边说着什么含糊不清的语句。他的朋友，一位胖胖的中国专家告诉大家说：“他说他今
天特别幸福，他研究了一辈子水鸟，今天才是第一次真正看到这样壮观的水鸟场面。”激动的美国人仍然在流泪，一边试着举起他的炮筒似的相机，但最终他还是无助地收起了他的家伙。
这天晚上，我看到了当天的电视新闻，当镜头从我们这一行人的身上摇开后，出现在镜头里的是成群在空中美丽盘旋的水鸟，但我却有理由怀疑那是一个早就保存好的资料片。我想起了一句禅宗语录：“鸟在空中飞过，但却并没有留下什么。”总想留住什么的我们能留下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