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相对静态的农业文明和游戏状态的游牧文明之间的交锋对立和互补关系，向来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而事实上，在漫长的中国战争历史中，对外战争的主要对象便是周边游牧民族及其政权。从历史文化发展角度看，农业文明相对优越于游牧民族的一方面在于财富和生产经验的有效的积累，这种积累最终主要表现在文化的长足发展上。由于生活的相对稳定和静态，农业文明国家和种族并不必要把全部的精力放在满足基本生存的实践活动中，而游牧民族则无论在物质财富还是文化的积累上显然都相对缺乏类似的条件和环境。然而，正由于农业文明的相对稳定和静态，造成了农业文明在精神上的相对温和、保守，挑战意志、身体素质上的相对衰退。在生存竞争方面，农业生态的社会在自然的人口淘汰方面显然不如游牧民族严酷，即使一个身体相对衰弱的农业家庭的人，也不会因为身体素质上的缺陷被轻易淘汰，而在游牧生存中却不一样。由于完全不同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环境，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逐渐形成了微观上大有差异的生存规则。
毋庸讳言，民族内部的政治实践活动及其方式对民族生存处境的改变具有极大的影响。农业文明决定了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活动有其自身的重要特征：农业形态对自然的绝对依赖要求国家最大限度的区域内统一，这种统一内部的社会生存方式却因为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而常常陷入内部纷争，导致国家在统一和分裂的两种状态中反复。前面已经谈到中国从封建政治向中央集权政治过渡中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其中最重要的是政治形态和文化形态上的根本变化。政治上的重大变化是由封建制度下的权力相对分散到权利的绝对集中，使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活动很快集中，成为少数人的工具。又由于政治维护政权统治的根本需要，新形态的庞大的官僚机制逐渐形成：在新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下，相应的新的政治组织方式产生，由贵族政治转向依附皇权的士大夫官僚政治，并开始了其漫长的历史实践，这种相对庞大的官僚机制在中央政治的不同处境中所发挥的作用各不相同。文化形态上的根本变化体现在教育和人才制度方面：旧式贵族教育培养文武兼备的人才，而随着旧制度的瓦解，这种教育方式根本地消失了，引起文人和武士完全分裂为两种社会角色。
自战国以来，文人士大夫一直依赖于统治者和国家机器，由于文人士大夫从来不曾独立于统治阶层，所以，这种依附关系同样是文人士大夫的根本生存手段。尽管自古以来，文人的社会活动准则是以天下为己任，但事实上太平时代，文人作为皇帝进行文治的工具往往比较有效，一旦国家面临着非常的处境，大多数文人士大夫却发挥着严重的负面作用。由于其依附性本质，士大夫文人改良政治的可能性几乎很小，即使在最黑暗的政治环境下，文人也几乎不打算有什么作为，而是清谈、逃避、明哲保身，面临国家危亡，统治阶层内部的士大夫在主降方面呼声往往是最高的。道理也非常简单，因为文人之所以依附强权政治，从根本动机上乃是生存和获得最大社会利益的世俗功利性需要。这一点在中国社会变乱时代表现得非常明确。
中国自周以来，一直边患无穷，这种情况发展到西汉就更为严重。因为长期的本土内部战乱，西汉开国以来一直无力从根本上抵御外患，这种情况在汉武帝时代有所改变，汉武帝是汉以来对_奴作战最多的皇帝。到东汉末年，同样，经历了长期的战乱之后，迎来了短暂的三国鼎立的政治局面。司马氏篡位并建立西晋，到东晋，政治上的积弱已经不可收拾，终于导致五胡乱华，中国由此陷入长期的分裂和混乱直到隋唐。唐代自安史之乱后，国家再度陷入长期分裂；宋代建国就处于偏安的状态，北方的外族势力长期以来发展壮大，直到中原政权完全被北方游牧的蒙古推翻，中国自此完全进入外族统治阶段。此后，同样的情况在明朝末年又发生了，直到中国在近代社会面临更为严重的外敌侵略。这种反复出现的严重的外患事实上却成为推进中国社会内部发展求变的重要的外界力量。
淝水之战及其后中土对外战争简述
中国本土面对外族侵略和威胁，到东晋可谓已经到了最危险的阶段。这种危险虽然所幸被化解并且将汉民族政权的历史向前推进到宋末，但最终彻底被蒙古族夺取，导致政治上的亡国，因此本文作者选择发生在东晋的淝水之战为起点，来描述自东晋以来的中国本土几次极具重大影响的对外战争。
尽管历史上中国长期对外族以防御和攻伐为主，但是在汉代，中国对周边异族的政策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汉代匈奴的外患非常严重，几乎没有办法，这种情况在汉武帝时有所改观。汉武帝试图征服异族，并且出于长远安定的考虑，希望能够逐渐将这些异族同化到汉文化中来，因此允许异族投降者移居内地并协助汉朝戍守边防。汉武帝将这些移居内地的降胡分散安置在边境各地，允许其和汉族杂居，以达到逐渐同化的目的。而事实上，这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程。尽管在执行中经常出现问题，但是在东汉，这种政策尚且在持续执行。如果国内政治稳定，则似乎没有什么大问题；一旦政治有变，中央对地方缺乏控制力，这些移居的异族便会乘机作乱。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这些杂居内地的降胡乘机发动变乱，相当一部分汉族人被掳掠，或者因不能忍受内乱的痛苦，转随胡人流徙域外。到三国时代，很多胡人不但移居内地，而且被政府招纳为雇佣兵。此时，一些有远见的人已经开始焦虑，因为最近的例子便是董卓进入洛阳后的烧杀淫掠，而董卓的军队中便有众多的外族士兵。
如果国家政治和国力强大，招纳外族移民似乎没有什么严重问题，但是国力和政治极度衰弱的时候，问题就变得非常严重。在西晋，此种情况依然在继续。自汉代以来到东晋，迁居内地的异族人已经具有相当规模，外族杂居中国内地，不断吸收汉族先进的文化发展壮大自身，这就是五胡乱华的社会和政治基础。
西晋在“八王之乱”的内患和北方外患中灭亡之后，中国重新陷入分裂：南方建立了东晋新政权；而北方则因此大乱，五胡建十六国，先后长达一百三十六年。南方小朝廷建立之后，北方的许多门阀士族阶层开始纷纷“衣冠南渡”，门阀十族政治继续对东晋政治发生着极其恶劣的影响。这些在晋代黑暗政治中严重堕落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在偏安的江左，继续过着放浪、奢侈、糜烂的生活，身体和精神上都有柔弱病态；政治上逃避现实、崇尚清谈，在亡国的大趋势面前不作为。虽然也有祖狄这样的志士出现，但因为政治大环境的恶劣，于大趋势无补。
东晋穆帝时代，北方南迁士族桓温执掌朝廷大权，桓温曾三次北伐，均以失败告终，使其试图借助北伐成功树立个人威望，进而代晋的野心终于无法实现。但是温桓为东晋招纳了重要的人才谢安。温桓死后，东晋在谢安的辅政下勉强维持。而此时的北方情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氐族苻坚于公元357年建秦国（所谓前秦），用汉人王猛辅政，短短几年时间，国家获得很大发展，成为十六国中国力最盛者。王猛死后，苻坚独执己见，不顾各方反对，坚持伐晋，此举措唯获心怀异志的鲜卑族人慕容垂支持，于是发生了著名的淝水之战。
公元383年7月，苻坚下诏正式伐晋，以为偏安的东晋可以轻取。8月，苻坚率六十万戒卒和二十七万骑三路进发，“前后千里”，卢威浩大。东晋方面有在流民中招募的“北府兵”，经过严格训练，成为一支精良部队，此刻成为唯一抵抗外侮的主力。对于谢安来说，此次抵抗，显然是一次不得不进行的风险极大的赌博。存后方，谢安的主要工作是安抚和镇定人心，京师甚至没有留下兵力来护卫。10月苻坚攻克寿阳，围困前往救援的胡彬部，另有其弟苻融部将梁成屯兵五万于洛涧，谢石和谢玄的部队遂不敢前。被围困的胡彬谴使向谢石求援，被秦军俘获，苻融立刻汇报给苻坚，苻坚即将大部队留在项城，仅率八千轻骑前往寿阳，并派尚书朱序前去说服谢石投降，朱序木是被俘获的晋国人，因此内心仍然忠于晋国。朱序见到谢石后将秦军的情况全面告知谢石，并建议其立刻进攻，挫秦军精锐。谢石接受建议后立刻进攻，先遣刘牢之率五千精兵进发洛涧，大破梁成部。谢石继续水陆并进，阵容肃然，使苻坚远望以为草木皆兵。晋军进发淝水东岸，与西岸的秦军对峙。此种可能持久的形势显然对晋军不利，于是谢玄派人前去建议苻坚后退，给晋军留出空地，待晋军过岸，一决胜负。苻坚再次不顾众将反对，以为秦军处于兵力上的绝对优势，于是坚持后退。因为部队的庞大，一旦执行了后退的命令，便很难停下，晋军上岸之后立刻发动了猛烈攻击，朱序则存秦军后方散布秦军溃败的谣言，于是秦军溃散，将令不行，苻融也存混乱中为晋军所杀。秦军死者十有七八，不能收拾，苻坚单骑北逃。
在淝水之战中，晋军获得胜利，使东晋政权能够残喘数十年，最终为权臣刘裕所取。中国从此进入漫长黑暗的南北朝时期，无论北方和南方，都长期处于本族或外族的不断变乱之中，直到隋的短期统一以及后来的唐代。
初唐时代的外患也以极为严重，但是唐太宗有效地实行了府兵制度，因此，武功相当成功。面对最严重的东突厥侵扰，唐太宗坚决采取征灭措施，派李靖率军十万，半年即将其攻灭，国威也由此大振，西北外族纷纷臣服。但是，公元645年，唐政府决定远征高丽。此战争先后持续竟达二十三年，虽然最终取得了胜利，但是国力损耗极大，原有的府兵制度也遭到严重破坏，甚至发展到后来不得不招募胡兵，终因内乱导致又一次严重的外患。自安史之乱，唐朝中国遂陷人长期的严重破坏和混乱，最终导致分裂的五代十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