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对于中国各个官方的和民间的势力而言，中央政权的崩溃，也就是皇权的式微以及由此引起的政治秩序失效，是他们的最好的机会，东汉末年正是如此。东汉末年的桓灵二帝先后被杀，皆表明中原皇权已经完全成为纸老虎，高层的政治斗争在外戚和宦官之间剧烈地进行，皇帝的处境比任何别的人都危险。宦官的专权使作为士大夫阶层的朝臣完全靠边，跟中央权力无法发生根本上的关系，但是本身就依附皇权的士大夫自己手中没有武装力量，他们手中的权力本质上是皇帝给的，现在，如果不攀附宦官，则必然毫无办法。此时的皇权从表面上仍然是有效的，但是实际上引起外戚的极大.焦虑，依赖和皇帝的血缘关系而掌握政权的外戚在皇权架空的情况下，处境已然非常不妙。由于宦官专权对朝臣的排挤，朝臣很容易被外戚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宦官势力，但是一般来讲，在王朝末期，随着皇权的式微，中央军事力量也逐渐非常薄弱，外戚在没有武装实力的情况下，往往试图援引相对远离中央的地方武装势力，这些武装势力在此种情况下得以名正言顺地大规模靠近合法的皇权中央，并且对其形成要挟之势，以图自己的野心。如上描述正是东汉末年的情形。
灵帝死后，少帝既立，少帝刘辩的舅舅何进试图乘机清除专权宦官，但是因为宦官势力强大，因此密召并州牧董卓率部入京，结果董卓尚未到来，消息已经走漏，事不成反被宦官所杀，袁绍火急人洛阳，杀尽宦官，之后董卓才来到洛阳。董卓既然已经来到了洛阳，当然是来者不善，于是很快就废了少帝，改立刘协为汉献帝，董卓能够立汉献帝，当然是因为他的武装实力比其他任何人（至少在当时的皇都洛阳）都强大。董卓实际上是乱臣贼子而已，并且极有野心，一旦控制洛阳，烧杀抢掠，极尽破坏之能事，朝野震怒，于是以外臣名士袁绍为首，各路组成联军，于公元190年共讨董卓，董卓自觉不能抵挡，因此挟持献帝西走长安，回到其关中旧地，当时力量尚且非常弱小的曹操主张立即追击，但是各路诸侯均采取观望态度，曹操遂独自率部西征，半途为董卓部下徐荣击退。不久，董卓在长安被其部下吕布所杀，于是长安大乱，联盟讨伐董卓的联军也因此瓦解，纷纷割据一方各自发展实力，不久，军阀混战就开始了。
军阀的构成及其历史实践
前面已经讲到，东汉末年各地的武装势力是在中央政权式微的情况下逐渐合法发展起来的，这些地方武装大都由州牧控制.尽管对外族作战未必有力量，但是对付国内地方土匪贼寇却非常有效。既然天下已经大乱，则各种势力没有不乘势而起的道理，这些乘机作乱的武装中包括民间兴起的各种流寇武装，比如以张角为首的声势浩大的黄巾军，但是事实证明，在此阶段，像黄巾军这样的民间武装势力基本没有太大的发展空间，公元192年，曹操在冀北剿除了黄巾军，并且收编降卒三十余万之多，为青州兵，大大地增强了曹操的实力。即使如此，曹操尚且不能和袁绍抗衡。
在讨伐董卓的联军分裂之后，袁绍利用其社会地位和名望，迅速扩大自己的势力，基本占据了黄河以北的冀州、青州、和并州，成为北方最为强大的军阀势力。其时，各路军阀割据情形如下：
冀州袁绍，幽州公孙瓒、淮南袁术，南阳张绣，荆州刘表，徐州吕布，江东孙策，凉州韩遂、马腾，益州刘焉以及底盘尚不固定但颇有政治影响的刘备。在这些人中，既有地方州牧发展起来的势力，又有民间流寇发展起来的武装力量。
既然暂且不能与袁绍抗衡，曹操便开始其政治策略，作为逐渐壮大实力以图天下的手段。公元196年，曹操的势扩大到豫州，并且将回到洛阳的汉献帝迎至许县，即所谓“挟天子以令诸侯”，获得政治上的主动。从地理位置上来讲，曹操当时处于四面包围的不利地位，因此曹操在政治和军事上采取远交近攻的手段，先与袁绍、韩遂马腾等交好，同时对周边相对弱小者实行各个击破，在解除危险的同时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从公元197年到199年，曹操先后击破并杀吕布、困死袁术、降伏张绣。而就在199年，袁绍击败公孙瓒，统一了河北，因此直接与曹操形成对抗，势必争夺中原略地。此时，单从兵力上讲，曹操依然处于劣势。
官渡之战与赤壁之战
事实上，就在曹操拼力削除周边以消除威胁、壮大势力的时候，袁绍的算盘也打得很好，他打算坐观这些小军阀相互消耗之后坐收渔翁之利，在这一点上，袁绍显然对自己很有信心，这种信心建立在他对曹操天资和能力的错误判断上。公元200年二月，袁绍亲自率大军南向，威逼黎阳，其将彦良渡过黄河，围攻白马，曹操声东击西，很快解除了白马之围，之后迅速撤退至延津一带，袁绍另派文丑追击，曹操诱其深入，打败袁军并斩杀文丑，接着，曹操撤退到官渡一带，双方暂时相持。
同年十月，袁绍派遣淳于琼运输粮草，驻扎在袁绍大营以北四十里的乌巢，而获得情报的曹操立刻亲领精锐五千余人夜袭乌巢，放火烧毁袁绍粮草，袁绍派遣部分救兵援助乌巢淳于琼，同时立刻大举进攻官渡曹军大营，试图通过此种手段解除曹操对乌巢的奇袭，但是曹操坚持烧光了袁绍粮草，才挥师官渡。由于粮草尽失，袁绍军心大乱，袁绍自己心理已经接近崩溃，曹操因此大破袁绍军队，歼灭七万多人，袁绍仅仅率领八百骑兵仓皇北逃。
官渡之战非常著名，因为曹操只有三万人马，而袁绍则精兵十万，此战胜利对曹操影响巨大。作为最大的军阀，曹操威震南北，而受到如此严重打击的袁绍在公元202年病死，并在死前将其割据地盘三分，这当然是对曹操非常有利的又一个举措，因此三分之地很快被曹操扫平，公元207年，曹操征乌桓，大破之，北方就此完全被曹操统一。
北方统一之后，在曹操的战略中，唯一真正意义上的敌人就只有刘备了。尽管在整个军阀混战相互攻灭的阶段，刘备转战流徙，连自己的根据地都没有，但是他却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各方重要的军阀都以拉拢他为得意。刘备先寄曹操篱下，因为参加董承的衣带诏反曹秘密计划而离开许都，袁绍同样非常重视他，袁绍大败，刘备投奔荆州，刘表深表欢迎，并且让出新野，助其壮大实力。但是，实际上真正的英雄，正如曹操所言，“天下英雄准使君与操耳。”公元207年，刘备得到了对他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才，就是传说中卧居南阳布衣躬耕的奇人诸葛亮。虽然诸葛亮立刻与刘备进行了著名的隆中对，但是时间已经来不及了，第二年七月，曹操开始南征，首先就直接吓死了刘表，其子立刻请降。此前诸葛亮曾经建议刘备攻打荆州，但是刘备终不忍心。曹操从战略的角度很快飞取江陵，追到襄阳，刘备已经离开，于是一天一夜赴到当阳坂坡，刘备弃家眷，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人逃跑，之后到汉津和关羽会合，再与刘表长子刘琦汇合，暂时驻扎夏口。
事实上此前江东孙权的谋士鲁肃已经就形势的发展做出了反应和判断，主张联合刘表二子以及刘备共同抗曹，可是当孙权派鲁肃赶往荆州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原初的各种设想都已经落空，只好到夏口，找到刘备，表明了自己的来意。刘备当然同意，于是立刻派事先已经主张联合孙权的诸葛亮和鲁肃一道赶往吴国。
曹操占据荆州之后，开始向孙权招降，当时孙权也毫无主张，召集群臣开会，只有鲁肃明确主张抗曹，一旦有了主战的声音，孙权就不再感到为难，并且接受鲁肃的建议，很快诏回了正在鄱阳的年轻气盛的周瑜。与鲁肃赶到柴桑之后，诸葛亮开始对孙权进行大小战略的分析和说理，最终说服孙权坚决抗击曹军。
曹操九月占据荆州之后，少做休整，招降孙权不成，既幵始沿江东下，其水陆两军在十一月前后到达赤壁，与孙刘联军相遇，首先展开了水战。鉴于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孙刘联军在周瑜的指挥下借用有利的自然条件，采取火攻大破曹军，事实上水上战争虽然大大挫伤了曹操的锐气，但是并没有能根本遭遇和消灭其陆军主力。曹操水战失败，退引江北之后，周瑜和程普立刻率军追击，在江北乌林，双方展开会战，曹操惨败。赤壁之战因为《三国演义》的渲染，几乎成为又一个战争史上的奇迹，事实上，这次战争曹操完全是输于天不时地不利，众所周知，如果尊重历史，曹操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他跟袁绍是完全不一样的，曹操此年七月出征，到赤壁之战已经十一月（古代），军队由于出征时间过长，已经非常疲乏，加上天气幵始寒冷，军队战士发生疫荒，作战能力大大削弱，加上十一月东风一吹，刚好被孙刘利用。除此之外，曹操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低估了孙刘联军的抵抗能力，也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失误，对于孙刘来说，这一次战争必须胜利，如果惨败，他们也就没有任何退路
了，因此，可谓“背水一战”，这样，军队的战斗力和战斗意志必然格外地强。而且这些，事先孙刘的谋略家和军事家都有所预见。
由赤壁一战所造成的后果看，曹操在这次战争中损失不小，以至于短时间内再无南征实现其统一计划的可能，而这正好给了孙权和刘备，尤其是刘备发展壮大的机会，此后，曹操要完全消灭孙权和刘备，难度就越来越大，直到三国鼎立，历史终于实现了“合久必分”。这种分裂的局面完全是中央集权瓦解之后的军阀割据造成的后果。
§§§第八节 农民战争：民间抵抗的终极
如果说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组织是中国社会最小的社会组织，则其也是中国社会农民最基本的或者说唯一的社会组织。由于古老的生产模式和手段，中国农民除了在家族的观念上建立相对松散的村社组织以外，几乎没有政治活动和参与政治的途径。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最为松散的成员，农民几乎毫无组织性，在家庭之外，农民和社会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在封建的农业生态中，农民安于自给自足的生存方式，除了必须交纳的皇粮国税，农民和国家政权组织也没有什么经济上的联系，在形式上的国家疆域之内，农民是完全独立的个体生存，统治者不对农民负责，农民也不对国家和社会负责。
在西周至秦统一这一阶段，由于实质上权力的分化，保卫国家安全和维护社会权力平衡的任务由贵族来承担，每个独立的诸侯国家除过对整体的周王朝安全负责，也对自己国家的安全负责，因此，在军事上尚且处于分散状态的情况下有确实的规范和力量。战国时期发展起来的国家主义使大批的农民卷入战争，但是最终农民并没有从中获得什么利益，反而损失极其惨重，战国时代完全培养了中国底层社会的厌战情绪。
至于到了秦朝和汉朝，政治活动本质上成为少数人的事情，国家的安全当然从根本上只有集权的中央来自行负责，而一般的底层民众是毫不关心的。底层民众只关心自己的极小范围的家园安全，离自己的生存环境很远并且跟自己没有什么利益关系的事情则不在其过问和负责的范围之内。在国家内部大量蓄养军队，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是一个危险的事情，所以，民间普遍禁武，中央维持少量的军队，并招募大量的社会流民和外族兵来戍边。由此，农民在中国古代，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军事上，在相对稳定的时代都是“局外人”，其和庙堂的关系是相互遗忘的关系。
农民起来参与抵抗和所谓的革命，一般来讲，不外乎以下原因：一，过于严苛以至于活不下去的政治压迫，具体表现在苛捐杂税，无法承受的苦役，这些来自统治政治的迫害直接威胁到他们的生存，不反抗意味着坐以待毙；还有一种就是自然灾害造成的大面积饥荒，无法生存，于是大批人脱离土地，起初聚众以强盗的方式生存，到后来不断发展壮大，不断地转掠流徙，渐成气候。一般来讲，上述两种情况往往是并行发生的。农业社会的生产劳动和一切经济活动对自然有一种绝对的依赖，而自然界气候的变化往往不是局部的，一旦气候发生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变化，比如持续的大旱，则北方依赖游牧的民族生存也发生困难。同时，因为国家财政主要依靠农业的纳税，因此，在社会财富急剧减少的情况下，国家财政显然同时吃紧，再加外族为生存的南下侵袭，战争由此不断发生，战争所需的消耗必须从民间来获得，政府在农业破产的情况下反而必须强行向民问掠夺财富，于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此种经济上的严重危机和由此引发的政治上的极度暴虐和黑暗，是中阔民间抵抗最终形成规模的最根本的原因。
作为中国社会最庞大的群体，农民和田园的农业生活一样是静止的，如果政治和社会稳定，就几乎没有求变以改良社会和政治实践的意识，一旦社会发生饥荒和政治动荡，军阀混战，则在无法生存的情况下成为逃亡求生的流民和松散地组织起来的贼寇，将富人和官宦作为劫掠生存资源的主要对象，即所谓“杀富济贫”。事实上在没有更大政治野心的情况下，聚集起来的贼寇绝不是慈善团体，他们同样会骚扰和破坏农村。农民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其参与政治实践是非常被动的，因此往往被其他的社会力量和团体所引导和利用。
生态规律与社会动荡
在中国，社会发生严重动荡进而演变为大规模的战争往往是政治和经济上的严重生态恶化所致。因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构成成分相对简单，因此社会矛盾对立也比较简单和集中。
事实上，人类社会集体和自然界以及个体生命一样，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生命体，有其自身的新陈代谢规律。任何一个在现有体制下运行的社会，在其内在和外在生命规律的作用下，都有其新生、发展、兴盛和衰亡的必然过程，当然，每一次现行政治和社会机体的灭亡都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一个重大机遇，但是这种机遇并不见得能够被有效把握。这种机体导致大规模人类战争在古典经济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往往出于不同的根本原因而发生，具体地表现为：在古典经济时代，社会政治机制出现问题而导致战争是因为自身能量的衰竭，而资本主义社会因为长期资本积累的习性，最终导致战争却是因为自身能量过剩的原因。关于资本主义成熟期战争后面再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