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拉之死》布面油画。162厘米×125厘米。创作于1793年。现藏比利时布鲁塞尔博物馆（即比利时皇家博物馆）。
大卫（1748—1825），法国画家，新古典主义美术的代表。出身于巴黎一个服装设计师的家庭，九岁的时候成了一个孤儿，由他的叔叔抚养，学习古典文学和素描。1766年，他经布歇推荐成为皇家美术学院教授马利·维恩的学生，通过临摹雕塑品和研究古典绘画，他逐步掌握了学院派的一般规律。1775年，大卫经历了四次痛苦的失败，终于在第五次赢得了盼望已久的罗马大奖，并得到了去罗马学习一年的机会。这时，他的老师也被任命为法兰西学院的院长。第二年，师徒二人一同去了罗马。
在罗马，大卫受到非宗教性的斯巴达气质的古代雕刻的影响，吸收了普桑和卡拉瓦乔的精华，并对文克尔曼的理论产生了兴趣，从而逐渐走上了新古典主义的道路。在罗马根据高乃依的悲剧创作的历史画《荷拉斯兄弟之誓》在巴黎一展出，就使他一举成名。
大卫在艺术上是古典传统的严格遵循者和古代艺术的崇拜者，他的作品有平衡理智的构图，人物造型极为严谨，古典油画技巧娴熟，善于处理戏剧性的人物动态和场面。
他的主要作品还有《帕里斯和海伦之爱》《卖菜女工》《雷卡米埃夫人》《萨宾妇女》《拿破仑越过圣贝尔纳山》《加冕》等。
马拉是法国大革命时雅各宾派的领袖之一，也是《人民之友》报的主编，为了革命工作常躲到地窖里，因而染上了一身的湿疹，所以不得不每天数小时地浸在浴缸里水疗。他以犀利的文笔猛烈地抨击法国封建主义王朝，宣扬共和思想，刺痛了右翼的吉伦特党，于是他们派保王党分子夏洛特·科尔黛以申请救济为名，谎称自己是一位共和党的遗孀、五个孩子的母亲，请求马拉接见并给予帮助。正当马拉阅读她递给他的条子的时候，凶狠的女刺客把匕首刺进了马拉的胸膛。
马拉之死震动了整个巴黎，一位名叫希罗的人发表演说的时候大声疾呼：“大卫，你在哪里？拿起你的画笔，为马拉报仇，让敌人看到马拉被刺的情景时发抖吧！这是人民的要求。”在场的大卫满怀激情地响应：“对，我一定画一幅！”大卫本来就是马拉的朋友，得知马拉出事的消息后他立即赶到了现场，然后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这幅作品，这是他以最快速度完成的一幅杰作。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画，就是一幅现场感十分强烈的作品。
在画面上，马拉靠在一个浴缸里，他的捏着鹅毛笔的右手臂无力地垂落在缸外，左手拿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的是：“1793年7月13日，马丽·安娜·夏洛特·科尔黛，致公民马拉：‘我是十分不幸的，为了指望得到您的慈善，这就足够了。’”马拉的头向后仰着，脸上带着平静的表情，就像工作劳累后在闭目休息。桌上有一封信，上面写着：“请把这五个法郎的纸币给一位五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为祖国献出了生命。”这封信和马拉手里的那张纸条暗相呼应，揭示了保王党的阴谋。
这幅作品构图非常简洁，背景是毫无装饰的墙面，仅仅有些光线的变化。画面右边的木台下面有一行字：“献给马拉。大卫。”光线显然是从左侧投入的，它照亮马拉的躯体和面部，明暗处理比较调和，具有纪念碑式的立体感。整个画面平静、庄重，省略了一切无关的细节，力求简单质朴，既无纷繁的色彩，也无复杂的透视和道具。尽管表现的是可怕的暗杀场面，画家却丝毫没有去渲染血腥和恐怖，而是着意刻画马拉之死的崇高和宁静。
这幅油画以极为简洁、朴素的古典手法成功地将肖像的描绘性、历史的精确性和悲剧的崇高性结合在一起，有力地表现了这位共和英雄的形象，因而成为纪念碑式的现实主义历史画名作。
我的意图是要以一丝不苟的准确性去描绘古代风尚，要让那些希腊人、罗马人看了我的画后，不会感到我的画同他们的风俗习惯格格不入。
在马拉被刺的前几天，我被派去访问他。我见到他在浴缸中的情景使我惊讶。浴缸旁边有一只木墩，上面放着墨水瓶和纸，在浴缸外的手却在书写关于人民福利的计划……我认为，把马拉为人民而操劳的生活情景展示给人民是有益的。
见仁见智
法国古典主义画家大卫在政治上有多么革命，在艺术也就有多么反动。
（杜里《西欧近代画家》）
大卫的艺术在气质上是与法国中小资产阶级在大革命中表现出来的锐气密切相关的。（邵大箴）
在作品完成一年以后，拿破仑发动热月政变，推翻了雅各宾专政。大卫也不得不将此画涂上一层厚厚的铅白颜料转移他处。1825年画家死后，这幅画的命运也未能好转，埋没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893年，也就是《马拉之死》第一次公展后一百年，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博物馆才把它正式收藏起来。
大卫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法国绘画史上占有卓越的地位。他不仅在社会事业上是革命者，而且在艺术领域也是革命者。他起来反对宫廷的洛可可艺术，在18世纪末法国绘画中创立了革命的古典主义。他在历史画中发现了以公民精神和爱国主义来作社会教育的有力手段。他在绘画中严格坚持素描，明确轮廓。他的优秀的肖像画，达到了真正的现实主义的真实。
大卫也是一个真正的教育家，在他的画室里培养出了格罗、席拉尔、奈维兹和安格尔等艺术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