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巴蜀书社出版了《藏外道书》的前20册，于是，“藏外道书”就成了一部新编的道教典籍的书名。所谓藏外道书，原先只是对于《道藏》以外的道经、道书的概称。
一、藏外道书的收集
《道藏》的编辑，自唐代开始，历来由皇朝敕令，道士编修。千余年间，屡编屡毁，屡毁屡编，汇集经籍，积淀文化，无论在保存古籍或规范道教等方面，《道藏》都是有功于后的。
现存的《道藏》，是由明成祖于永乐四年（1406）敕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纂校的。英宗正统九年（1444）又诏通妙真人邵以正督校，订正和增补，十年刊版事竣，共计5305卷，380函，以千字文为函目，自天字至英字，后世冠以刊版之年号，称其书为《正统道藏》。明神宗万历三十五年（1607）又敕第五十代天师张国祥搜罗遗帙，续刊《道藏》，自杜字至缨字，凡32函，称《万历续道藏》。正续《道藏》共412函，刊印经板121，589块。其事仰赖皇朝支持、历史的积淀、道门的响应，从编辑到刊成历时达两百多年，人力、物力和财力的耗用难计其数。其后，明清历朝曾将刊刻之《道藏》分赐各地道观。本世纪20年代，上海商务印书馆又以“涵芬楼”名义影印出版正续《道藏》350部，每部线装1120册。70年代，台湾两家出版机构，又先后出版两种精装《正统道藏》，各60册。80年代，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和天津古籍出版社又联袂出版新版《道藏》36册，其书曾据现藏于上海图书馆之海上白云观旧藏《道藏》校补缺页，纠正错简，描补缺损，当是现存《道藏》的最佳版本。
从正续《道藏》刊印至今，已有400年，其间有《道藏》缺收的古道家经籍发现，例如：《永乐大典》中收集的一些道教经籍，马王堆帛书中的《德道经》和《养生方》等等。又有明万历以后的高道和道教学者编纂的道经或著述问世，例如：明陆西星编撰的《方壶外史》，收有其自撰论疏14种。清康熙年间彭定求编成的《道藏辑要》28集，收有《道藏》未收之晚出道书110种，288卷。清乾嘉年间闵一得编成的《道藏续编》第一集，也收有晚出道书23种。民国时期，丁福保排印的《道藏精华录》共十集，其中亦多收有明清间晚出之道书。据我们的初步调查，正续《道藏》未收的道书当在五百种以上。
藏外的道书，理应保存于我们道教的宫观之中，但是，自清代末年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社会风雨飘摇，动荡剧烈。道教宫观废颓，教徒人数减少，宫观收藏的道书大多散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道教也曾一度困厄。道教经籍或被视作封建的“四旧”，或被视作会道门的罪证，多遭散佚，致有湮没的危险。直到80年代始，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全面贯彻，道教在宫观建设、道徒培训、教理研究、科仪规范、修持养生等方面都已恢复，但是，道教宫观收藏的经籍，除了北京白云观和四川青城山以外，大多丧失殆尽。
目前藏外道书的大宗收藏，一是在国家公共图书馆，例如：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四川省图书馆，等等。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太清风露经》虽然只有6页，据胡道静先生鉴定，它是世存唯一的元《道藏》的刊本，题无住真人撰。《道藏阙经目录》卷下载，此经在明代已阙。上海图书馆收藏的《上清灵宝济度大成金书》，简称《大成金书》，明代龙虎山道士周思德编撰。据成功大学丁煌教授研究，此书存世仅两部，一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二在台北中央图书馆。上图所收藏者当为世存之三。
二是在民间。近十年来，各地道教协会和道教宫观都曾收到散居于民间的道士或道教信徒捐赠的一些道书。这些道书都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幸免于难的。上海道教协会在“文革”前藏有二部半涵芬楼《道藏》和上百种道书，可是在“扫四旧”中，被焚烧了一夜，付之一炬。1983年，上海道教协会恢复并成立，一些道长和信众专程将一些道书送到白云观，象《古书隐楼丛书》、《道书十二种》、《吕祖全书》、《道统大成》等。这类书在过去是极为平常而易得的，但是，在今天似乎都成了珍品。
三是海外图书馆和汉学家们的藏书。英国和法国的博物馆，俄国彼得堡图书馆都收藏有不少敦煌的道教经卷。法国的汉学研究所、日本国的宫内厅图书馆、京都大学和东京大学的图书馆，以及天理教图书馆等都藏有不少道教典籍。至于一些研究家的手中收藏的藏外道书就更多了。日本已故的吉冈义丰教授收藏大量古代的道教典籍，法国施舟人教授收藏大量中国台湾道教科仪经本，这些都是举世周知的事实。当然，海外道教界和道教宫观中也有一些相当的收藏，亟待系统调查。
道教的典籍，理应依据道教宫观收藏和传承，历来的道教宫观都有藏经楼，有的还派有专人手抄各种经籍存观，使宫观成为汇集道教经书的中心。由于历史的条件，目下从总体上讲，道教宫观的这一中心地位暂时失去了。但是，只要经过几代道友的持久努力，道教宫观依靠道士和道教信徒的全力支持，终将成为收藏道教典籍最丰富、最完善、最周全的地方。
二、藏外道书的价值
藏外的道书，不论是成书于明代万历以前的，或是以后的，都是道教徒或道教学者的作品。它们是道教历史的记录，道教思想和实践发展的轨迹，也是历代道长和道教学者留给道教和中国文化的宝贵财富。其中有一些曾在明清和近代中国的社会里广泛流传过，它们对于道教的发展以及中国的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因此，无论从道教或是社会、学术的角度，藏外道书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当然，毋庸讳言，明清时期及近代的道教并无唐宋之盛势，但其作为传统文化三大支柱之一，仍在流衍、传播和发展之中，对于近代中国社会和中华文化仍保持着特定的影响。
明清道教的教义典籍，具有融贯儒释以丰富道教哲理的特点。例如：清代全真龙门派第十一代高道刘一明著有《道书十二种》，“十二”盖是虚数，其中收书达二十余种，其思想就是融合三教理论的成果。将圣道与仙道合一，融合儒道。将无形无象的先天称作“真”、“有”，将有形有象的后天称作“假”、“无”，又融合了释道。同时，将道教的内修理论同儒家的易理相结合，要求修道之人广行善功以符合儒家的伦理规范和佛教的报应观念。其中《悟道录》二卷，将人们常见之事，拾取81条，如“男女生育”、“睡人做梦”、“商贾谋利”、“木偶泥胎”、“傀儡风筝”、“四时代谢”、“木茂水长”、“泥莲霜菊”等，各就一事而分析之，以明“道之在天地间，无物不具，无处不有”。刘一明的《道书十二种》，将三教之融合贯串于道教的教义、方术、规戒等方面，对乾嘉以后的清代全真道派的发展有过很大的影响。清代的另一名高道、全真龙门派第十一代的闵一得著有《古书隐楼丛书》，收辑道书三十余种，其大要也是融贯儒释之理于道之中，其《碧苑坛经》称，“玉清、上清、太清授经说法，立道开坛，阐扬传钵，派演于今；所有那儒门周子、二程子、张子、朱子，受授圣经之秘，发明心法之要，再那金刚经、楞严经、心经乃释氏真谛，静身脱欲之玄奥。三教所同，惟为性命一道”。儒释道“随方设教，历劫度人，变化莫测，现身说法”。
明清道教的科仪一方面渐趋滋蔓，规模浩大。另一方面单个科仪的演习又渐趋简单，易于流行。收藏于青城山古常道观的《广成仪制》向未传讹，一直被视为全真道派的科仪总集，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现存经过配补的《广成仪制》，均署名“云峰羽客陈仲远校辑”，多系道光四年、咸丰七年、光绪十二年、光绪三十四年的抄本以及宣统至“民国初年”的成都二仙庵刊本，大致抄刊于公元1814至1913年之间。因此，《广成仪制》反映的就是一百六十年前后的全真派，特别是四川全真道派科仪的总体面貌。在《广成仪制》的总名下，全真道派用于金箓、玉箓、黄箓的乃至于禳灾却祸的科仪达到258种。进行科仪的场合以及科仪的功能几乎覆盖了当时社会民众生活的各个领域，显示出明清时期逐渐形成的全真道派科仪的巨大规模。人们只要粗略一阅就不难发现，明清全真科仪同历史上的灵宝、清微科仪具有某种联系。《广成仪制》的公布于世将有力地推动全真和正一两派科仪的比较研究，这是毫无疑义的。被成功大学丁煌教授精心研究过的《上清灵宝济度大成金书》（即《大成金书》），在大陆被发现和刊印，是中国道教界和学术界都感十分高兴的事。《大成金书》是明宣德七年（1432）的刊本，共40卷，是明代正一派科仪的总集。它上承杜光庭、王契真、金允中等科仪总集的历史传统，在道教科仪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同时，对于明清以后直至今天的江南地区的正一派科仪也都有直接的影响。清代以后，社会生活变化，生活节奏加快，一些科仪的内容或被淘汰，或被紧缩，演习规模也大大缩小，并更趋通俗化。这些在近代流行民间的道教科仪典籍中，均可得到证明。
道教的外丹术在明清时期已经衰落，著作存世者凤毛麟角。内丹术则由于全真派的实践以及大量内修著述的问世而得到广泛流行。它对于明清道教的发展，特别是士大夫生活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澳大利亚的著名学者柳存仁曾经在上海说过，打开明儒和清儒的一些著作，尽管他们自己标榜是儒生，但是满纸是金丹炉火药物的词语。明清时期的一些内炼道书，例如：伍守阳的《天仙正理直论》、《仙佛合宗语录》和柳华阳的《金仙论证》以及《性命圭旨》等等，当时就有很大影响，并且至今仍在流传，它们都具有操作方法系统化和诠释教义理论化的特点。
明清时期还出现了不少道教的文艺作品，既有道士的诗文集，又有宣扬道教的度世救人教义的戏曲和小说。它们既体现了道教仍对士大夫阶层的生活保持一定的影响，又反映了道教注重渗入中下层民众信仰生活的特点。清代的海盐道士张谦辑录的《道家诗纪》，原题四十卷，今存二十二卷，辑录自唐代至清代的道家诗歌，旧稿本藏于上海图书馆。而流传较广的《全真七子传》，则是一部宣扬全真教义的章回体小说，它同一些有关吕纯阳、王重阳、马丹阳和张天师的戏曲，都对明清民间生活产生过持久的影响。
明清时期道教继续有不少宫观和名山的地志类典籍问世，它们对于了解道教在明清时代的传承和发展，名山宫观的历史变迁，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龙虎山志》十六卷，《茅山志》十四卷，《华岳志》八卷以及《阁皂山志》上下卷，都是藏于上海图书馆的珍品。阁皂山原系灵宝派的祖庭，明清时三山符箓之一。《阁皂山志》，世所罕见。上图所藏题“明东吴俞策公临撰”，清同治抄本，前有“王墒孙纪念物”钤记。明清宫观山志得到汇集和传世，对于明清道教的研究，各名山宫观道教的恢复活动乃至旅游文化资源的开发，必然会发挥很大的作用。
三藏外道书的收集研究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藏外道书的收集、整理和分类工作，由于历史的原因，面临着巨大的困难。而其内容如此丰富又有价值，因此对于它的研究，更不是一代人、一个人或几个人就能轻而易举完成的工程。
早在1985年，日本国的道教学会在创立三十五周年的纪念讨论会上，就有人提出新修《昭和道藏》的设想。日本学者还根据日本宫内厅等八大图书馆的藏书，称日本收藏的藏外道书约有四百种。这个设想对于中国本土的道教界和学术界，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鞭策和推动力。但是，日本的一些学者也都承认，现今已经不是编修《大正藏》的时代了，而能够主持汇集和出版藏外道书的，恐怕只能依靠中国道教界和学术界的力量才能完成，而且不止是一代人的力量。
至于对藏外道书的研究，无论是海外或海内，都还只是刚刚开始。对于一些典籍的研究，都还仅仅处在版本和作者的考证阶段。至于，对其内容和价值的探索和研究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藏外道书的研究，也需要中国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得到一些成果。
胡道静先生和我在开始着手藏外道书的调研、收集和研究工作时，任继愈先生就曾经说过：“编纂出版《藏外道书》，这是一项很艰巨的工程”，“我相信，只要有了基本资料，并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的研究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我们深知，《藏外道书》的汇集和研究，这个事业是属于未来的。我们这些人能够做的仅仅是开始基本资料的准备工作，并为后人的成功铺好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