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成熟的宗教都有独特的教义思想，它们是这一宗教对于宇宙和社会的基本认识，并由此规定该宗教的仪式或方术行为以及对教徒的规戒等。
道教是中国固有的有千余年历史的成熟的宗教，它有丰富的仪式、方术行为和成套的规戒，道教有自己的教义思想体系，这本来是没有问题的。然而，长久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有些人一直认为“道家之术，杂而多端”，“道教，终究不过是一种法术，算不得纯粹的宗教”。否定道教有教义思想，也就否定了道教作为一种成熟的中国宗教的资格。近年来，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以及中国宗教学研究的发展，学界对于道教有了比较客观的态度和认识。本文就是对于道教教义思想从总体上作一个结构分析的尝试。
道教教义的核心
道教以“道”名教。以道作为它的基本信仰。因此，道就是它的教义思想的核心。在道教的历史上出现过许多宗派，如：五斗米道、太平道、全真道、正一道和净明道等，各派经文或有差异，科仪方术各有侧重，但是信仰道，以道作为教义的核心却是共同的。“学道君子，非路而同趣，异居而同心”，这个同就是同道。
道教的“道”，是秦汉道家的“道”的沿用和继承。从先秦时老子提出“道”直到东汉末年，道家有许多发展。两汉道家中，老子和“道”就已经被神化。东汉末年，农民运动吸收了道家思想及其神秘主义部分，将“先天地生”，“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的“道”，作为宇宙观的基础。《太平经》称“道”是“万物之元首，不可得而名者。六极之中，无道不能变化。元气行道，以生万物，天地大小，无不由道而生者也”。《老子想尔注》将作为“天地根”的“玄牝”作为长生不死的方术的理论基础，称“生，道之别体也”，“道教人结精成神”。《太平经》和《老子想尔注》都以道家的小国寡民、清静无为的思想作为社会观的出发点。《老子想尔注》还将“道”和神联系起来，称道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于是，“道”就确立了它在道教教义思想中的核心地位。
“德”也是先秦道家的重要概念。《老子》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五十一章），因此，一般认为，“德”是道之功，道之用，道之现。《太平经》一脉相承地认为“道者，天也，阳也，主生；德者，地也，阴也，主养”，并且以“德”和“刑”相对立，称“德者与生气同力”，而“刑与杀气同处”。同时，《太平经》在社会观中将德“主养”的观念推衍为帝王之治。五斗米道的《老子想尔注》则主张“道德一体”，认为“常德”就是“道德常在”，“玄德”就是天德 ，一直按道行事。《庄子》在《天地》篇中称“至德者”要“存形穷生，立德明道”，因此，后世的道教徒也就以“明道立德”作为自己信仰的最基本的内容。
从东汉到隋唐五代，道教教义思想体系逐渐完善，以“道”和“德”为核心的教义思想结构渐趋完整。唐代道士吴筠在《玄纲论》中认为，“天地、人物、仙灵、鬼神，非道无以生，非德无以成，生者不知其始，成者不见其终，探奥索隐，孰窥其宗”，其中已经包含了将对于宇宙、社会的认识区分为四个部分的思想，并且指出了它们由“道”和“德”生成的。唐末五代道士杜光庭编纂的《道德真经广圣义》总结了前代六十余家的诠疏笺注，认为“《道德经》者乃天地之至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神道焉，大无不包，细无不入，宜尊之焉”。杜光庭还分析了以“道”贯串于天、人、神等三十八个方面的内容。可以认为，道教教义思想的结构框架至此大致完成。
道教教义结构的四个要素——天道、地道、人道和鬼道
天道。“天”在上古三代具有至高无上的意义，它有意志，有感觉，知人事，能赏罚。统治者不仅自命代天，也垄断着祭天的权利。道家把天说成是万物之一，不具人格，并且提出了最根本的存在是“道”，这无疑是对传统“天道观”的巨大冲击。但是，秦汉之间，祭天的传统宗教并未消失。道教继承了道家学说，抬出了自己的神灵系统、神学思想与祭天的传统宗教相对抗，因此，在某些外国学者眼里，这一“天道观”本身就包含着对正统的反叛意义。道家的“天道”思想，指的是以道来解释与天有关的内容，即：天的形成，天的构成和居于天中的神，等等。
《老子》第四十二章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对于“二”，有的注家认为是天地，有的认为是阴阳。对于“一”，有的认为是气，有的则认为一就是一。从东汉至唐代，道教一些有关创世的经典，对于“气”的名称和数量多有不同的叙述，但是由气生天、地、人的思想却并无变化。《太始经》就称“气清高澄，积阳成天；气结凝滓，积滞成地”。《太上老君开天经》也称“清气上升为天，浊气下沉为地”。直到元明清时期，由于理学的影响，道教大量吸收《周易》的词语，才有人将“一”解释为“太极”，称道为无极，将“道生一”同“无极而太极”比附起来。道教的这种气分清浊，升降为天地的思想正是直接继承汉代的道家思想。不过，道教在发挥中又加进了神的创造力，《太始经》称，生成三气后，“三合成德，共成玄老”。《太上老君开天经》称，天地形成之前，“太初之时，老君从虚空而下，为太初之师”，等等。
尽管上古三代的宗教以天帝为最高神，十分重视祭天仪式，但是对于天的构成却并无分析。直到南北朝时陶弘景编纂的《真诰》一书才有三十六天的说法，称“遂播之于三十六天”，“必非三十六天之限”，等等。同为南北朝时编定的《无上秘要》称天有三界，即欲界六天，色界十八天，无色界四天，共二十八天，三界之上另有“四梵天”，合计三十二天。
《无上秘要》所引出自《度人经》，《度人经》中的三十二天按方向横向配置，每方八天，同佛教的三界垂直配置不同。大约到唐代初年，在佛教思想的影响下，垂直配置的天界逐渐代替了横向配置，自下而上，按欲界、色界和无色界顺序罗列二十八天，上为四梵天（四种民天），再上三天为玉清天、上清天、太清天，最高处称为大罗天。尽管当时的人们离开登上太空还为时很远，但是这一对于天的构成的分析，反映了人们对于天的无限深远已有一定认识。道教在构成天的每一天界内部都认为有天神居住，认为修道之士可随道行高深而登天。唐代道士潘师正就称，“初从凡学，受持法戒，行无缺犯，则名系仙录”，入灵山洞府，然后逐步“进道”，登上诸天，最后登上大罗天，“与道同真，常湛极乐”。
南北朝时期形成的道教三十二天，各天均有天神。如：东方八天之一的太黄皇曾天，帝名郁褴玉明；南方八天之一的赤明和阳天，帝名理禁上真，等等。但是，在东汉的五斗米道时，奉祀的仅仅是一个混而统之的“天官”。天官与地官、水官合称三官，民间俗称三官大帝。南朝陆修静在《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中称，“三官所执，生、死、苦”，意思是天官管理人和万物之生。天官的职能尽管后代有众多的变化，但是“天官赐福”的观念一直延续至今。在先秦时期，中国的传统宗教就已有了日神、月神和星辰神，并且先后有祭日、祭月和祭祀星辰的仪礼。道教在将这些天体神灵纳入其神谱时，给以一些新的神名。《太上玉晨郁仪结璘奔日月图》中称日有五帝，月有五夫人，一些与天有关的气象之神，如风神、雨神、雷神、闪电神等等，道教也赋以新的神名。总之，道教的“三十六天”是神仙所居之地，南北朝时期造作的《桓真人升仙记》就称那里“有长年之光景，日月不夜之山川，宝盖层台，四时明媚。金壶盛不死之酒，琉璃藏延寿之丹，桃树花芳，千年一谢，云英珍结，万载圆成”，曲折地反映了道教对于社会生活的理想。
地道。道教继承上古时代起对地的奉祀传统，并以道的思想贯穿于地和与地有关的山川等中，形成了其教义的“地道”部分，包括：地的形成、地的方向和有关地貌的神灵，等等。
汉代的道家著作已经提出，地是由阴浊之气凝滞而成的。道教的创世说也继承了道家的说法，称地的形成是浊阴之气的沉降。五斗米道奉祀的“三官”中，就有地官和水官。大约成书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元始天尊说三官宝号经》就称“上元一品，赐福天官，紫微大帝；中元二品，赦罪地官，清虚大帝；下元三品，解厄水官，洞阴大帝”。地官之职是主阴、主管人和万物之死，为死者赦罪。水官之职主中和，为人消灾。地、水两官的功能尽管后来有许多变化，但是，“地官赦罪，水官解厄”的信仰，一直延续至今。随着天的构成学说的形成，道教也按天的方向配置，称地上有三十六土皇。成书于北周时的《无上秘要》引用《洞真外国放品经》称地有九垒，每垒有四色、正音、行音、游音和梵音等土垒，九垒土皇各有名讳，分别于固定月日和节气分别上天奏告，沟通天地神灵之间的联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逐渐将传统山川崇拜的神袛，纳入自己的神谱，并称各司其职，分担了“地官”主死的部分功能。唐五代道士杜光庭在《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中称，“乾坤既辟，清浊肇分，融为江河，结为山岳，或上配辰宿，或下藏洞天，皆大圣上真主宰其事”，五岳山神各有名号，“皆高真上仙主统，以福天下，以统众神”。
土地同人的关系十分密切。由于汉民族较早就进入农业社会，因此，早在先秦就有聚居的城池和村落。《礼记·郊特牲》称，“天子大蜡八”，其中“水庸七”，水即隍，庸即城，一般认为这就是祭城隍的开始。六朝时，城隍之祀逐渐普遍，道教也纳入其神系。《太平御览》卷五三二引《礼记外传》称，“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天，故建国，君民先命立社”，社有神，主土地，生五谷。在东汉时，社神又区分为社公和社母，大约在六朝时社公和社母逐渐演化为土地公公和土地奶奶。道教也纳入其神系。初期时，城隍和土地只是生长万物，以供人食的自然神，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保护民众安宁健康的人格神。
人道。先秦思想家都重视人，《尚书》称“惟人万物之灵”。但是，道家则将人的地位和作用，提到了与道、天、地平列的高度。《老子》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二十五章）。当然，道家思想家也看到了人的软弱和脆弱的一面，对于人类社会的不公平也持批评的态度，提出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以解决人和人类社会不足的基本思想。道教教义思想继承道家，提出了自己的“人道观”，即关于人的形成、人和自然的关系、人神关系等等一系列具有中国宗教特色的观点。
道教以“一生二，二生三”之“三”为天、地、人，认为“人”亦是阴阳两气所生，并且与天地有密切联系。《太平经》卷四十五称“天者养人命，地者养人形”，卷三十五称“人生皆含怀天气具乃出，头圆，天也；足方，地也；四支，四时也；五藏，五行也；耳目口鼻，七政三光也；此不可胜纪，独圣人知之耳。人生皆具阴阳，日月满乃开胞而出户，视天地当复长，共传其先人统，助天生物也，助地养形也”。此一思想是《淮南子》的直接继承。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经典增加了神对于人的主宰的内容，《洞玄九天生神章经》中则称人的生育之时，有“五帝监生，圣母卫房，天神地袛，三界备守”，还要有九天司马东向读《生天生神章》九遍，“男则万神唱恭，女则万神唱奉”，于是人才能生养出来。如果“九天司马不下命章，万神不唱恭诺，终不生也”。
道教认为“一切万物，人最为贵”，“人是有生最灵者也”，因此，《太平经》称“天道万端，在人可为”，也就是说，人是可以认识和运用“万端”的“天道”的。对于人来说，最重要的天道就是生命之道。东晋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引用《龟甲文》称：“我命在我不在天”，南北朝时期成书的《西升经》中，也称：“我命在我，不属天地”。这样一种视人的命属于自己的思想，无疑包含着积极能动的意义。《太平经钞》就激动地说：“人命近在汝身，何为叩心仰呼天乎？有身不自清，当清谁乎？有身不自爱，当爱谁乎？有身不自成，当成谁乎？有身不自念，当念谁乎？自有身不责，当责谁乎？”正是在这种教义思想的指导下，道教吸收了大量中国古代被认为可以延寿的方术，并且经过一代一代的实践，创造了外丹术、内丹术、服食、房中等一系列有古科学意义的长寿之术。
人在生存中也形成了复杂的人际关系，组成了社会。先秦道家尖锐地批评了人类社会的不平等现象，《老子》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七十七章）。向往那种“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小国寡民”社会生活。道教也以这种平均主义理想作为它“人道”的一项内容。《太平经》以“太平”名经，称“太者，大也。乃言其积大行如天。凡事大也，无复大于天者也。平者，乃言其治太平均，凡事悉理，无复奸私也。平者，比若地居下，主执平也”，“天气悦下，地气悦上，二气相通。而为中和之气，相受共养万物，无复有害，故曰太平”。社会之中“立平立乐，灾异除，不失铢分”。早期道教就是以社会达到财富平均、君民同乐、灾难消除的“太平”作为其理想。
为了维护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人类社会还需要共同的行为准则。道教以其道德标准和戒律规范约束自己教徒的行为。《太平经》多次提到“天道无亲，唯善是与”，意思是天道不分血缘和亲疏，天道是最公平的，它只给予行善的人。道教善恶的标准是“道”，只有符合天地之道的事才是“善”，违反了就是恶。东晋的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就说到要“慈心于物，仁逮昆虫”，就是指行善的人不要残害生灵，毁坏大千世界。在社会生活中，葛洪说到要“积善立功，恕己及人”。道教从创立之初就制订了严格的规戒制度，例如“老君想尔戒”、“老君说一百八十戒”等。金元以后，全正派还仿效佛教制订了十方丛林的“全真清规”，作为道教徒日常行为的准则以及违反规戒的处罚标准。从维护社会正常生活秩序的角度来看，道教徒的这些道德标准和规戒，是社会道德的一部分和一定范围的补充，有利于社会的有序发展。但是，道教徒这些道德规戒的目的却是为了“积功”和“成仙”，与“道”合一。《五钤经》就说过，人欲地仙，当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复中行一恶，则尽失前善，乃当复更起善数耳。这样一种行善成仙的标准，是极难达到的，唯其如此，对道教徒也才更具有吸引力。
人既是万物中之最灵者，因此，道教认为人一直在神灵的护卫和监督之下。护卫的神灵大致有两类：一类是本命神，道教的大宫观里大多有元辰殿，供奉每年的本命神，神各有名讳。道教徒奉祀本命神祈求其护卫自身，加寿益算，消灾灭祸。另一类是身中神，据《洞真三元品戒经》，“凡人身中亦有三宫六府，一百二十关节，三万六千神。人身行恶，身神亦奏之三官，人身行善，则庆其仙名。生死罪福，莫不先由身神，影响相应，在于自然”。后来三万六千神又简化为“三尸”之神，在庚申之日，趁人熟睡，上天白人善恶。以身神响应于天神，这既是天人感应、人神相通的思想体现，当然更是对人的善恶行为的有力监察。
鬼道。道教继承了古代的鬼的观念和崇拜仪式，以“道”贯串其中，形成了“鬼道”，包括，人死后归宿的设想，鬼的形成和分类，鬼和人的关系等等的内容。
早期道教在《太平经》中称“天道以死气为鬼，为物凶咎”，因此鬼属阴，“地，母也。鬼，子也。子母法同行，并处阴道”。人死为鬼，要入“鬼门”，鬼又区分为善鬼和恶鬼、烈鬼两类。善鬼有“地下官舍”，有道之人死后得封，“为鬼之尊者，名为地灵祗”。如果人“反为恶，故使主恶之鬼久随之不解，有解不止，余鬼上之，辄生其事，故使随人不置也”。在《太平经》中，鬼和神一样，都是护佑人的，称“人之所誉，鬼神亦然，因而佑助之”。只是在人作恶时，才有恶鬼来凶害它。张陵创五斗米道时，据《汉天师世家》称，青城山“有鬼城鬼市，鬼众分为八部，日为民害，各有鬼帅领之”。张陵受太上之赐以后，登青城山作法降鬼，“鬼物哀号乞命，请受约束”。
道教教义思想中，人和鬼是有密切关系的，它不仅体现在鬼是人死以后的归宿，而且也表现在人的生前行为对其死后成鬼的类型有决定影响，杜光庭在《太上洞渊神咒经·序》中就说道，鬼“自有优劣强弱，刚柔善恶，与世人无异也”，“从来将领者，生为兵统，死作鬼帅；积功者，迁为阴官；残暴者，犹居魔属”，这就是说，善人成善鬼，恶人成恶鬼，也有升迁，如果活着的人拉“鬼”一把，还能使“鬼”脱离苦海，升登仙界。杜光庭在《墉城集仙录叙》中说到一些“积功未备，累德未彰”而“限尽而终”的“魂神”，如果经过超度，“得为善爽之鬼，地司不制，鬼录不书，逍遥福乡，逸乐遂志，年充数足，得为鬼仙，然后升阴景之中，居王者之秩，积功累德，亦入仙阶”。“鬼仙”大概就是道教为普通人设想的死后最佳归宿。
在早期道教的天地水“三官”崇拜之中，鬼是由地官管辖的。两汉时期，民间又有鬼属于泰山神管辖的说法，泰山神主管着世上人民的生死之事。魏晋六朝时期，奉祀泰山神盛极一时。唐宋时期，泰山神被封为东岳大帝。尽管佛教的地藏王和阎王信仰日益普遍，但是民间祀奉东岳大帝，到处修建有东岳庙，影响至今。
道教教义四要素的结构关系
道教的天道、地道、人道和鬼道等四个教义要素贯穿于道教的仪式行为、方术行为和社会行为等各个方面。因此，它们是道教思想中最为稳定的内容。南宋金允中在《上清灵宝大法》中说到：“立教垂科，度人接物，以法为用，但法出于经而经涵道妙，岂独区区于斋修经咒之间而已哉。倘能深彻玄机，稍窥灵奥，要须因法以知经，因经而悟道，知道中之道，则超三界六极之外也。”
用非道教圈内的人们习惯使用的词语，天道大致相当于宇宙观和鬼神观，地道相当于自然观和社会观，人道相当于伦理观、社会观和认识论，鬼道则相当于宇宙观、鬼神观，只是道教在表述它对于宇宙、社会、人生、生死等问题的认识时，都披上了神学的外衣。
天道、地道、人道和鬼道等四要素既是道和德的全面深入的展开，同时又处在密切联系之中。《太平经》称，道生一气，气分阴阳，阴阳统率天地人鬼。这就把四要素组合在一个结构之中。《太平经》又称，“人生，象天，属天也。人死，象地，属地也。天，父也。地，母也”。天地、人鬼就是在一个既依存又对立的结构关系之中。
如果，人们将宋明以后的道教徒采用易理和易图解释道教教义的著述同上图相对照，不难发现其中有某种联系。
道教教义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一是体现在它们的相生相克。天地人都由气产生，而且又是由天地生养的。《三天内解经》称“天地无人则不立，人无天地则不生。天地无人，譬如人腹中无神，形则不立；有神无形，神则无主。故立之者，天；行之者，道。人性命神，同混而为一，故天地人三才成德为万物之宗”。当然，人与天地之间也有着相顺相逆的关系。《妙真经》就说过，人如果“动合天心，静得地意，无言而不从谓之善也”，如果“不识元首，不睹本根，诈天轻地，罔鬼欺神，属辞变意，抱嫌履疑，谓之不善”，这里的善就是天地和人关系的相顺，不善就是相逆和对抗。顺的结果是“吉阳之所舍，万福之所往来，流而不滞，用而不绝”，逆的结果则是“言伤人物，默而害鬼”。二是体现于它们之间的感应关系。天人感应是一种经过董仲舒的提倡而在汉代得到广泛流行的思潮。道教从它一产生就受到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在它的教义体系中，四个要素都处在相互感应的关系之中。《太平经》中说到“人者，天之子也，当象天为行”，“夫有至道明德仁善之心，乃上与天星历相应，神灵以明其行”。意思是人的行为是同天上星历运动相应的。《三天内解经》称，“日月则有幽明之分，寒暑则有生杀之气，雷电则有出入之期，风雨则有动静之节，人则有贤愚之质、善恶之性、刚柔之气、寿夭之命、贵贱之位、尊卑之序、吉凶之证、穷达之期”。这就是说人的差异和变化同天地日月的差异和变化都是相应的。人只要循天法地就可以与道合真，长生不死。至于鬼道与其他三要素的联系，也是十分密切的。生死的循环，就是人鬼的循环相生。同时，鬼又可能加害于人，人亦能以术制鬼，这又是人鬼之相剋。至于人鬼之间的相应关系，齐梁陶弘景《真诰》卷十六称，“天地间事理，乃不可限于胸臆而寻之，此幽显中都是有三部，皆相关类也，上则仙，中则人，下则鬼。人善者得为仙，仙之谪者更为人，人恶者更为鬼，鬼福者复为人，鬼法人，人法仙，循还往来，触类相同，正是隐显小小之隔耳”。意思是鬼神和人都是互为更易的，善人成善鬼，恶人成恶鬼。
道教教义体系形成的历史过程
道教的教义思想体系有一个发端、形成和演进的过程。东汉末年，道教在初创时主要是继承两汉道家中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方仙道和黄老道的思想成果，形成了自己教义中对于宇宙生成及其运行的认识，即天道、地道、人道和鬼道等四要素的部分内容。《老子想尔注》认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的命题，将其“气”的宇宙论建立在神哲学的基础之上。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教义的发展重点仍在于全面阐述其宇宙观和神仙观，即充实要素的内容。隋唐五代和北宋时期，道教教义体系逐渐构建完成，以道和德为核心的四要素的结构关系渐趋完整。南宋以后，随着道教内丹术的发展，教义思想则主要以探究人的禀赋为重点，并且采用了儒家的关于性命和心学的某些观点充实人道要素的内容，并在神仙观念上作了巨大的调整，即把不死不灭、肉身永存和白日飞升的神仙扩大为“孝养师长、父母，六度万行方便，救一切众生，断除十恶，不杀生，不食酒肉，邪非偷盗，出意同天心，正直无私”的人，即生活在凡人之中的神仙。全真教派的创始人王重阳称此类人为“天仙”。直到清末，由于社会飞速发展，道教失去了朝廷的扶持，未能适应社会的急剧变化，也没有在四要素中充实内容以回答时代提出的新问题，因此，道教教义体系逐渐缺乏活力，其影响也逐渐减退。
纵观道教教义的历史发展，一般来说，发展时期多出现在社会发生剧烈变化，道教整体规模有所发展的时期，例如东汉、南北朝、唐五代和金元等朝代。今天，道教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清末以来的历史教训，认识到发展教义思想，适应时代的重要性，提出了诸如：如何以人类对于宇宙的新认识充实“天道观”，如何以人类社会的科技发展充实“地道观”，如何以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新生活的内容充实“人道观”，如何修正“鬼神观”等等的问题。只要正确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继续贯彻下去，中国的道教界自己去发展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教义思想体系，使道教生活保持健康和正常，对于国力的增强、社会的稳定、社会风气的好转，无疑都是有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