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将《色戒》搬上银幕，打出张爱玲小说改编的宣传。看过之后，先是惊讶，也有是猎奇，再往后觉得倒也是。李安是真的懂张爱玲的，他帮了张一把。
三毛则未必，她写的剧本《滚滚红尘》隐射胡张恋，身在美国的爱玲拒绝观看电影。
往事如烟，情已逝
朋友之中，若有如爱玲般的脾性，你未必会亲近这一个；若你只在文字中与她结识，你会欢喜地把她放在心里慢品。
她去世时，好友炎樱不见身影，弟弟在上海，她将遗产留给了好友宋淇夫妇，这对晚年经常在她文字间出现的伉俪，作为她遗产的执行人，为她打点身后事。
念书时，无意间在地摊上购得一本《张爱玲全集》，当时知道是盗版，怎奈彼时书店里她的文集并不全，正因为这次意外，竟发觉《十八春》（又名《半生缘》居然完全是两个结局，行笔都不一样，当然都是爱玲的著作，只不过盗版书上是她较早期的版本，尔后在内地发行的版本已是她后期的修改版，文字更是简练而清冷，甚至吝啬，年轻时下笔的那种慢悠悠的小欢喜，收敛尽了。
《小团圆》里有一段，九莉取出二两金子递了瑞秋，“那时候二婶为我花了那么些钱，我一直心里过意不去，这是我还二婶的。”她母亲坚决不要，最后流下泪来，“就是我不过是个待你好过的人，你也不必对我这样。‘虎毒不食儿’嗳！”
母女之间没有家常的琐碎龃龉，凡事分得清清楚楚，她参加联考，她母亲替她请了每小时5美金的补课老师，最后以远东第一名的成绩考取英国留学，战事的缘故最后去了香港念书。爱玲考取奖学金，第一个念头是要还母亲钱，她知道给她母亲添堵了，很客气地惦记着要偿还。
和赖雅结婚后，意外有了身孕，且是个男婴，除非真是饥寒交迫自顾不暇，不然到这个岁月，哪个女人舍得打掉自己的骨血，何况是这辈子唯一的孩子。她想到的是孩子将来长大了，一定会对她坏，会替她母亲报仇，索性便不要了。丈夫死后，她又似打回原形，无论多少年，她总归是那一个，既然都不甚欢喜，不入心，不如不要牵挂。
爱玲的绝情，不单单是对身外之人，对自己亦是。她寄居在少女时代的梦里，心里住着一个小姑娘和一个老太婆，很小的时候，她就开始咂摸美人迟暮，只是当时还小，觉得又美又寂寞，还有些让人嫉妒。
遗世独立之人，不食人间烟火，如她在爱丁顿公寓中写作，下雨天时透过阳台张望静安寺路的行人，电车来了又去，路人忽隐忽闪，灰蒙蒙的天，擦不干净的玻璃，那个人却正好来寻她聊话。
“Wehavethedamnedestthingforeachother（我们这么好也真是怪事）。”他有点纳罕也有点不好意思地笑着说。
她也不相见恨晚。他老了，但是早几年未见得会喜欢她，更不会长久。
这是她和赖雅的真实写照，爱玲很可能已经知道她想要的幸福是万难之事，中式抑或西式的都不彻底，除了她父亲之外，能将她真正看清楚又和盘托出的，傅雷之外再无他人，即便连好友炎樱，最亲近的姑姑张茂渊也不会对她说这些。越是熟悉她的人，越知道她是唯恐别人看穿她的弱点的，原本她就是以拒绝的姿态示人，杂志上偶尔刊登出的几张照片，也是精心制作。女人嘛，无关年龄，都向往将最美好的一面示人，爱玲还多了一重作家的身份。
受西方文化熏陶的爱玲，和她母亲一样，学到了技巧，技艺精湛，摒弃白话文中连篇累牍的重复与枝枝叶叶，西式的小说讲究技艺与结构，故事的脉络清晰，削去旁枝得其主干的架势，这些立刻使她在当时沉寂的文坛中艳惊四起。
在她之前，还没有哪个作家能将日常细碎三姑六婆儿女情长的故事写得这般活泼生气，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只有男女爱情是主线，且都是完美得不近人情的“神祇人物”。黄逸梵喜读张恨水的小说，爱玲未必向往描绘这类故事，她在文章里表露过对于言情小说难以言说的喜好，她自己则写不出。
喜欢言情小说的人，一半是世俗，一半是忧郁，爱玲只占前者。
她花了400美金请人打胎，事后她在书中的描写很觉恐怖：
晚饭他到对面烤鸡店买了一只，她正肚子疼得翻江倒海，还让她吃，自己吃得津津有味。她不免有点反感，但是难道要他握着她的手？
夜间她在浴室灯下看见抽水马桶里的男胎，在她惊恐的眼睛里足有十寸长，笔直地欹立在白磁壁上与水中，肌肉上抹上一层淡淡的血水，成为新刨的木头的淡橙色。凹处凝聚的鲜血勾画出它的轮廓来，线条分明，一双环眼大得不合比例，双眼突出，抿着翅膀，似从前站在门头上的木雕的鸟。
恐怖到极点的一刹那间，她扳动机钮。以为冲不下去，竟在波涛汹涌中消失了。
读到这段时，我几乎合上了书。她竟是这么冷静地描写这一切。我不禁想，曾在医院做实习的同学告诉我说来打胎的很多是十六七岁的少女，我问：“她们伤心吗？”对方说：“还好。”十几岁时尚理解不了，经历了繁华与寂静的爱玲，仍没有一席之地将爱转移给自己的骨血。
爱玲世俗的爱中，尚且不能容下自己的孩子，怎还有多余分给别人？这么说近乎刻薄，她说她从来不想要孩子，换成是胡的呢？她和胡的婚事，证婚人只有姑姑张茂渊和好友炎樱，几乎没有文字记载她父母亲对于这段婚姻的态度，尤其是父亲的缄默，偏偏她还找了个大她15岁的情场老手。
她是少爱，明知这段风中姻缘难保不会让她万劫不复，她依旧铤而走险。
如果她，从此幸福地和胡生活在一起，还会有这么多前赴后继的张迷吗？如果她，果真就此找到一个偿还她过去种种不幸，并带她平步青云之人，她是不是将变得更闭塞，创作期更短暂？
母亲对孩子的爱，是一个女人对这个世界最强大的反抗。爱玲从未反抗过，她用她的方式争取胡，心心念念要还他的钱，即使在发觉他有情妇后，最先还是容忍。
沦陷区解放了，日本人跑了，她因和胡的关系身处沦陷，发表文章处处受阻，一时被冠以“海上文妖”之名。她在电车上遭遇柯灵的调戏时，她向来反对女人打人嘴巴子，一来会引人注目，二来是熟人，只能当作不经意地移开。下车时感叹道：汉奸妻，人可戏。
这情形换成炎樱，即便没有一巴掌招呼上去，嘴上一定不饶人，多半还要四处对人说。《小团圆》一经暴露了出来，一石激起千层浪，名家们都有权势的后人撑腰，爱玲除了一贯的张迷们，真是清空得彻底。
爱玲入境美国后，在旧金山稍作停留，搭上火车直奔纽约。彼时，炎樱在美国炒房地产，以她的热辣性格和随遇而安在哪儿都能适应，生计从来不是问题，何况还是在美国。刚到美国的她寄居在炎樱处，总非长久之计，以她受过的西式教育背景，样样事情要独立、自立，于是炎樱替她打听“救世军”职业女子宿舍，说穿了也就是美式的难民营，且手续繁复，那里住的不是酒鬼就是话痨病的胖女人。
胡适来难民营看望爱玲，边看边说：“蛮好，蛮好的，很好呀，你住在这里。”电视剧《她从海上来》里刘若英扮演张爱玲，环境被美化了很多，那是所“救世军”的大客厅，黑洞洞的，居住在这儿的人在这里会客，像个大礼堂。仍东张西望的胡适嘴里不停地说：“蛮好，真的蛮好。”
听上去有些刺耳，也是涵养好，不能当面说穿。定居美国时期的胡适日子也过得十分清苦，他说的也许并非全然敷衍之辞，帮不上忙是肯定的。
这些深受英式、美式教育的大学者、名作家，是不是真的秉承着西方人的冷漠？黄逸梵给儿女吃食物，注重食物的营养，至于好不好则不挂心，西方人都这么做？那么，西方人对朋友、亲人也是刻意保持距离，以免尴尬而忽视对方的窘迫，对眼前之所见风轻云淡？留英、留美派的表率们，开对了头，学到了表层。
中式的文人难见某种胆量、血性气、无畏，海明威开创了亲临战场的作者先锋。不作比较还觉得蛮好，真的蛮好。胡适不曾反抗被安排的婚姻，即便当时他已有了中意的女子。爱玲，她的反抗却是耗到油尽灯枯，辜负了自己的一生，再不将她未尽的爱付诸任何人。
胡适提出告辞，爱玲起身送他到大门外。这是她与胡适最后一次见面，亦是最后的离别。
中国人有这句话：“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西方有一句相仿的谚语：“两个头总比一个好。”炎樱说：“两个头总比一个好——在枕上。”她这句话是写在作文里面的，看卷子的教授是教堂的神父。她这种大胆，任何再大胆著名的作家恐怕也望尘莫及。
张爱玲这段描述好友炎樱的话，暗示着好友在观念上的超前，这是她自己做不到的，当然心里未必不这么认为。一个人如果终其一生都没有尽情地表现出自己，那真是白活了，她不忍心销毁《小团圆》，她连九莉的生日都设定和她同一天。她迟早要说出一切，比起西方作家，她算是稍微靠近了些，而相对于当时国内作家的扑朔迷离，她仍然是最实诚的那个，倒宁可她是个贪慕虚荣桃色、绯闻不断的女子，这样的她创作期会长些，是张迷们的福气。
她是这样的外在条件，她去炎樱家，一个美国水手在他们家里，三人围在一起时，水手把烟递给爱玲，她说她不抽。水手说：“不知道怎么，我觉得你抽烟她不抽。”情况正好相反。
爱玲知道对方是说炎樱比她天真纯洁。炎樱一派“隔壁的女孩子”，对比较老实的，她有时候说句色情大胆的话，爱玲听了很诧异。炎樱是故布疑阵，引人好奇心，狂蜂浪蝶们追求很久才知道上了当。
她和炎樱都仿佛是活生生的现代人，一个性格开朗、外向直接，一个生活姿态处事分明。
“她拿着钢笔墨水瓶笔记簿下楼。在这橡胶大王子女进出的学校里，只有她没有自来水笔，总是一瓶墨水带来带去，非常触目。”
她母亲到她学校里来总是和三姑一块，三姑虽然不美，也时髦出风头。比比不觉得九莉的母亲漂亮，不过九莉也从来没听见她说过任何人漂亮。“像你母亲这种典型的在香港很多。”她说。
《小团圆》中的比比是炎樱，她的世故比之爱玲要务实得多，炎樱身上退却了少女的懵懂羞涩，这在一辈子都躲着人的爱玲看来，她感觉自在多了，正因为炎樱的凡事淡然随性处之，能包容下爱玲凡事的出人意料。在当时不了解爱玲的人看来，这简直是个不通人之常情的凉薄女子，做朋友不会贴心，做亲人则是她笔下的反面人物，她对自己尚且不够热心，恐怕也就胡的及时出现弥补了她的年华。
她在香港念大学，她母亲来看她，亨利嬷嬷问她母亲住哪儿，回答说浅水湾饭店。“两人都声色不动，九莉在旁边却奇窘，知道那是香港最贵的旅馆，她倒会装穷，占修道院的便宜，白住一夏天。”
她的窘迫或许还有另外层意思，家里连自来水笔也不提供，她母亲派头则很阔气，外人看来不外乎两种，家里要么离婚了的，要么母女不睦的，两头都是家丑。
《同学少年都不贱》里有段：
她又从冰箱里取出一盅蛋奶冻子，用碟子端了来道：“我不知道你小女儿是不是什么都吃，这我想总能吃。也是在那家买的。”
恩娟很尽责地替女儿吃了。她显然用不着节食减肥。
她看了看表道：“我坐地道火车走。”
“我送你到车站。”
“住在两个地方就是这样，见面难。”
“也没什么，我可以乘飞机来两个钟头就走，你带我看看你们的房子，一定非常好。”
恩娟淡淡地笑道：“你想是吗？”这句话似乎是英文翻译过来的，用在这里不大恰当，简直费解。反正不是说：“你想我们的房子一定好？”而较为接近的是：“你想你会特地为乘飞机来这么一会儿？来了就不会走了。”
这是第二次不相信她的话，她已经不再惊异了。当然是司徒华“下了话”——当时她就想到华府中国人的圈子小，司徒华一定会到处去讲她多么落魄。人穷了就随便说句话都要找确保。这还是她从小的知己朋友。
爱玲和炎樱之间的嫌隙从开始就隐隐透露，只不过当时年轻又是同学，差异也可以看成是互补，在她初涉文坛后，这种差异又可以被无限缩小，一个受人注目者，鲜少提及和父母的生活，已经很突兀，如果连好朋友都没有，更让人以为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成名之后的爱玲，她需要朋友，尤其是像炎樱这样深蕴人情世故、又海派又体面的闺密。
如《同学》结尾处：
但是后来有一次，她在时代周刊上看见恩娟在总统的游艇赤杉号上的照片，刚上船微哈着腰跟镜头外的什么人招呼，依旧是小脸大酒窝，不过面颊瘦长了些，东方色彩的发型，一边一个大辫子盘成放大的丫环——当然辫子是假发——那云泥之感还是当头一棒，够她受的。
这些是爱玲的心境，她当然不会在某篇散文中特地挑出来说，她把她想说的、言外之意的都掺和进小说人物身上。她在写小说，写着写着就把她的后来都写尽了。
爱玲的心里一直住着两个女人，一个小女孩和一个老太婆，可她总是打错了牌，错用时机。
1963年11月22日星期五下午，午后1点无线电里播报总统遇刺，两三点钟时报道已去世，站在水槽前的爱玲，听见自己的声音在说：“肯尼迪死了，我还活着，即使不过在洗碗。”生性凉薄的她，看透世俗人性，对自己了解得透透的，自杀者是决绝的，她要有这干脆利落怕早就绝了与胡兰成以后断断续续的联络。
百转千回后，《小团圆》的结局里还是给了之雍（胡兰成），微笑着把她往木屋里拉，两人的手臂拉成直线，梦醒后，发觉那是20年前的影片场景，那人，是10年前了，她醒来快乐很久很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