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冬梅
本文系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宜宾学院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一般资助项目“巴蜀历代《诗》学著述考”阶段性成果。
刘毓庆：《历代诗经著述考（先秦—元代）·序》，北京：中华书局，2002．01
夏传才、董志安主编：《诗经要籍提要·前言》，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01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也是我国古代文化的渊薮。自汉迄清，它更作为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而备受重视，其注释、解说的论著，层出不穷、历世无绝。著名《诗经》学学者夏传才先生曾说：“从汉初到清末，历代的《诗经》著述，于历代公私目录、书志和文献的零散记载，可考者约三千种，他们或存或佚，有真有伪；据中外各图书馆馆藏目录，现存有五百余种，分散世界各地。”《诗经要籍集成》的前言也说：“两千多年来，《诗经》学著述浩如烟海，据历代各种文献书目著录两千余种，大部分已经散佚。经调查，现尚存六百余种，分散各处。”然笔者近时翻阅历代各种公私书目、序跋及其方志等文献，共拣得先秦两汉至民国年间的《诗经》学文献2756种，其中现存1283种，散佚1473种，这还并不包括石经类及五经总类、文集、学术笔记中有关《诗经》部分之能独立成卷者。洪湛侯先生在做《续修四库全书》经部《诗》类选目时说曾“从一千余种《诗经》著作中筛选出140种”，后经删补，“最终确定《续修四库全书》收《诗》类著作105种”洪湛侯：《诗经学史?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02：2。，这说明现存《诗经》学文献共有千余种之多实为不假。
《诗经》学文献如此蔚为大观，于两宋则更是繁花锦簇，异彩纷呈，正如陈寅恪所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两宋之世。”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45。宋太祖建隆元年（960）至恭帝德佑二年（1276），南北两宋总计317年。此期间，外患频仍，初有契丹、辽、金、西夏，后有蒙古，强敌压境，国土分裂。然其学术却能独创新局，蓬勃发展，宋学与汉学遂分庭抗礼。作为《诗经》宋学形成的重要阶段的两宋《诗经》学，相对于《诗经》汉学注重《诗经》词语的训诂，宋代学者则更注重对《诗经》义理的阐发，将《诗经》宋学的怀疑和创新精神始终贯穿于始终，故此时的《诗》学研究不仅能扬弃先前《诗》学研究之腐气，而且更是开启后世《诗》学研究之新风。皮锡瑞有言宋代乃“经学变古时代”皮锡瑞：《经学历史》，周予同注释，北京：中华书局，2004：156。，诚然，宋代的《诗经》学研究的确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成就。现今学者刘毓庆先生于《历代诗经著述考》曾就宋代《诗经》学文献的具体存佚情况作有具体考证，其著录现存及辑录的《诗经》学论著和单篇论说之文为86种，散佚及未见的为217种，共计303种。然笔者所统计的数目与刘先生所考却稍有差异，据笔者考察，宋代现存及辑录的《诗经》学论著为67种，宋人文集中单篇论说及序跋之文为105种，散佚及未见的《诗经》学文献为257种，除去单篇论说、序跋之文外，尚有324种，这足见宋代《诗经》学文献的繁荣。本文试图立足于宋代现存及所辑录的67种《诗经》学文献，对其概貌及特点做一全面、系统的论述，以期具体展现宋代《诗经》学研究的成就。
一、疑古惑经思潮下的宋代《诗经》学研究
宋代的《诗经》学研究是《诗经》宋学形成的重要阶段，正如陈钟凡先生说：“一代学术之勃兴，必有其特殊的背景及其他关系焉。”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民国丛书》第二编第五册，第8页。的确，宋代的《诗经》学研究能呈现出异彩纷呈的景象，是与其当时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的。宋世，由于受政治改革、教育改革与儒学复兴运动的影响，《诗经》学研究领域出现了一股以疑经惑传为特征的经学变古思潮，学者研究《诗经》不再专守训诂，而是多趋义理。而且他们对《诗经》的看法，更是异于前代，学者以《诗经》为讽咏性情之作，非如《诗序》所言仅止于美刺而已；诗教之作用，在于反映民情、教化风俗与吟咏性情，故宋之学者多“各出新意解经，蕲以矫学究专己守残之陋”钱大昕：《重刻孙明复小集序》，《潜研堂集》，吕友仁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430。。宋代《诗经》学文献数目的剧增，估计就是这种时代风气之使然。
宋代现存及所辑录的67种《诗经》学文献，依其自身的特色，大致可分为如下六类此67种《诗经》学文献中，有部分论著为五经总类、文集、学术笔记中能独立城卷者，亦有主题意旨不甚明了，为杂录性质的，此处分类所选论著，基本为《诗经》学专著，其他酌情而录。：（一）废序派：如欧阳修《诗本义》、刘敞《诗经小传》、苏辙《诗集传》、晁说之《诗之序论》、郑樵《诗辨妄》、王质《诗总闻》、朱熹《诗集传》、朱熹《诗序辨说》、程大昌《诗论》、杨简《慈湖诗传》、黄櫄《诗解》、朱鉴《诗传遗说》、钱文子《白石诗传》、辅广《诗童子问》、王柏《诗疑》。（二）尊序派：如程颐《伊川诗说》、周孚《非诗辨妄》、范处义《诗补传》、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李樗《毛诗详解》、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袁燮《絜斋毛诗经筵讲义》、林岊《毛诗讲义》、魏了翁《毛诗要义》、刘克《诗说》、严粲《诗缉》、段昌武《毛诗集解》、李公凯《毛诗句解》。（三）名物训诂派：如陆佃《毛诗物性门类》、蔡卞《毛诗名物解》、吴棫《诗经古音》、郑樵《诗名物志》、钱文子《诗训诂》、辅广《诗经协韵考异》、王应麟《诗地理考》、王应麟《诗经天文编》。（四）藉诗寓意派：如王安石《诗经新义》、张耒《诗说》、张耒《柯山诗传》、唐仲友《诗解钞》、王应麟《困学纪诗》、黄震《读诗一得》、谢枋得《诗传注疏》。（五）图谱派：如欧阳修《补注毛诗谱》、杨甲《毛诗正变指南图》、王柏《二南相配图》、佚名《毛诗举要图》。（六）三家诗派：如王应麟《诗考》。在这六类《诗经》学文献中，废序派与尊序派可以说是宋代《诗经》学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它们代表了《诗经》宋学的最大成就。而且宋代之《诗经》学文献除了各自在内容的阐释上有其自身鲜明的特点外，于两宋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也呈现出了各自不同的特征。从时间跨度上讲，两宋《诗经》学文献的发展当以南北两宋计，而北宋又要以仁宗庆历之际为界点，南宋则为庆历以降变革之发扬和延续。
北宋初年的《诗经》学研究，实为唐学之余音，治《诗》者多信守注疏，正如近人马宗霍所云：“宋初经学，犹是唐学，不得谓之宋学。”马宗霍：《中国经学史》，上海：上海书店，1984：110～111。皮锡瑞也说：“经学自唐以至宋初，已陵夷衰微矣。然笃守古义，无取新奇；各承师传，不凭胸臆，犹汉唐注疏之遗也。”皮锡瑞：《经学历史》，周予同注释，北京：中华书局，2004：156。由此可见宋初治《诗》之取向。至于如周尧卿所说:“毛之《传》欲简，或寡于义理，非一言以蔽之也。郑之《笺》欲详，或远于性情，非以意逆志也。是可以无去取乎？”《宋史》卷四三二《周尧卿列传》。此类乃寥寥数耳。
《诗经》学发展至北宋仁宗庆历之际，经学研究领域中自中唐以来所兴起的怀疑思辨学风虽经宋初的短暂停滞，此时却成为学术界内的普遍风气。王应麟说：“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故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孙通海校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90。司马光又说：“新进后生，未知臧否，口传耳剽，翕然成风，至有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知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循守注疏者，谓之腐儒；穿凿臆说者，谓之精义。”司马光：《温国文正公文集》卷四五，《四部丛刊》本。陆游也说：“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孙通海校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90～191。
由此观之，庆历以来，学风之变，荒经蔑古，莫兹为甚。然怀疑之风既着，治学之道日新，诸儒乃能舍训诂而趋义理。这一时期现存和辑录的《诗经》学文献主要有欧阳修《诗本义》和《补注毛诗谱》、刘敞《诗经小传》、王安石《诗经新义》、苏辙《诗集传》、程颐《伊川诗说》、陆佃《毛诗物性门类》、蔡卞《毛诗名物解》、晁说之《诗之序论》、张耒《诗说》及《柯山诗传》。欧阳修所作《诗本义》可以说是现存有宋一代学贵发疑之《诗经》研究的开山之作，它结束了唐代以继承为主、汇总数据的《诗经》研究方式，确立了探求《诗经》本义的方法与原则，对《诗序》《毛传》《郑笺》的不少谬误都发动了猛烈攻击，尤其是他“非但首创仅录《诗序》首句之例”，而且“对于《诗序》首句中他认为不必要的字也敢于动手删除”洪湛侯：《诗经学史》，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2.10。可谓“始有以开百世之惑”朱彝尊：《经义考》卷一〇四，北京：中华书局，1998：563。。刘敞《诗经小传》为其《七经小传》之一，他与欧阳修秉持着相同的基础认知，对《诗序》《毛传》《郑笺》都投注了敏锐的批驳眼光。而且刘敞对前人判定诗篇正变属性的成说亦提出怀疑和指责，他直接由诗篇字词呈现出的意涵论定诗篇的正变归属，体现了他回归诗篇文字本身、脱离旧有注解藩篱、无偏见地针对各篇诗作分别进行全面性诗义诠释探究的注释行为。
另外，刘敞对《诗经》经文本身，亦作出诸多改定，故《四库全书总目》曰：“盖好以己意改经，变先儒淳实之风者，实自敞始。”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三《七经小传》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270。继欧阳修和刘敞之后，苏辙、晁说之等具有“疑经疑传”学术性格的学者也随之陆续出现，经学的相关研究遂产生了彻底的变革。苏辙基于“平生好读《诗》《春秋》，病先儒多失其旨，欲更为之传”苏辙：《颍滨遗老传下》，《栾城后集》卷一二，曾枣庄、马德富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283～1284。的目的，撰作了《诗集传》二十卷。他对于汉唐以来《诗经》学史上聚讼纷争的基本问题都进行了思考和辨析，尤其是他认为《诗序》“其言时有反复烦重，类非一人之词者，凡此皆毛氏之学而卫宏之所集录也”，“故予存其一言而已”，“而尽去其余”，苏辙：《诗集传》卷一，曾枣庄、舒大刚主编《三苏全书》本，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266。可以说是超越前贤时儒的一次创举。苏氏《诗集传》遂成为《诗经》学史上第一部废《序》言《诗》的全解。晁说之《诗之序论》现仅存四篇，其论《诗序》，谓“作《诗》者不必有《序》”，“《诗》之《序》非当时之所作，抑子夏之所作欤？”，“汉诸儒论说及《诗》多矣，未尝有一言以《诗序》为议者，则《序》之所作晩矣”。晁说之：《景迂生集》卷一一，《四库全书》本。可见，晁氏亦否定《诗序》为子夏所作。程颐《伊川诗说》为其一时杂论，非说《诗》专著。程氏于《诗》，大抵谨守毛、郑，遵《序》为说，实为《诗经》汉学学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