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柴荣在高平野外宿营。樊爱能等人听说周军大捷，多少有点纳罕，但还是与逃跑的将士们慢慢返回，有些跑得快的跑得远的，直到天亮还没有赶到柴荣大营。柴荣捉到一部分临阵脱逃的周兵，就在营外正法。他还接受了大将张永德的意见，斩杀了樊爱能等逃跑的将军数十人。从此以后，周兵的军纪成为真正能约束将士的制度。
柴荣与刘崇相拒于高平时，曾命泽州刺史李彦崇带兵守江猪岭（属于潞州），遏北汉主遁归之路。大战一起，就有樊爱能等南遁的消息传来，李彦崇便以为这一仗完了，北汉胜了，没有必要再设伏江猪岭了，北汉主战胜，会走大路的，于是引兵而退。没想到柴荣这一仗算无遗策，北汉主最后果然从这一条小路遁去。在后来的日子里，柴荣得到消息，将这位刺史连贬三级，只让他做了率府副率，掌管农业水产物资的副官，相当于从"正厅"降到"副处"。
但是从北汉投降过来的士兵数千人，却一个没有杀，选了一部分老弱病残，给予他们路费干粮服装之后，遣返北汉，另挑选几千强壮者组成新军，令前武胜（治所在河南邓州）行军司马唐景思率领，去戍守淮上--柴荣始终想着中主李璟的江南。
大学士逃命丛林
北汉主逃到高平，然后换上农家服装，史称"被褐戴笠"，又乘上契丹所赠的黄骝马，率百余骑由秘道雕窠岭逃出追兵。半夜迷路，抓住村民做向导，不料向导"误导"刘崇奔了晋州（今属河北石家庄），极度疲惫中，多走了一百多里路，才发觉不对，杀了向导，又折回，昼夜北走。到一个地方说歇歇脚，备了饭还来不及吃，听到传言说"周兵至"，就仓皇而去。刘崇已经年老力衰，趴在马背上日夜驰骤，几乎虚脱，勉勉强强回了晋阳（今太原）。刘崇很感谢这只黄骝马，回去后，给它盖了一间专用马厩，很多地方装饰上金银，每天给它吃精美的"三品料"，还赐它一个封号"：自在将军"。
刘崇稍稍定神，就开始厉兵秣马，收散卒、缮甲兵、完城堑，以备周兵来袭。
杨衮带着他完整的一万骑兵北屯代州（今属山西）。刘崇遣宠臣枢密直学士王得中礼送杨衮，并同时向契丹求救。有意思的是，名相李谷在大战中走散，结果被乱兵逼迫，做了俘虏，又从俘虏营中逃出，避乱山间，几天后才找到大本营。李谷是五代时期为数不多的名士，后周的王朴与李谷曾经被士林共同赞誉，当时流传一句话："朴能荐士，谷能知人。"后晋灭国，晋主北迁时，无人敢招待落魄的出帝石重贵，只有李谷，拜迎于磁州（今河北邯郸）路旁，史称"君臣相对泣下"。李谷对石重贵说："臣无状，负陛下。"将全部私财都送给出帝。为《资治通鉴》作注的胡三省对此评论道："天下之士，苟有所负者，其所为必有异于人。"天下的士大夫，万一有对不起人的地方，他的所作所为一定有异于常人的地方。李谷身为后晋臣属，未能保全首领，自认为有负于社稷君王，所以有愧怍之心，在这个地方就有了"耻感"的天然流露。儒学论"礼义廉耻"是字字有实处的。李谷是五代十国时期，比较有"士行"（士大夫之德行实践）的官员。这类官员，乱世，极少。
耶律德光发使至磁州，李谷将来使斩首，秘密地汇报给河东刘知远，还派遣河朔的绿林好汉梁晖入据安阳。史称"契丹主患之，即议北旋"。如是，则耶律德光放弃在中原称帝，退回草原，李谷有一功。他后来也曾被契丹俘虏，但以智慧和勇气与契丹周旋，没有屈服。后周初年，李谷任中书侍郎、平章事。此前，朝廷需要牛皮制作甲胄，故牛相当于战略物资，官府因此禁止民间私用牛皮，宰牛后，所有的牛皮一律送到官府。唐明宗李嗣源时，官府接到牛皮，还给庶民盐巴作为补偿，到了后晋石重贵时，连盐巴都不给。后汉刘知远时规定：私自动用一寸牛皮即处死。但民间岂能不用牛皮！故往往有铤而走险者，为一张牛皮丢了性命。李谷以宰相的身份调查此事，并计算出国家每年所用皮革数量，而后重新规定：每十顷田、每年向官府交革一张，其他多余的牛皮，允许士庶留用，只是不允许卖于敌国。这是郭威时李谷的德政之一。世宗柴荣征刘崇时，他已经加封右仆射、集贤殿大学士。
一个宰相、大学士在丛林中逃命好几天，这事在今天，该是一个不小的新闻。
柴荣在潞州城里赏高平之功。以李重进兼忠武节度使，向训兼义成节度使，张永德兼武信节度使，史彦超为镇国节度使。张永德又盛称赵匡胤之智勇，柴荣提拔老赵为殿前都虞候，领严州刺史。
因为高平一战，赵匡胤进入后周高级军官行列。此役，赵匡胤还不过是一个宿卫将军，是张永德的麾下，危局中居然敢作敢当，现场指令顶头上司排兵布阵，张永德对老赵不得不刮目相看。老赵的福缘不仅在此，也正是在这一场大战中，他赢得了张永德的钦敬。而张永德对老赵的心悦诚服，则成为历史通往陈桥驿的另一个隐秘的逻辑起点。
高平之战的历史大义
高平之战，另有历史大义。按照船山《读通鉴论》的意见，高平之战，不仅仅关乎北汉、后周之兴亡，更关乎天下"治乱之枢机"。从历史时光的后面来看，一家一姓之兴亡确实并不重要，譬如，后周，不过是郭氏夺了人家刘氏的社稷，丢了后周，这个后周本来就不应该是郭氏所应有；北汉，兴起的是复仇之师，灭了后周，也不算不义。但说它关乎"治乱之枢机"则另有道理。
从历史角度来考察，后梁朱友贞，后唐李存勖、李从珂，后晋石重贵，后汉刘承祐，这些邦国帝君的覆亡，都不能算直接亡于外寇，而是亡于大藩的骄帅。这些藩镇刺史，带着并不忠贞之心，觊觎高位、贪婪荣华，因此对故主兴亡并不介意，反而会利用故国之亡成其不轨之志。故在历次大战中，大帅们关心的往往是自家实力之扩张，而不是同仇敌忾扫荡仇雠。所以大战中并不鼓勇向前，反而一败而溃的战例比比皆是，犹疑观望的大藩在在皆有。甚至在溃败中，反而反戈内向，挟持故主而迎奉国仇，并因此而居功邀赏。平时拥兵自重，据土自强，做着国家的将相，却尸位素餐，只想着如何在自家地盘上成就非分的想法。这就是五代藩镇的真实面目。所以船山先生断言：樊爱能等人在高平之战中，所以未战即溃，当时就是存了这类念头。
四朝老臣冯道，也怀有此心。勾结契丹，以成就升迁，不仅在藩帅们那里如此，在下级军官中，也有人愿意这么做。如广顺三年，郭威的时代，就有齐州（今山东济南）戍卫部队右保宁都头刘汉章杀死都监杜延熙，准备策划接应契丹军队的事件。事情虽然没有成，但这是一个恶例。证明借助契丹图谋不轨者，即使在下级军官中也时有人在。
当时的柴荣，并非郭威之血亲后裔，也未有大功于邦国，郭威时代就有朝中元老对这个没有军功的皇上养子有过莫名的嫉恨。柴荣那时镇守澶州，但知道朝中有乱象，多次要求入朝做官，辅助养父一整朝纲，但大臣王峻等人一力排挤，不让他入朝。王峻此时虽然已经死去，但朝中王峻第二、第三之类人物还是不少。假使高平一役，柴荣不是御驾亲征，而是坐镇京师，派出诸君去平定刘崇，万一小战不胜，大军奔溃，那非常有可能重现藩帅回师，假敌手之力反灭故主的历史场景。樊爱能辈未战即溃，这个可能性太大了。当初郭从谦、朱守殷就是这么对付后唐庄宗李存勖的，康义诚就是这么对付李从厚的，赵德钧就是这么对付李从珂的，杜重威、张彦泽就是这么对付石重贵的，侯益、刘铢就是这么对付刘承祐的。这些人的规律性做法就是："秉钺而出，倒戈而反，寇未入而孤立之君殪。"带着皇上封赏的节钺出军，却背信弃义倒戈而回，敌寇还没有进入本国，而孤立无助的国君已经被逆臣杀害。周世宗柴荣，如果不是坚持北上亲征，也很有可能会有此结局。
这说法并不是为历史做假设，而是五代藩镇逻辑的经验性呈现，是一种屡见不鲜的风景。
如果出现这类风景，那将不仅仅助长当朝逆臣之恶，让中原从此继续习惯于乱世而无底定，更让刘崇之辈挟契丹而入据中原，那时，不知又要有多少场"打草谷"，而黎民之苦更无尽头了！当初耶律德光都赖在中原不想走，耶律璟如果过来，怎么肯走？那样，就等于是一场靖康之祸！
冯道所熟悉所盘算的，就是这类风景。他正等着"袖劝进之表以迎新君"呢。
但大帝柴荣决志亲征，高平对垒之际，右翼已经溃败，但这一队人马，还不足以摇动众志；樊爱能的溃掠逃兵，也不能够回奔京师劫掠宫阙；柴荣及诸君将士身立血战之功，而樊爱能等人伏法，没有人敢为之说情请命。"于是主乃成乎其为主，臣乃成乎其为臣，契丹不战而奔，中国乃成乎其为中国。"船山先生认为："周主之为天子，非郭氏授之，自以死生为生民请命而得焉者也！"周主柴荣之所以能够稳稳地做他的天子，不是郭威授给他的，而是他自己以死生为赌注，为生民请命而得到的。船山先生将高平之战看成是"为生民请命"，从大历史视角看问题，就应有此见识。最后，船山先生认为：周世宗是有资格成为唐太宗那样人物的，这不是"冯道之老奸所可测"的大义所在。
他认为周主没有当时斩了冯道是因为"惮于其虚名"，忌讳冯道的虚名。王夫之痛恨冯道，就差骂一句"苍髯老贼、皓首匹夫"了。
"五朝十君"老宰相
冯道这个人，史上即存在争议。
《旧五代史》对他评价不低，《新五代史》则把他骂得体无完肤。近世以来，更有文化本位主义者，对他有了新的肯定性评价，但民族主义者，则往往对他有了更深入的否定性评价。
冯道在"赵匡胤时代"是一个奇异存在。事实上，他已经在不顾旧君、迎立新君，并以"事当务实"的姿态，回应了整个乱世，这样，对他褒贬不一的评论中，就有一个问题："事当务实"，不应该吗？
当然也可以反过来问："事当务实"就是应该的吗？如果不应"事当务实"，士君子们在乱世中该如何处世？如果应该"事当务实"，圣贤价值在乱世又当如何评价？
这可不是小问题。毋宁说，这是中国文化安身立命的大问题。甚至，直到今天，也还是有着富有道德张力的大问题。
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已经将冯道钉在了耻辱柱上；如前所述，王夫之的严厉批评更再次将冯道钉在了耻辱柱上。但回首纷乱的往事，重行思想冯道的思想时，也可以发现另外的可能性。
应该从冯道的一个个故实，展开对他的分析。发生于冯道身上的故实，是不可移易的铁案--至于对这些铁案的理解或讲述，当然因人而异。我要说的，是我对冯道的理解和讲述；也即不是你的，也不是他的。这样说话，是想避免一种争论或指责。当你认为我所言"错误"时，我也可以指责你的所言"错误"，有意味的是：你我之间，可能不存在仲裁。
我还知道一种智慧不那么高妙的独断论者有这样一种思维倾向，当他看到"无仲裁"这类判断时，率先想到的是："怎么能没有仲裁？什么什么思想，谁谁谁的意见，难道不是仲裁吗？你这是历史虚无主义！"我很熟悉这类批评。我愿意耐心而又温和地预先回应在这里：您所谓的什么什么思想，或谁谁谁的意见，对我（而不是对你）而言，不是图腾。这类什么什么思想，或谁谁谁的意见，对我的重新思想历史人物，不构成尺度。我的尺度，价值尺度，在您知性可以感觉的苑囿之外。您所陌生的领域，恰恰是我所熟悉的。而我，愿意在我熟悉的苑囿，愉快地游戏。所以，我尽可能地谦逊一点，不去指责你的"错误"--我知道，那是你心目中的冯道，不是我心目中的冯道，当然，反之亦然。
我想象中，或经由我重行思想而"建构"的冯道形象，来源于今天可以看到的历史记录，也即俗称的所谓史料。我选择几个记录，大约可以呈现冯道比较丰富（而不是单向度的）的人性。
冯道自号长乐老。历仕后唐、后晋、契丹、后汉、后周五朝十君，做了二十多年宰相，人称官场"不倒翁"。
"不倒翁"的菩萨行
在这么多年的宰辅生涯中，他的个人操守有他人不及处。乱世战争中，美女是战利品，每一次都有人取（不是娶）了美女送他。
他的反应是，能推拒就推拒，不能推拒，就为美女安置别室，然后，设法找到这个女子的亲人，送她回去。乱世中取来的美人，大多是贵戚，一般也都有不俗的品质。但冯道不动心。这样的柳下惠品质，节制自己的欲望，在三千年文明史中，能够做到的，有多少人？唐太宗李世民对节制一向做得相当不错，但唯独在性的欲望方向上，他无法节制自己。冯道，在很容易得到性的满足的机缘之下，却像处理日常"义利之辨"一样，不动心，臻于化境一般，恪守圣贤之道，与他为人诟病的"事当务实"有了道德方向的紧张。人性的复杂，即使在道德评判中，也往往充满可能的坎陷。一字褒贬之下，距离三维世界可能很遥远，也许还不过是一个二维的平面价值表格，甚至也许不过是一维线性世界的简单数据，无法整全性质地描摹三维世界中人的丰富。
褒贬，需要重新思想之后的推演。如果不考虑人性的复杂，就一时一事而论定史上人物的褒贬，很可能是言不及义的，也很可能是问题重重的。
冯道在听到父亲丧事的消息后，当天夜里就徒步出发，要赶几百里路，回去奔丧。他的家人在后面追上他，将路上需要的行囊给他。为父亲服丧期间，遇到饥荒，他就倾尽所有，救济乡里，甚至还在夜里，无人知晓的情况下去帮着没有能力种田的人家去种田。说他有民生理念，是有道理的。
后唐明宗李嗣源在位时，认为四方无事，冯道就在皇上比较得意的时候，对他说："我常常记起过去任掌书记时，奉先帝之命出使中山，经过井陉险要地方，我常担忧马失足，非常小心，谨慎地抓住缰绳，幸好没有失误。但是等到了平坦大路，放开缰绳让马奔跑时，却不小心摔倒了。治理天下的道理也是这样啦！"这一番话感动了李嗣源。
李嗣源又问："今年丰收了，百姓们的赡养是否该充足啦？"冯道说："农民们遇上灾年就饿殍满地，遇上丰年又为粮价便宜发愁。无论是丰年、灾年，都有困苦。这是只有庄稼人才有的处境啊！我曾记得以前有个进士聂夷中的诗写道："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语虽粗俗，但说出了庄稼人的甘苦。农民是士、农、工、商中最勤苦的，陛下不可不了解这些情况啊！"李嗣源听了很高兴，让人将聂夷中的这首诗录下来，经常诵读。
耶律德光进入汴梁时，冯道正在邓州做官。他赶回京城来向草原帝国的君主效忠，这事成为他一生中的耻辱，但他在跟耶律德光对话时，仍然不忘记民生。耶律德光也知道天下疲敝，问他："天下百姓如何救得？"冯道说："此时佛出救不得，唯皇帝救得。"这时候，就是佛祖出世也救不了百姓啦，但皇帝您能救！耶律德光没有更大程度地凌暴中原士庶，应该与冯道这一句话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