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上半年的某月一天,当我收到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的蓝色入学通知书时,脸上几乎没有浮现出丝毫喜悦。我已经忘了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季节。
明明报考的是华中科大外国语学院的日文系。
事到如今,我仍然能够对当时的招生情况倒背如流。记得当时笔试合格,进入外国语学院面试的应考生是56个,而该院包括日文系在内的所有语系的招生名额是55个。等于说,面试只淘汰一个人。而当时的日文系研究生招生名额是6个,最后笔试合格进入面试的,包括我在内只有2个。这样的“时局”下,“怎么都不可能是我被淘汰吧。”那天早上在应考地,我拿着复习资料,望着七楼的窗外,拼命抑制着自己脑袋里的齿轮,别让它上了润滑油,一溜烟“提前高兴”滑得太远。
然而,所谓你越不想的,有时就越会晦气地依附在你身上。这世界总要有一个倒霉的。噢,对,上天选择了“我”。
研究生面试那天,早上考完,下午便出结果。中午我坐在华中科大西操场的小树林里,石凳石桌早已被情侣占据,我只好坐在水泥管道上,望着地上枯黄的陈年梧桐落叶,发呆,想像,模拟接到电话后的喜悦。半睡半醒间,终于昏昏沉沉得熬到了下午2点,不一会儿电话如约而至。
“不好意思,这一次的结果很遗憾,你落选了。”电话那头是早上面试时见到的一位从未谋面的教务老师,开头问好支吾几声后,便“一刀下去”。听到这个消息后的我,连所谓“五雷轰顶”的感觉还未吟味,这活生生的现实,便来到了世界。
“但是,日语系老师考虑到你学习日语很努力,现在老师经过打听,了解到中文系还未满额,想把你调到中文系去,系主任已经跟中文系老师提前说了,如果你同意就可以去,就看你的了。”老师接连说到。
信息量太大,一时阻塞了我的思维回路。“我想想再回复您”我从牙缝里挤出了这几个字。
日文系变中文系。
我一心想走的“国际化路线”,变成了“土气感”十足的中文系。虽然我在华中科大读日语双学位上了两年书,但我都完全没有发现过中文系坐落在何处。
开始接触日文,是因为酒井法子的缘故。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个所谓红遍亚洲的“日本最后一个偶像”。前几年,偶像从天堂堕落成了“瘾君子”,一时在拥有共同记忆的诸多80年后心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记得还是录音机的时代,一天夜晚,和小学同学一起上街,他买了一盒酒井法子卡带。回家路上,路过我家,朋友便说要“试音”。
录音机咕噜咕噜转动着,不一会儿,音乐响起。到现在,我都还记得那第一首歌带给我的“震撼”。“噢,上帝,这世界竟然还有如此美妙的声音。”然后,在昏黄的灯光下,仔细看了卡带的封套,甜美的笑容与眼神,仿佛正对着我微笑。所谓少年的心,就这样仿佛被一支“玫瑰之剑”给撬开了。
那盘卡带后来被我借来,少说听了100遍有之。那时,我家因为老宅拆迁,便在老宅基地旁,一家派出所的门口一侧,搭建了一处临时平房,大概也就20多平方米。我的爷爷奶奶从70多岁开始人生最后一次创业,开了小卖部。迁居到临时平房后,小卖部的生意仍在继续。
一到夏夜,摆在街道边冰柜的上方便点上黄炽灯泡,方便买雪糕冰棍的人打开柜门挑选。小卖部对面卖面的女人丈夫,和我的爸爸是小学同学,没事的夏夜,两人总是就着这盏黄炽灯泡,支一张很小的方凳打扑克。附近卖水果的壮汉六婆,总来围观,熟了竟打起了麻将。为了让大家都能听到酒井法子的声音,我总是把录音机的声音调得很大。不胡牌的阿姨,劝我“把声音关小一点吧”,我却总是借着“脾气”置若罔闻。
酒井法子的声音,电视剧陪伴着我整个初高中时代的成长。我买遍了磁带行里所有她的卡带,即使盗版商总是把她那几首歌,通过不停地排列组合,组成所谓地新专辑,我也照买不误。
酒井法子的存在,让我满脑海里充满着“有朝一日去日本看她演唱会”的幻想。
进入大学时代,酒井法子更新缓慢的演艺事业已经无法满足我的需求。我便开始大量看除她以外的日语节目。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什么都看。
就在这样潜移默化之中,我变成了所谓的“知日一族”。在大学读本科时,了解到华中科技大学开设有日语二学位,在整整两年里的周末,我都骑自行车数公里,风雨无阻,到华中科大学习日语。
在备考日语研究生时,我顺利考取了日语一级。本想一切都顺势进入日语研究所,怎奈老天就这样给我开了一个玩笑。
日语系坐落在华中科大的科技楼。相比较于华科其它苏联式老气横秋的大楼,科技楼摩登现代,符合我的所有想象与期待。而现实是,拿着蓝色入学中文系研究生入学通知书的我,没好气地到四处寻找,才终于找到了中文系。
果然,一点都不所谓的“国际化”的“土鳖楼”。
和日语系的学生潮范十足对比,中文系的女生即使只有一人梳着大辫子,也让我把“大辫子”在想象中扣在了每个中文系人的头上。“迂腐”的刻板印象,让我对中文系的一切都充满了排斥感。
2007年9月,中文系开学了。那一年我24岁,幼稚得无以复加。